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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骑着麋鹿去封神的壹读君|吴锐 大熊猫为什么就能成为国宝呢，就因为它圆圆滚滚会卖萌吗？话说壹读君也很萌呀！其实要来一场动物国宝大PK的话，低调、沉稳的麋鹿各方面素质都胜过大熊猫（除去不够萌）。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麋鹿这个伴随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图腾动物“文化源远、跌宕起伏、国破家亡、死而复生、重归故里......”的传奇故事吧！ 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被八国联军攻陷，此时南苑作为皇家猎苑，还有部分义和团战士在这里据守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德军攻陷。当时南苑中还保存着中国仅存的几只超珍稀动物——麋鹿，被攻陷后这些麋鹿全部被八国联军士兵劫杀一空。至此，中国大地上这种可能已经存在了上百万年的动物彻底绝迹。都死了？那故事不是该结束了吗？不！麋鹿的大脚再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50年后的事情。这个事我们稍后再说。 没有麋鹿古人会营养不良吗？ 先说说数量，清代麋鹿的数量竟如此稀少，但在商代以前，情况截然相反，麋鹿多到让人类离不开它。麋鹿和大熊猫一样，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物种。麋鹿喜欢在水草丰茂的平原沼泽地生活，麋鹿的化石遍布大江南北。历史上曾西至山西汾河，北至辽宁康平，南到浙江余姚，东到沿海平原及岛屿，都有麋鹿分布。距今4000年到10000年的人类遗址中出土的麋鹿骨骼数量与家猪骨骼数量相当，说明当时人们吃麋鹿肉和吃猪肉一样是家常便饭，可见当时作为猎物被猎杀的麋鹿数量之多。商周时期是麋鹿的鼎盛时期，史料记载商王狩猎4次就可捕获麋鹿726只。 当然平时吃饭光吃肉也不行，还要有主食，古人吃主食也离不开麋鹿。麋鹿喜欢在沼泽地栖息，古人在被麋鹿踩踏过的沼泽地上进行播种，这样的稻田在古代被称为麋田。这也是为什么“麋”发“米”音的原因。《博物志》记载：“海陵县扶江接海，多麋鹿，千百成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耎，民人随此而略，中稻不耕而获其利，所受百倍。”这里记载的是古代江苏泰州一带种麋田的情况。 后来随着麋鹿数量不断减少，麋田数量也越来越少，这时牛才开始登上农业生产的舞台，牛踏取代了麋踏。再后来到汉代随着中国冶铁业的发展，牛拉犁耕地才开始逐渐推广。 看看麋鹿，又帮着中国古人补充蛋白质，又帮着补充碳水化合物，为早期中华民族的人口壮大做出了贡献，此乃其竞争国宝之重要优势之一。 麋鹿原来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麋鹿在历史上对国人除了营养上的贡献外，文化上的贡献更是不可或缺。在公元前7000年到5000年间，古人在麋鹿的骨头和角上刻下字符，创立了骨刻文，后来骨刻文继续演变，到商代发展为甲骨文，再后来美国又出现了个甲骨文公司（嗯，扯远了）。总之麋鹿的骨骼为中华文字的产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在我国古代历史中麋鹿数量曾非常巨大，所以古文中“鹿”字往往专指麋鹿。我们今天的很多文字都和麋鹿有关系。比如美丽的“丽”字，繁体字写作“麗”，因为古人把麋鹿视作美丽的动物，尤其是对麋鹿的一对大角喜爱有加。“丽”字很像麋鹿大角的形状，所以“麗”就是麋鹿头上又加了一对大角。 很多成语中的鹿其实说的也是麋鹿。比如“指鹿为马”、“鹿死谁手”、“逐鹿中原”，从“逐鹿中原”这个成语可以看出，麋鹿在古时还是一种王权的象征。这是因为在商代以后，我国麋鹿数量逐渐减少，猎杀麋鹿逐渐成为一种帝王的特权，比如战国时齐宣王就规定：“杀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可见麋鹿早早就成为国家超一级保护动物了，话说到现在大熊猫也没这待遇吧。 我国古代诗词中也有很多提到麋鹿，比如孔子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苏轼的“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麋鹿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乃是它竞争国宝动物的第二大有利因素。
