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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巨识宏论，足可 使西汉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不失为治国安邦良策，终于使文帝悦服，拟委贾谊以公卿之位。但周勃、灌婴等一伙思想僵化、识见短浅的老臣，只图把持自己的 官位，不肯为国让贤。周、灌虽是安汉重臣，功劳显赫，但在治理国家上则胸无良策，甚至偏执狭隘，压制那些识见高过自己的人才。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周、灌两 人在刘邦面前合伙诋毁陈平之能，中伤陈平华而不实，背兄盗嫂，事主反复无常，收受贿赂等，几使刘邦失去一位谋臣。此时，两人对贾谊又重演故技，肆意诋毁， 称其“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屈从周、灌谗言，不敢再亲近贾谊，感情渐渐疏远，遂断了委贾谊以公卿之位的念头。对贾谊的策略也置诸脑后， 并将贾谊外放，任长沙王太傅去了。在老臣们的排斥、忌妒下，贾谊空有满腹治国经纶，被外放江南以后，终日忧国忧民，伤悼壮志未酬，抑郁而死，年仅33岁。 文帝号称贤明，尚不能用贾谊之才学，反映出僵化的老臣左右朝政，实是国家不幸！ 贾谊临死前夕，诸侯王分裂势力有增无减，国家面临四分 五裂危机，内乱已迫在眉睫，文帝不得不用贾谊之计，乃徙其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得大县40余城，以钳制齐、赵之地，成父子两代之利。至文帝前元十六年（前 164），即贾谊死后四年，形势更加严峻，文帝始用贾谊之计，“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使齐王襄 和淮南王喜的势力首先被削弱。而对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楚两国仍未敢轻易触动，矛盾危机继续存在。 文帝后期，晁错继贾谊而起，更是一 位力主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的激进者。他的才学担识，博得文帝称赏而“奇其材”，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号称“智囊”。文帝又通过策对，以晁错的回答为第一，擢 升中大夫，成为皇帝顾问。景帝即位后，先后以晁错为内史、御史大夫，协助皇帝更定法令，论治诸侯王罪恶，削其封地，收其枝郡，名震朝野，备受重用，获得贾 谊不曾有过的殊荣。但是，晁错的政治主张和他所参预制定的政策、打击诸侯势力等，直接触犯了诸侯王利益，为诸侯王所切齿仇恨，为邪佞所不容，又遭到贾谊所 不曾受过的谋害。诸侯王忧虑朝廷削地无己，不能自保，惶惶不可终日，个个蓄势侍发，决心同朝廷一决高低。至景帝初期，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用武力与朝 廷抗争，保护自身利益。并以诛晁错为名来号召诸侯，掩天下耳目，把一个忠心耿耿的谋臣推上了断头台，使之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牺牲品。 吴在诸侯国中势力最强，拥有3郡53城的广阔地域，强兵50万，盛产铜、盐，占据三江五湖之利。自高祖十二年（前195）；刘濞被立为吴王后，即心生歹 念，图谋不轨，大展乱世奇才。为实现其计划，积极安抚百姓，赏赐爵禄，争取民心；延揽人才，招诱逃犯，蓄积反动势力；大力开发资源，炼铜铸钱，煮海水为 盐，经日积月累，富甲天下，虽免征赋税，而国用饶足。至于吴国广大百姓，谁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就拥护谁，不太关心统治集团内部的是非曲直。因此，刘濞颇得 吴民拥戴，乐于为用，成为其敢于造反的重要基础。事件爆发以后，刘濞公开承认：“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 此。”足见七国之乱非一朝一夕酿成，早在高祖刘邦时已种下了祸根。 鄙俗富者易侈，贵者易骄。刘濞居富贵之位，渐成骄侈不驯之性，俨然 有如天子一般。至文帝时，刘濞与朝廷矛盾公开化。先是其骄悍的太子与皇太子一起玩耍时，以下犯上，相争不让，被皇太子使人杀死，归葬吴国。吴王既遭伤子之 痛，又生归葬之恨，立刻恼羞成怒，将儿子尸体送回长安埋葬，以示抗争。自此衔恨在心，称病不朝，有失藩臣之礼。