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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笔记开始 约莫半年前，北美馆趁着标题为「当下档案．未来系谱」的双年展，邀来了知名人类学家迈可．陶席格（Michael Taussig）前来给一个公众演讲。题目很吸引人，是「民族志笔记即后现代档案」。 坦白说，看到陶大师名字的瞬间，我还揉了一下眼睛，因为真的没想到会是在美术馆首次瞻仰风采。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那些以南美资本主义为主题的大部头著作，而是其指导学生说过的一则小故事：在某一次探访完巴西的回程中，这位学生因为被怀疑牵涉毒品走私而被扣留在美国海关。尽管一再说明那只是一趟单纯的旅行，海关人员还是没被说服（该学生非裔的身份显然也没帮到忙）。 结果在打开行李箱检查后，发现里面躺着一本陶大师送给他的个人著作，书名为《我的古柯硷博物馆》。当场，他的嫌疑瞬间急速上升。大师的书名总是充满创意，他还有另一本谈田野笔记的小书叫做《我发誓我真的有看到》，我期待他在北美馆的演讲会是由此出发。
陶席格大师的《我的古柯硷博物馆》，害惨了自己的学生。 演讲还没开始前，我们一行来朝圣的台湾人类学家排排坐在下面拿出笔记本等大师开示。只听到大师开场时率性地说，「我今天不谈民族志笔记了，我要给另一个题目」，接着便针对一本关于库德族的影像文字记录集，阐述这些「档案」如何能被重新组合起来捕捉一个在地图上消失的族群及其苦痛与奋斗。 这个主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但在失望之余，我边听思绪边开始漂移，漂啊漂，突然漂到在斐济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在首都档案馆经历的一段故事。以免忘记，顺手就在还是空白的笔记本页面上记下，提醒自己以后要在芭乐人类学上谈一谈。当下没有意识到的是，我这么一记，就是在生产一个可以供未来检索的档案。正是因为档案的创造是那么地容易、那么地多样、那么地深入琐碎的日常生活，档案的管理于是成为生产知识、控制人群的重大工程，而傅柯在《知识的考掘》中便是认为，看似有秩序的过去，其实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档案部署移动的结果。 档案馆里的人类学家 对在田野人群中打滚的人类学家而言，档案看似十分遥远，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是不会接触到档案的。我们自己的田野笔记、日记其实就是一种档案，而所谓「田野的真实」，也是这些档案堆砌出来的（我猜这就是陶大师原本要谈的吧）。 另外，即使是离现代化、工业化再遥远的田野地，其中的人们也同样地具备生产档案的能力。记得有一次在我那没有接电（更遑论计算机、打印机等器材）的斐济田野地村落的传统会议上，一张张A4的议事重点突然被发下来给坐在草席上的乡民们。而我在采集地方历史传说时，正感叹知识渊博的老酋长的过世，意外地发现他竟留下了珍贵的亲笔手稿。 至于在我们的到来之前，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殖民档案、教会档案、旅人游记、地图、人口普查等资料，更是人类学家们运用已久的材料。正是如此，一群人类学家很佛心地编纂了一本《人类学资源：档案、图书馆与博物馆收藏资料导览》，里面详细列出了世界各地的档案馆信息与收藏品目录，供那些不满足于从田野搜来的资料的人类学者使用。 即便如此，这些常被冠以「二手资料」的档案，在人类学研究中还是时常被安排为辅助性的角色，我们书写的主角依然是那些在田野中亲身经历见闻的故事、言谈和活动。1981年，另一位人类学大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一本讨论以库克船长为首的西方人与夏威夷原住民接触的历史的《历史隐喻与神话真实》，昭示了档案馆里挖出来的材料，如何可以被拿来做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并且以人类学「文化」与「结构」的理论视角来讨论。 与陶大师同样具有书名安排创意的萨大师，在2004年又出版了一本《对不起，修昔底德》，幽了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一默。全书最主要的章节谈的是「文化」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十九世纪斐济两个酋邦的战争，而他的材料又再一次地通通是来自于档案馆。 