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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公元一一四七年十八岁的朱熹中建州乡贡。主考官蔡兹看了朱熹交上的三篇策论后激动地对人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公元一一四八年，绍兴十八年，朱熹进士及第。公元一一五一年，被授左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
自此，他走上了他并不喜欢的仕途。
对官场的厌恶与躲避，应该说首先是来自朱熹所尊敬之人的影响。
前苏联的加里宁就这样说过：“教育者影响受教育者的不仅是所教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态度。”
父亲朱松因反对秦桧投降政策，愤然罢官回家，这是朱熹自小便知的事体。再来看看成长中的他所崇敬有加的“武夷三先生”：白水先生刘勉之，绍兴中以荐举赴 朝廷，逢秦桧擅权，知不与其合，即谢病而归，杜门十余年；屏山先生刘子翚，因为同样的原因辞归武夷山，淡然无求于世，不出者凡十七年；籍溪先生胡宪还是因 为这个原因，辞官不仕，执起了教鞭。
映入眼帘的现实世界，豺狼当道，君主昏庸，政体混乱，纲常不振，党禁森严，正学被黜。此正孔子所 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立身于无道之世，那么自当卷而怀之，转而回归自我的内圣之路，寻求道 德与知识的自我双重完善。
面对眼前铺开的仕途，朱熹怎么能欣然如有所归地踏上这条路呢？事实是，他从上任之初便想到了任满后辞职回家。
官场如歌厅，作为一个成年人，带着新奇的目光偶尔走进去，体会一下其中的另类生活状态就够了，焉能将余生全部浸泡在那里！
这种比喻很蹩脚。因为朱熹没有将涉足官场当作人生的一次猎奇经历。他在无力拯救与抗拒现实之余，本着儒家推己及人的善念，从自己力所能及处着力，力图植一片绿，营造一方春天。
于是，他以学化顽，以智启愚，“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走到哪里，就将学堂办在哪里。只要有耳朵的地方，我 的嘴巴便在那里宣讲知识与真理，这成了他此后一生的行为准则。此时，朱熹更没忘继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涵养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所不学，禅、 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因为进士及第之后还如此如饥似渴地探求知识，他甚至让周围的人很困惑，以为遇到了“学习控”。他是这样解 释的：“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
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
这就是一个学人的生命宣言。只要一息尚存，我便学习不已。于是，进士及第且为官后的二十四岁朱熹，于公元一一五三年夏天徒步数百里前往延平，求学于父亲朱松昔日的同窗好友，著名理学家李侗。
先说李侗的老师罗从彦。
罗从彦，字仲素，为二程的再传弟子，是杨时的高徒。当年，他为萧山令时，闻听同郡杨时得二程洛学真传，慨然慕之，于是徒步前往拜师求学。杨时对他熟察之后，喜道：“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杨时弟子千余人，罗从彦名列第一。
罗从彦拜见杨时三天之后，深为老师的学问折服，乃至“惊汗浃背”地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他曾经与杨时探讨《周易》，到乾卦九四爻时，杨时说： “伊川说甚善。”罗从彦马上变卖田产换作路费，前往洛阳龙门山拜见程颐。其为学，以主静为宗，教人“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 养心之要”。
再来说李侗。李侗，字愿中。二十四岁时听说罗从彦身负二程河洛之学，于是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求见罗师。其后，跟随罗师多年，深得上自二程发微，中经杨时阐述，最后至罗师总结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精髓。
李侗之学也主静，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对于二程的“理一分殊”学说，李侗认为这是区分儒与释、道的根本标志。“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李侗学成之后退居山田，谢绝世故四十余年。他时常食不果腹，却始终怡然自适，大有颜回之风。对待学生，答问不倦，虽根据各人才具浅深而因材施教，但必使每个学生返身于自家内心，求得对所学知识的内在存养。他的口头禅是：“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他曾这样评价《中庸》：“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 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这对朱熹日后将《大学》、《中 庸》从《礼记》中拽将出来，单册列书，标明为《四书》之重要内容，有着直接的学术先导影响。
朱熹称颂李侗：“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李侗也这样赞扬弟子朱熹：“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
从二十四岁赴同安任主簿到二十八岁任满离开，朱熹在五年时间里得暇便赴延平，平日里则用往来书信讨教问题。后来，朱熹将李侗回答儒家经义的信札辑而录之 为《延平答问》。正是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朱熹深知自己昔日泛滥佛老之非，遂专心于圣贤之学，逐渐廓清并奠定了以承继二程学术为基础的硕大理学体系。
涓涓细流终于汇聚成河。
十四岁之时，朱熹师从“武夷三先生”，其学术承继图是：朱熹——刘勉之、胡宪——杨时——二程；二十四岁之时，朱熹师从李侗，其学术承继图是：朱熹——李侗——罗从彦——杨时——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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