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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典型的阿城粉丝了，他的小说、游记和学术随笔，几乎读过一遍。 小说对他来说，束缚太大，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大海装入脸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所有理解，都在三王里表达完了，在那之后，他的写作陷入漫长的无所事事。 我看他写鹰，文字俭省，意味隽永，但毫无意义，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满意这类玩意儿。 有次在我风堂与涌叔聊阿城，我说我不认为阿城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涌叔大惊，你这个土火，居然敢说这种话。 阿城当然是绝顶聪明的写作者，但这未必能保证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每个小说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而阿城的强项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一种束缚，更复杂的多元语境下，他的写作就像对虚无出拳。
阿城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沈从文、汪曾祺的再传弟子，致力于小说的本土化。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小说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乡土化和文人化，沈从文最好的小说都以湘西的风土人情为描绘当对象，但时代消灭了那种语境，沅陵河上水手和他的白脸长身的女人消失了，美的幻象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样的写作不再成立。 汪曾祺白描式的小说手法为人称道，他笔下的世相百态让人缅怀，但那不过是夕阳无限好，再往后，他无法进入他的时代，就好比传统山水画难以描绘当代景观，而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抚摸草木、江河以及各地土特产。 丧失了现代性的写作，文化属性再强，文学价值也会被打骨折。 木心也是这种情况，他的写作不可谓不现代，但其现代性远远滞后于时代对一个牛逼作家的要求，比如把汉赋与象征主义杂交，追求歌德式的“美啊，为我停留”。 不断自我抚摸的文学，虚弱得冒汗。
再说一下语言问题。 当代中国作家诗人都受益于国外翻译文学作品，这涉及到我们文学传统的范畴。古典文学、白话文和国外翻译作品是我们语言的三个来源，通过对它们的整合，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作出现代性的言说。 换句话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早就是我们写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学传统的有机部分，这与能不能读懂外文原作没有半毛钱关系。 外语学院毕业的未必能写出一句原滋原味的庞德，而通过大量阅读翻译作品，一个僻居乡野的人也能写出让人信服的小说或诗歌。 这与西方作家就比中国作家高档木有太大关系（当然就目前而言西方作家显然比中国作家牛逼）。 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段位太低的文艺青年满脑壳浆糊，搞不大懂，就不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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