萨大师这样为人类学理论发展另辟蹊径，迅速地聚集了一群快乐的「档案馆里的人类学家」伙伴们（主要为其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如科恩、卡马洛夫夫妇），却也让他因档案解读的不同观点四处与人爆发笔战。 然而从他的相关作品可以清楚看到，对各种来源的档案高超的掌握度，使他能舌战群儒而不曾居于下风。窃以为最精彩的例子是他在1993年于《美国民族学家》期刊发表的一篇战文，旨在反驳一位学者认为斐济「乞求」（kerekere）传统是英国殖民政府建构出来的、且在1860年之前没有被明确记载过的论点。只见他好整以暇地在前面从理论角度拆解、偶而还夸一下对方，然后在中段呈现1860前各种不同档案中已有「乞求」的记载，并亮出他的王牌：一个1835年美国船员的日记篇章，最后又以更多的档案记录将战线拉到另一个层次。 而同时间，他其实也正在与一位斯里兰卡籍人类学家针对夏威夷原住民档案的问题大战三百回合。在这里必须补充强调的是，萨大师这些对夏威夷、斐济历史档案的洞见，是根基于1950年代蹲在一斐济小岛上将近一年的扎实田野经验，并非凭空而来的。 萨林斯大师在遁入档案馆前的一本基于扎实田野工作的著作， 从田野到档案馆 跟随着萨大师的脚步，约莫60年后我也来到了这热带群岛，以村落环境保育为主题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结束田野一段时间后，依然还没有动键盘的我不断在思索田野中遇到的一个问题：田野地岛上有两大块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一、于英国殖民时期划定的「Taveuni森林保育区」与「Ravilevu自然保育区」。 然而，这两块环绕着我的田野地村落、影响岛上空间关系甚巨的保育区，却没有人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背景为何，而在当代生态保育的报告书中，它们也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受到萨大师的感召，我在2012年申请到了台湾世界南岛研究硕、博士生论文资料搜集补助案（含政府档案、教会档案、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准备进入那传说中的档案馆圣殿中一窥堂奥。 我的想法很天真单纯，魔鬼藏在细节里，而答案一定藏在档案中某处，找出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我瞄准了三个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档案存放地点：斐济国家档案馆、天主教教会档案馆、还有斐济博物馆附属图书馆，并住进附近一间两坪不到的背包客客房，每天档案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坐下、调阅档案，一直到关门才离开。谁知道，这些空间简单质朴、馆员亲切乐于助人的档案馆，却像艾可《玫瑰的名字》中的图书馆迷宫一样，要找寻资料竟须经过重重迷途与译码的过程。 作者在档案馆中的感觉（电影《玫瑰的名字》中的一景）。 好吧，说得有点夸张，其实在博物馆附属图书馆和天主教教会档案馆中，由于期望原本就不太高，所以过程尚称顺利。前者收藏了历年关于斐济的国外博硕士论文以及政府报告书，后者则提供了清楚的档案目录。但在天主教教会档案馆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档案遗失、保存状况不佳（有一张资料就在我面前粉碎）、以及一些档案是以我不熟悉的法文记载的。在这里，我主要的收获是知道1895年田野地岛上的天主教教会的园子里，种了几颗芭蕉、芋头和卡瓦胡椒。 至于拥有大批殖民档案的斐济国家档案馆，则是最让我受挫的。首先，它到现在还是在用旧式的图书馆索引卡柜，这本身倒不是什么问题，但那反映的是那里没有一个理想的搜寻系统或目录。档案管理员跟我说，「你跟我们说你有兴趣的题目，我们就想办法帮你找出相关的档案。」然而在给了一些关键字后，我得到的多为搔不到痒处的英国殖民政府年鉴或森林法规报告。 与馆员一来一往沟通了几回合，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开始被端出来，例如派驻在田野地岛上殖民首长亲笔填写的年度报告书。但再定睛一看，这些报告书其实就是一种索引，上面记满密密麻麻的主题（从明确的「当月报告」到隐晦的「关于M的船的报告」）与编码。 我接着根据这些编码调出更多的档案，但很快地面临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很多报告是英国殖民官员用草书誊写、混杂英文与斐济文，很难阅读；二、就算读得懂，也往往与我的研究问题无关。然而若不调出来，我也不会知道内容是什么；三、每次调档案，都要填一份调阅单，麻烦馆员进去库房一趟。同时，一次又不能调出太多，而且有些会被回报遗失，另外些我则翻了三秒就退回。这样来回许多次后，让我对馆员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就在这样调阅、失望、困惑、歉意的循环中，我度过了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也终于能体会《玫瑰的名字》中主角的惊呼：「所以图书馆并不是传播真理的工具，而是拖延真理显现的地方？」