麋鹿频临灭绝之谜 周朝以后，驯养麋鹿开始出现，但同时野生麋鹿逐渐减少。到元代以后，史料中已很难找到野生麋鹿的记载。到上文提到的八国联军洗劫之后，中国已无麋鹿。那么数量曾经多到肉可以像猪肉一样方便地吃，骨头可以承载文字，为什么后来就绝迹了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性格使然。麋鹿天性温和，就算是发情期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而且麋鹿奔跑速度也不及梅花鹿，极易猎捕，它的皮、肉、骨、角（茸）又都有利用价值，所以随着中国古代人口数量的增加，麋鹿数量必然反比减少。而且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战乱、饥荒，人饿得都要易子而食了，还能放过你这老实巴交的麋鹿吗？另外人口的增加也造成大量农田开垦占据了麋鹿栖息的沼泽，影响了它的生存。 除了人为因素，中国近5000年的气温变冷、沼泽和水域减少，也是麋鹿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 曲折的重生、回归之路 最后，要进入本文的高潮部分，话说麋鹿1900年在我国已经绝迹，后来怎么又再次出现重获“新生”了呢？这要归功于一位英国土豪，在英国伦敦以北45英里有一个叫“乌邦寺”的地方（名字很美好啊），这里有一块占地3000英亩的庄园属于野生生物学家贝福特公爵，他在1894年至1901年通过各种渠道共为庄园引进了18只麋鹿。八国联军洗劫南苑后，贝福特在英国的这18只麋鹿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后的18只麋鹿。后来就是靠这“诺亚方舟上的”18只麋鹿不断繁殖，挽救了这个物种。 乌邦寺庄园 到二战时乌邦寺的麋鹿数量已达到255头。此时贝福特的儿子小贝福特提出一个动物保护的理念，他套用财经领域的话说：“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为了避免麋鹿死于德国人的空袭，他将庄园里的许多麋鹿转移到了国内外其他一些大的动物园中，这对麋鹿后来的种群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发展到今天，麋鹿已在23个国家或地区的200个公园或保护区中被饲养。 小贝福特关于动物保护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当年麋鹿在中国濒临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气候改变，所以历史的巧合让麋鹿在其他国家不同的环境中繁育，反而重获生机。这也为其他珍稀动物的保护提供了借鉴。 1954年，伦敦动物学会终身会长哈里森·马修给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赠送中国几只麋鹿，一方面是希望麋鹿重回故乡，另一方面也是贯彻小贝福特多地饲养的想法。作为研究甲骨文的专家，郭沫若自然很清楚麋鹿对中国的价值，也很明白这件事的外交意义，他立刻积极推动此事。最终经中方外交部同意，英方首相丘吉尔认可，在1956年，英方成功赠送给中国2对小麋鹿，中国回赠英国扬子鳄、鸳鸯等珍稀动物。 冷战背景下悄无声息的麋鹿外交让麋鹿时隔50多年重回故乡，但可惜这4只小麋鹿并没能成功繁殖。后来到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大熊猫走出国门的时期，英方又陆续赠送中国60多只麋鹿，并成功繁殖。如今我国有南海子、大丰、石首三个麋鹿种群，总数已达3000多只。 艰苦的重生、回归之路，传奇的经历是麋鹿竞争国宝动物的第三大优势！ 参考文献 1.《麋鹿和原始稻作及中华文化》，游修龄，《中国农史》 2.《中英“麋鹿外交”》，张民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3.《麋鹿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丁玉华，《安徽农业科学》 4.《麋鹿研究综述》，张光宇，《河南林业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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