浅析《史记》写人的艺术手法陈荃荃 《史记》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写人”艺术的先河，无愧于鲁迅所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全书共有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记录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黔首，乃至医仆倡优等四千多个人物。作者司马迁以记实的著史原则，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将各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人物个性鲜明丰富。《史记》之前的史书重于叙事记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到了司马迁，他写的《史记》中却出现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个个活灵活现，如在眼前，恰似电影电视剧一样，美不胜收。 一、 人物个性化的细节描写“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没有生动细节描写，就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善于通过细微而又典型的情节描绘，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例如，《陈涉世家》的开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司马迁选择陈胜在田间耕作时与伙伴的对话、感叹，仅简括的两句，就写出了陈胜人虽卑微却胸怀大志的英雄形象;而陈胜与吴广共谋起义的对话，则表现了他的卓越的政治见解;起义的动员令，突出了陈胜的组织领导能力，至此人物形象十分鲜明了。特别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更显示陈胜雄伟的气魄，铿锵有力，扣人心弦，因而成为千古名句。又如，《留侯世家》的开头，写张良为桥上老人拾鞋：“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在这一段文字中，司马迁抓住几个细节：老父“堕其履圯下”，“谓良取”，张良“愕然”，“欲殴之”，但“强忍，下取履”。青年时代的张良，本是一个血气方刚的豪侠人物，他不惜家财为韩报仇，遂有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之壮举。司马迁在这里却通过张良遇见桥上老人这样的细节，刻画了张良的隐忍，这是张良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这个性格对张良以后协助刘邦平定天下兴国安邦至关重要。还有，《李斯列传》的开头，写李斯观察厕鼠仓鼠生活高下之别而产生的“联想”，就表现李斯的敏睿而有贪欲；《项羽本纪》的最后，写项羽败退乌江却对乌江亭长“笑曰”，则显示项羽的血性人格和绝不苟且偷生的英雄骨气；《高祖本纪》写刘邦在荥阳被项羽部下一箭射中胸口的一瞬间“乃扪足曰：‘虏中吾趾!’”，显出刘邦具有条件反射一般迅速而自然的紧急应变能力。这些细节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志趣、抱负等，由此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调，这些细节符合人物性格，彰显人物性格，做到了一个人物一种性格。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在《史记》中举不胜举。这些细节，写得真真切切，自自然然，都有它的典型性，使人物跃然纸上，千载如生。 二、 人物个性化的矛盾冲突司马迁在《史记》中往往通过矛盾冲突来完成人物性格的描写，这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戏剧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冲突主要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等。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事件情节的步步推展和场面的具体描写，表现了蔺相如不畏强秦的弥天大勇、随机应变的超群智慧和荆轲的慷慨激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通过矛盾冲突彰显各自的独特的性格。《赵氏孤儿》的故事现在家喻户晓，而最早记叙这个故事正是《史记》中的《赵世家》，这个故事情节曲折，惊心动魄。随着故事情节的推演，程婴的忍辱负重、公孙忤臼的慷慨牺牲、屠岸贾的奸邪残暴形象都跃然纸上，各自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善人千年传颂，恶人万世骂名。《鸿门宴》中，司马迁将矛盾冲突集中于瞬息万变、刀光剑影的场面描写之上，以此来表现人物，揭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作者通过项羽对错综复杂事件的处置，显示出他做事轻率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他把你死我活严重的政治斗争当做儿戏一般。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则显示了他的机变、狡诈的性格特点。鸿门宴的场面描写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矛盾和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尖锐派系斗争，而项羽是这些矛盾的集结点。鸿门宴是消灭了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最强大武装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表现了个人与社会时代的冲突。“鸿门宴”上，项羽以“不忍”之心轻纵刘邦，坐失良机，招至自己最后被彻底消灭，也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 三、 人物个性化的抒情描写《史记》的文学性，不仅在情节上具有戏剧的张力，而且，语言的描写也极富文学作品的韵味，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司马迁写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他不仅仅客观地记录历史，而且在落笔过程中溶入了他深沉的爱憎感情。后人读《淮阴侯列传》，无不惊叹韩信用兵之神，而又无不叹惜韩信被杀之冤！这是司马迁在叙事过程用尽曲笔之缘故。司马迁身处汉武帝高度集权专制时代，他仅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忤逆了汉武帝的意思，就遭受人间奇耻大辱的腐刑。当时司马迁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何其痛苦也哉！司马迁虽然遭受腐刑，身处凶险的政治环境，然而他在《淮阴侯列传》中依然秉笔详书韩信指挥的井陉大战等多个辉煌战例，赞颂韩信独出心裁、变化莫测的神奇韬略和他为汉朝的建立立下的盖世功劳。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被刘邦赞为“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人中之杰”，后来竟被刘邦的老婆吕雉以“反叛”罪名所诛杀，甚至“夷信三族”！刘邦回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足见刘邦早有杀信之心！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的最后写道：“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现代学者李笠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有深意，他在《史记订补》中说：“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但司马迁对于刘邦的政治敌手项羽却充满了怜悯和同情。他笔下的《垓下歌》，突出表现了一种悲壮的美。司马迁在这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一首感情真挚的抒情诗篇。起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有气壮山河，势吞万里之气象。作为反秦义军的领袖，项羽当年可谓卓绝超群，勇冠三军。可是到了穷途末路，项羽面对爱妃虞姬却流露出一腔柔情，“虞兮虞兮奈若何”，真切表现了他内心生死离别的痛苦。这样一位力能举鼎、叱咤风云的统帅，到了强弩之未，不仅于战无计，而且连自己的爱妃也保护不了，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悲哀！此刻，面对四面楚歌，项羽感慨万千！“时不利兮骓不逝”。时机于我不利呀，千里马也跑不起来了。这一切似乎全是天意。英雄末路，让人倍感凄凉。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可见，作者是通过抒情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在《史记》中，有的是一篇之中有一个或几个抒情段落，有的是作者特意引入一些歌谣谚语，有的是让作品中人物自己即景作歌，这种写法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高祖本纪》中都有这样的抒情描写。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司马迁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的细节描写，善于通过戏剧化矛盾冲突及运用抒情笔法来描写人物，来表现历史的真实。 （作者单位：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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