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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玉阴刻线与游丝工(下)

 天宇楼33 2017-07-11


        流云纹、卷云纹、变体兽面纹、变体几何纹等。如河南永城邙山镇僖山汉墓出土的心形玉佩、山东济南长清济北王陵出土的玉枕(图10)、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兽面纹谷纹玉璧、西安北郊大白杨西汉早期墓双身兽面纹玉璧(图11)等标本构图,器表阴刻极细的勾连云纹、变体几何云纹、变体兽面纹,皆属典型的“游丝工”技法,玉枕上的“游丝工”线刻图式还见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器。


图12、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镶玉金铺首(局部放大)


  束丝纹、花枝纹、网纹、短平行斜线纹等。如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镶玉鎏金铺首(图12),镶玉雕琢兽面纹,兽面的额、眉、须等处填饰细若毫发的束丝纹。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兽面纹中的三角形、方形、半圆形细网纹,均为“游丝工”技法。西安北郊枣园西汉早期墓大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陕西兴平县武帝茂陵园出土兽面形四神玉铺首、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兽头铁芯玉带钩(图13)图式中也有此类短平行斜线纹、花枝纹、网纹“游丝工”细阴刻线。


图13、陕西西安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兽头铁芯玉带钩


  细微文字的刻划:陕西西安市北郊枣园南岭汉墓M1出土西汉早期墓大双身兽面纹谷纹玉璧,侧面阴刻极细的篆书文字:“六百六十一”,为典型的游丝工技法。此类游丝工文字还见于东汉流行的玉刚卯、严卯图式中。


  汉玉“游丝工”阴线在玉作中应用十分广泛,上文仅是列举了常见的几类。需要说明的是,一件汉玉作品构图往往同时使用多种“游丝工”图式,从而构成玉作图式变换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


  汉玉“游丝工”溯源


  关于“游丝工”出现、流行的年代,目前流行的说法认为“游丝工”系汉玉特有的线刻技法,其兴起年代始于西汉中期以后,这是不确的。


  汉玉“游丝工”溯源,至迟可追索至春秋中晚期,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秦墓M2中出土一件精美的蟠虺纹虎形玉佩(图14),虎头部的眼眉、上下吻、耳、躯体及尾部的边廓,躯体蟠虺纹间隙处,填以形态各异的束丝纹带、平行短斜线纹带,阴刻线浅细、繁密而精整,可视为早期“游丝工”的雏形。类似的集束浅细线刻饰工艺,还见于河南光山宝相寺春秋中期黄君孟墓出土虎形玉佩、陕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玉璜的形构图式中。这一时期玉作中的“游丝工”不仅数量有限,线刻的精细程度不及后世作品,其使用范围似乎也仅被限定在刻划“束丝纹”、细密“短平行斜线纹”中,表明此期“游丝工”阴线还处于较原始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春秋玉作中的细密“束丝纹”,有论者认为应源出于同时代金器、青铜器的同类纹饰中,实则在西周晚期人面纹玉璜、神人凤鸟合体纹柄形器侧面人首集束细发丝纹中也可找到源出线索。


图14、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虎形玉佩


  到了治玉工艺成就空前发达的战国中晚期,“游丝工”技法趋于成熟,不但阴线刻更为精细考究、其应用范畴也不限于仅刻划“束丝纹”、“短平行斜线纹”,而是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刻画禽兽的细部形构轮廓、羽翼、绺毛、发丝,人物的服饰、发式、佩饰,各种用于装饰的花叶纹、花枝纹、细网纹、卷云纹及文字微雕等玉作图案中,尤其是楚玉中的“游丝工”阴线刻,图式变幻生动、精细谨严、极尽奇巧、独树一帜,步入空前繁盛的巅峰期。如细阴线网格纹形构,就有三角形、四边形、菱形、椭圆形、半圆形、水滴形、花瓣形、花枝形、树叶形、鳞形、“T”字形、不规则形等多种,这些刻划一丝不苟的细阴线网格纹填饰于玉作图案空隙处,几乎达到了可随心所欲形变的地步。典型例证见于如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战国墓出土的龙形佩、河南辉县固围村M1祭祀坑出土龙纹璜(图15)、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双首合体龙形璜、湖南临澧九里茶场战国层叠式龙纹玉璜、故宫藏战国盘发玉人等,这些标本图式中均有细若发丝、生动流畅、精整考究的“游丝工”阴线填图。


图15、河南辉县固围村M1祭祀坑出土战国云龙纹玉璜(局部放大)