对此，文帝心中也十分明白，知道吴王实际无 病，以子死之故而与朝廷作对，多次责问吴使。刘濞闻知皇帝责问，愈益惶恐，遂加紧策东越发兵助战。吴起兵后，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六国，紧随其 后，也起兵反，而且赵王刘遂又使人与匈奴连兵，顷刻天下大乱。 刘濞率兵自广陵出发，顺利渡过淮河，与楚军会师，并肩向西，进入河南郡 后，直逼关中。凡搞阴谋，总须有个借口，以掩盖不可告人目的，而吴王既以诛晁错为号召，又赤裸裸地表明要当皇帝。在号召各国起来造反的反书中，声讨晁错 “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而皇帝多病昏暗，不能省察，故而 举兵诛之，以清君侧，以安社稷。同时，毫不掩饰与朝廷抗衡的野心，自称为了今日之事，已准备了30年，非一朝一夕，远在晁错削藩之前。 七国反书传到京城，晁错认为吴故相爰盎曾声言吴不反，是受了吴王金钱收买，专为吴造舆论掩盖，欲治其罪。爰盎闻知后，先发制人，通过窦太后侄子窦婴向景 帝进谗，说唯有杀了晁错，吴、楚方可退兵。乱了阵脚的汉景帝误信谗言，将晁错满门斩首。晁错、爰盎两人索日虽同朝为臣，却坐不到一起，经常勾心斗角，互相 倾轧。只因晁错能力高过爰盎，事情做得多，遭人忌妒，成为众矢之的。爰盎利用景帝失察，不明真象，借刀杀人，使晁错成了冤魂屈鬼。本来爰盎也曾向景帝说 过：“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但看风使舵，不作坚持，只图左右逢源，保官活命。为吴相时，失职不谏，讨好吴王，说吴王不反，日以饮酒为事，苟全性 命。景帝听信此种邪佞之言，拿忠臣开刀，令天下寒心，地道昏君所为。 晁错已死，吴、楚等叛军不退，刘濞反而自称“我已为东帝”，继续 挥师西进，逼近梁国。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请求景帝派兵救援。至此，景帝始知悔悟，错杀了晁错，只好兴兵讨伐。遂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窦婴为大将军，率领 36万大军平乱。周亚夫先是避开吴楚兵锋，深沟高垒，别使轻兵断绝叛军粮道。吴王擅权独任，既不敢分兵给部将，又不肯接受他人建议，虽有数十万大军，却成 了孤家寡人。很快因粮道断绝，军中乏食，不战自乱，向回溃退。周亚夫乘势出精兵追歼，大破吴楚叛军，斩杀10余万人。吴王弃军而走，逃入东越，被越人杀 死。楚、赵等六王，见大势已去，一一自杀，历时仅3个月的七国之乱土崩瓦解。 平乱中，太尉周亚夫知己知彼，敢作敢为，是朝廷军队取胜 的关键人物。为了取得全局性的胜利，置景帝救援梁国的诏命而不顾，大胆牺牲梁国局部利益，不奉诏命，终于集中兵力打败吴军，赢得全局胜利，表现出大将才 能，战争又创造出一位英雄。刘邦临终称周勃可安刘氏，文帝死前称周亚夫可嘱大事，两人所言尽皆应验，君臣槲知，是西汉兴盛的重要因素。 西汉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分裂割据危机，不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只要存在握有实权的诸侯王，中央集权就得不到真正加强与巩固，分裂割据的危险就存 在。因此，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着手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即使对他的儿子也不例外。一是进一步分散、缩小诸侯王势力范围，其弟梁王死后，分梁为五国，立梁 王五子皆为王。二是诸侯王不居国鲤事，留在京城，置于皇帝眼皮底下，便于随时监督。三是取消诸侯王理民治国权力，改由朝廷所任相国与内使治理，直接听命朝 廷指挥，同郡一样。至汉武帝时，又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子弟皆分得王国中的一块土地为侯，归郡管辖，使王国进一步缩小， 无力兴风作浪，而中央直接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宗室子弟一一封侯后，有名有利，千恩万谢感激皇帝，有利于增强向心力，巩固统治政权。 经过一系列改制，诸侯王的封国仅是食邑、衣食租赋而已，权力全部集中于朝廷手中。从而结束了自西周以来延续千余年的诸侯割据体制，皇权空前加强，使西汉真正成为封建专制集权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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