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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几年前，社会上又重新兴起一股国学热，由于各种总所周知的原因，不少“仁人志士”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为崇高使命，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股国学热中，起初，是《弟子观》的活学活用，之后，各地的国学馆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家长们甚至直接把孩子从体制教育中“解放”出来，送到国学馆和私塾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再往后，还有“国学进校园”、“国学进社区”（作为影迷的我，只能感慨：幸亏“国学”没进电影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化繁为简的国学有时候还和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使它在极短时间内拥有了一大批信众——无宗教之名，却行宗教组织之实！ 面对此情此景，起初也有一些清醒冷静的学者站出来发一些善意的提醒，但收效甚微——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 最近，有某女士在网上视频中大谈“女德”，引起公愤，不少民间的自媒体也纷纷对其言论口诛笔伐，以表明自己对现代女性和性别关系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 我看了那位女士在网络视频上的一些言论，里面的内容和立场，放在当下，确实让人匪夷所思，气不打一处出。但细想一下，这些言论和价值观，也并非她原创啊，而是自古有之，甚至根深蒂固。 倒推一百年，中国社会普遍民众都还在信奉她这套“女德”。而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套存续了千年的信条，却在当下遭到最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这里面折射出的，已经不仅仅是“女德”问题，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达成共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这也说明：想要用传统文化来塑造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国民性，已经不灵了！ 这不禁使我们发出疑问：为什么它就不灵了呢？ 2 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演变历史。 我们在日常提到的“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侠义的文化概念，从内涵来看，它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其中夹杂着道家和佛教的部分内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儒、释、道”三位一体。 事实上，华夏文明的文化形态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元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思想大爆发，群星璀璨，百家争鸣。从思想文化的演变角度来看，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括诸子百家的理论和思想成果，但因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儒家文化脱颖而出，统治天下近两千年。至此，现代语境中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已经简约到儒家文化这一宗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儒家文化发端于周朝，其制度和理论经春秋时期的孔子删减编修，形成规模（四书五经），后经各代演变，逐渐成一个庞大的体系（经、史、子、集、六艺等文献中均有儒家文化的体现）。 这套体系，看似复杂，但概括起来，其实只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个人品格的养成（比如说“君子”这一概念）和社会制度的建设（比如说“以孝治天下”）。同时，孔子以及后世儒家都觉得，要完成这两方面的内容，最好的途径便是“教化”（它有别于现代教育，分为自我教育和政策推行两方面），希望通过“教化”，最终能达成国民性格和社会制度的和谐统一，即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后世给他的最重要的历史身份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这个角度来看，儒家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精进的入世文化。而且，在漫长的竞争过程中，儒家文化能够打败其他学说，逐渐成为华夏农耕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第一，儒家文化继承了周朝的文化精髓，具有历史延续性，而非无根之水，有雄厚的理论根基和实践基础。 第二，个人品格的养成和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两大内容，一方面具有普适性（有民众基础，可操作），另一方面为容易为当政者所采纳（成就霸业）。 第三，以“教化”途径达成上述两方面内容的和谐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的动物性（摆脱民族野蛮），手段温和，又不消极无为（相对于法家和道家而言），这种中庸的态度和方法论，迎合了当时农耕社会的需求，推动了华夏民族的文明进步。 基于这些内涵和历史背景，儒家文化也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对内注重品德修养（君子应具备的五种美德：仁义礼智信），对外注重“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族伦理和社会制度（三纲五常）。 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发展至今，确实对中国（乃至东亚和东南亚）的国民性塑造和社会制度的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有坏，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现在都成了史书上既成的事实！ 3 如果岁月一直静好，如果1840年没有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如果历史的车轮就一直这样波澜不惊地往前走，也许，那位女士在网络视频上的“女德”言论和经验分享，会得到无数民众的呼应和效仿。 但事实上，从大门被打开的那一刻起，中国就已经被迫卷入了世界民族之林，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人们开始一步步艰难地走向自我觉醒，越来越意识到主体建构的重要性，而且，民众的主体建构和社会制度的演化也越来越显现出现代化的趋势。 文化形态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对错之分。“对错”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评价和取舍，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情境。 在稳定的农耕社会，民众的主体建构主要依靠个人的自律和以家庭、私塾为单位的教育（孔子所说的“教化”），它单纯、淳朴，价值观单一，它的力量很稳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功能分化也越来越复杂。这导致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在主体建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多元的价值需求；其二，不再只受个体和家庭（宗族法则）的影响，而是受到家庭、学校、医院、工作单位、社交群落、互联网、权力机关等各种平台的综合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的主体建构处在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中，关于“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该如何成为那样的人”这些问题，我们面临着更多的选择。 同时，社会制度也随着国民性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演变，民众对主体建构（自我觉醒）日益增长的诉求，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对婚姻制度、国家体制、公共社会法则等各方面都有所影响，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根据个体（自我）的需求建立关系和制度。 至此，无论是出于个体诉求，还是社会发展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为代表）都逐渐成为众多选项中的一个。而且，选项的基数还在不断扩大，终将导致其逐渐丧失主流地位，而被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所取代！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依靠农耕文明延续下来的单一文化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的文化发展虽经历过民族主义的冲击和阻断，但依然沿着一条曲折而清晰的路径在前进——由儒家伦理向人文主义过渡！ 人文主义虽发端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和扩张，早已没有了东西之分。它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和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这些主张，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潮流，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在人文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已经无用武之地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有二。 首先，文化惯性依然在动荡变革的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文化惯性影响，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依然有着广阔的群众基础，只是渐渐会丧失其主流地位而已。 其次，儒家伦理和人文主义并非完全对立，相反，它们彼此有着丰富的内在联结。儒家伦理中，有许多价值观是合乎人文主义主张的，比如说“仁义礼智信”，比如说“有教无类”（平等）。这些主张，都在肯定和维护人性尊严。同时，人文主义在发端之初，就曾不断吸收儒家文化的精髓。启蒙运动中的很多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和洛克，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将其运用到他们新的理论中，比如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 同时，这也意味着，只要符合人文主义精神，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西方思潮，都将被吸纳、被传承；反之，则会被历史抛弃。 5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女德”言论遭诟病这一现象，它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违人文主义价值观的部分内容被否定，被抛弃。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人们开始以人文主义为信念，对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做检验和甄别。而且，随着主体建构的完善（自我觉醒程度加深），这种甄别越来越显出理性的趋势，也越来越表达着人性的诉求。 所以，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为什么传统文化不灵了？”，而是，在我们面对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中，哪些是符合人性诉求和时代潮流的？ 苏格拉底说：“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相信：经过严格的审视、检验和甄别，人们最终会携带满足这两个要求的内容，进入下一个时代！
2017年6月14日 中国深圳·新世界山月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长按扫码即可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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