  西汉早中期玉作中“游丝工”的形态及刻划风格,直接战国中晚期沿袭而来,两者从器形、组图、雕琢技法看区别不大,这一时期流行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双首合体龙形璜及其玉作中的束丝纹、细密短平行斜线纹、细网纹等,皆可直接从战国中晚期玉器中找到出处,尤其是玉作中的束丝纹、网格纹、卷云纹等,可看出承袭战国楚玉的典型特征。西汉中期玉作图案中的“游丝工”,始有趋于简约疏朗之风。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际,汉玉“游丝工”阴线有了明显变化,线条较前期玉作更为浅细、流畅、华美、精致,凸显出更为浓郁的艺术装饰风格,有些玉作精品中的“游丝工”,阴线刻划得极为细浅,肉眼观之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几乎无以窥其全貌,微痕观察却又条分缕析、流畅自如、精整考究,绝少有深浅粗细不均、崩裂、断线、起毛之处的败笔(图16),表明此期“游丝工”技法的发展日臻成熟完善,典型器见于陕西宝鸡北郊金河砖厂东汉早期吕仁墓出土玉辟邪插座、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辟邪玉壶、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玉辟邪、陕西南郑县龙岗寺西汉晚期墓鹰形玉剑首、济南长清济北王陵西汉晚期玉枕等。


图16、陕西宝鸡金河砖厂东汉吕仁墓出土玉辟邪插座

  

        汉玉“游丝工”的刻划工具


  关于对雕刻“游丝工”阴线使用工具的判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细若发丝的阴线是用高硬度的尖状器刻划出来的,此说认为玉作铊具不可能雕琢出如此细浅流畅的阴线纹,况且当时也没有如此轻薄细小又刃口锋利的铊具。另一种观点认为“游丝工”阴线是用极小的勾砣雕琢出来的,原因是玉料硬度大,古代难以找到符合条件的高硬度尖细器刻划工具,况且如不借助铊具刻划,仅凭手持高硬度尖状器亦无法刻划出如此圆熟精致的浅细线。


图17、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玉带钩头部放大


图18、西汉建章宫遗址玉带钩头部观察点


图19、西汉建章宫遗址玉带钩头部观察点放大60倍微痕观察


  近年有研究者对部分“游丝工”阴线玉作标本局部放大后微痕观察,可以看出此类细阴刻线应系使用细小铊具刻划而成。以西安西北郊六村堡西梁果村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兽头铁芯玉带钩为例,钩首兽头上的双角由极细密的“游丝工”阴线刻划,取其一观察点放大60倍作显微观察(图17、18、19),则可清晰地看到阴线凹槽底部有铊具旋转切割留下的集束直线痕,再取其颈部细密网纹作第二观察点放大60倍显微观察(图20、21),可看到构成网纹的阴线凹槽有浅宽和窄细两种痕迹,推定网纹制作是先以细小勾砣刻划出大致平行的窄细线,再刻出与窄细线相互切割的另一组浅宽线痕,两类线均不甚规整,铊具碾磨的痕迹甚明显。再如陕西宝鸡北郊汉墓出土东汉玉辟邪,体表密布的流畅精细“游丝工”阴线,以局部放大作观察点,则勾砣走砣切割痕迹明显,少数地方还能看到铊具旋切的“崩口”现象。


图20、西汉建章宫遗址玉带钩头颈部观察点


图21、西汉建章宫遗址玉带钩头颈部观察点放大60倍微痕观察


  当然也不排除少量的“游丝工”阴线可能是玉工用尖状器刻划而成的,如河北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东汉玉座屏中的神人禽兽浅细线轮廓(图5)、安徽涡阳稽山汉代崖墓出土玉人的头后部细密集束发丝(图9)、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早期墓M1出土的双身兽面纹玉璧图案中填衬的简约不规则兽首纹等,此类阴刻线一般应具有线条极其细浅模糊,刻划不甚精致规整的,甚至肉眼无法细观的特征。


  结语


  “游丝工”是发端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之际的一类细阴刻线微雕治玉工艺,组图形态有单阴线、双阴线、直线、曲线、短斜线等多种,其刻划多是用细小勾砣作工具旋切而成。就自身“微雕”工艺而言,此类阴刻线亦略有粗细、繁简、深浅之分,从发展衍变轨迹看,游丝工自春秋晚期以来亦有一个渐趋发展演变、累积成熟的过程,延至汉代,这种微雕治玉工艺日臻成熟完善,成为同时代治玉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作。春秋战国至汉代玉器中习见的束丝纹、卷云纹、花枝纹、草叶纹、绺毛纹、细鳞纹、细网格纹、禽兽五官细部、人物发丝、服饰等,皆归其范畴。高濂所述的汉玉“双钩碾法、游丝白描”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因而不能将其作为定义、判别汉玉“游丝工”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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