斐济国家档案馆入口。 档案馆迷宫中的转机 这个时候的我，有点像人类学家纪尔兹著名的〈斗鸡〉文章中讲的那种刚进田野时「如风一般」没人愿意搭理、令研究者极为受挫的状态，只不过我的场景换成是在档案馆中罢了。但很幸运地，我也遇到了我的「斗鸡」时刻，彻底扭转了之后的命运。 不知道何时起，我注意到有位白人博士生也开始进来档案馆，坐在我旁边的书桌工作。为什么知道她是「博士生」？在斐济做田野一段时间后，我得到了一种可以在路上分辨出「博士生」的能力（他们往往衣着朴素、自信、不爱拍照、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另外，我看到她每次都能调出一叠叠以我没看过的资料夹包覆的档案。很明显地，她有一个清楚的研究计划，而且她知道她在做什么（不像我）。有一天我真的忍不住了，过去跟她攀谈。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伊瓦德妮（Evadne，希腊神话中海神波赛顿之女），加拿大人，来斐济做传统舞蹈的博士论文研究，本身也是一位舞者。她来到档案馆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在档案中找出英国殖民政府是如何看待传统舞蹈，另一个则是找出她的祖父，一位殖民时期的土地调查员，在档案中的踪迹。我问她是如何着手进行档案研究，她回答： 『很简单啊，有一个列着不同主题的档案目录，我找到「表演」的项目，就开始调出相关档案。』 「等等，有这样的目录！？」
 斐济国家档案馆的厕所很早就认可了「第三性别」：「研究者」 亲爱的馆员，妳为什么都没有跟我提到呢？彷彿深怕太过大声把这难得的线索吓走，我赶紧轻手轻脚走到柜台，一字不差地把那一长串目录名称吐出，只见馆员若无其事地将一份薄薄只有两三页的小册子顺手交到我的手中。 原来从头到尾，这份文件竟然一直躺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回到位子上坐定，我迅速找到了「林业」的项目后，递出申请单，然后又得到了另一本更厚的目录，上面列了各种有关林业的大小主题。我以手指一一点触扫描下去，终于，在序号37号、编号49号的档案夹名称栏位，我找到了它：「Ravilevu自然保育区」。我再次递出申请单，接着各个层级的殖民官员与专家针对这个自然保育区与一旁的「Taveuni森林保育区」的来往公文、书信、报告，通通被摆在我的面前。最重要的是，上面一字一句都是用打字机清楚印出来的。两块保育区的生命史，就这样藉由重重的档案活了起来。
 作者终于调到正确的档案后，兴奋地拍了张照，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漫长阅读分析的过程。 之后我是怎么将这批档案文件储存分析就不用多提了，简单来说，我发现这两块保育区是在英国殖民政府摆荡于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环境政策下形成的，且充满各种辩论与协商。在斐济国家档案馆的这段经验让我明了，为什么学界会有「档案田野」（archival fieldwork）这样看似相互矛盾的说法。 会如此称呼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人类学家带进档案馆的问题，往往是由田野而来，也就是说档案馆与田野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体。另外方面，档案跟田野一样，不是只有目录和文件，而终究还是由人所构成。因此在档案馆中，研究者也需要跟馆员打交道、跟一同出入档案馆的访客建立关系、也会有情绪、也会有盲点。可惜的是，现在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中，已几乎不太谈档案研究了。我在这里就只能以这样一则小故事，留下档案，希望能启发更多明日的档案馆里的人类学家。 ? 林浩立 檔案也可以田野嗎？談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article/6598)? 人类学之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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