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2017年6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和数字经济》。报告分析了2017年全球各地区的投资趋势,并重点指出,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它改变了全球经济投资模式,逐渐影响全球价值链取向,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政策挑战。为此,各国政府须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报纸原文:《全球投资进入数字化时代》 李书峰 编译 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约2%,降至1.75万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了14%,降至6460亿美元,流向最不发达国家和脆弱经济体的投资维持波动和低水平状态。2017年的预期谨慎乐观。虽然2017-2018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会适当恢复,预计在2017年增加到1.8万亿美元,2018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但依然会远低于2007年的高峰。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数字经济重要性逐渐凸显 首先,数字化发展正在影响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统计,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四分之三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网上购物。按照互联网渗透率(互联网使用者与总人口数之比)的地域划分,2016年发达国家该比率为83%,发展中国家为39%,非洲为20%,亚洲为4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55%,转型经济体为55%。
其次,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占比逐渐增大。商对客电子商务模式(B2C)的交易量从2010年占GDP的0.5%增长到今天的1.5%,但是在商业交易中,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模式(B2B)之间的交易量比B2C的交易量还要高三分之一。另外,在GDP总量占全球70%的经济体中,互联网产业为它们的GDP贡献了四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基于数字技术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中的应用,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所有生产行业的竞争力,并且为商业和创业提供新的机会以及更多的海外市场准入。同时,全球数字鸿沟的存在对社会和发展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产生复杂的互联网规范问题。决策主体亟待解决相应的挑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数字经济对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投资对数字化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数字技术的采用改变了跨国公司的国际业务以及子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而所有国家的数字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针对性的投资政策。向数字经济过渡是所有国家的主要政策导向,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可以从数字化中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也能拓展海外市场增加出口,实现国内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和全球价值链的关联。另外,利用不同国家特定的市场条件,如农业、教育、健康等方面优势创造新的市场,开放更多的细分行业,新商业模式的形成亦成为可能。 数字化机遇与风险并存 数字经济有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或发展挑战。数字技术有效增加了获取基本服务(电子健康、远程教育、金融服务)的方法,并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效率(电子政务),支持政府反腐败工作。一般来说,数字化可以在社会和经济交互中扩大选择并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允许用户创建、访问、利用和分享信息改善生计;并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扩大公民赋权和集体参与度。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一直是国际生产增长的根本推动力,而数字跨国公司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它们为数字化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工具。在近十年中,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数字跨国企业不仅在所有行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借助在资产总额中的较高占比,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机会和资产结构。
2000-2010年全球数字跨国企业前100位的排名并无明显变化(根据国际资本占比排名),但是2010-2015年全球一百强企业中数字跨国企业所占数量翻了一番多,从4个增加到10个。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运营,如Instagram、Uber。科技跨国企业主要来自美国,发展中国家占比极低。以Alphabet、Microsoft等企业为例,它们已经成为数字产品和服务行业的领导者,但是不同类别中最大的公司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全球性企业。例如百度、网易,它们的国际资本占比少,市场高度集中于国内。
科技跨国企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多种关联要素的相互作用,包括数字革命带来的强大技术和市场动力、高利润率和流动性产生的金融可靠性和支付能力,以及企业管理文化的创新。因此,科技跨国企业在核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延伸至数字领域。在短短几年中,部分科技跨国企业已成为数字化经济的中心。跨国公司利用成本差异,控制资源以拓展国际业务,进入海外市场,并通过国际生产网络创造新的治理和协调机制,寻求更有效率和更具资源的投资,影响跨国投资的数量和方向,改变跨国企业的业务类型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治理模式。
但是风险依然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因缺乏投资、技术和生产能力而产生的数字鸿沟使得数字化的过程复杂而艰难。其次,完全应对传统的发展挑战仍存在限制,比如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远程教学、医疗,但是不能替代传统的学校和医院。第三,政府的监管职能受到挑战,一方面需应对数字化和自动化所带来的就业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应对数字安全和公民隐私等问题。第四,数字化发展将所有国家牵扯其中,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对少数数字跨国企业的依赖性,导致它们进一步被全球经济边缘化。 数字战略与投资政策并重 随着广泛的投资政策建议和数字化发展被逐渐认同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数字化发展政策。从宽带计划到数字化发展战略,再到工业4.0愿景等,正配套建设数字化发展必须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但是迄今为止,多数数字化发展战略并没有为投资决策者提供有效的指导意见,而且缺乏具体的配套措施。
此外,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改变国际生产,而且能够改变投资格局,因此数字经济的综合投资政策框架不仅要确保将数字化发展嵌入到投资政策中,同时要确保将投资政策纳入到数字化发展战略中。
首先,应将数字化发展纳入投资政策。从国家层面,决策者需评估现有投资法规受到数字化发展影响的程度,使投资规则现代化,以减轻数字化带来的风险。从国际层面,需适应不断演变的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等国际投资规则。其次,要将投资政策嵌入数字化发展战略。政府需评估数字化发展战略中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包括宽带覆盖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等。要通过产业集群政策和重心扶持,改进创新融资方式,推动本国企业发展;为私有化投资创造适当的环境,完善投资规则和法规促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政策目标,建立全面的数字连接。要通过加大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相关技能等领域的投入,获得低成本的数字服务,例如云服务。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服务,为当地投资者创造需求,降低经营成本。再次,应建立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进程和沟通渠道,制定包括数据安全、隐私权、竞争、消费者保护、国家安全等在内的最新法规,解决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6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相关文章 数字时代的网络安全,美国才是最大的网络入侵者 | 社会科学报 《社会科学报》新媒体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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