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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苗先生

 老鄧子 2017-07-25

这些年过去,对白苗先生的记忆是越来越淡了。院子里的老报人聚在一起,偶尔会带出一两句关于老先生的事,说是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他读过五遍,便能一字不漏地当场背诵,说当时字典少,不认识的字问他都能知道,有活字典之称,说他给报社工人夜校上课,会揣着一块做电版用的黑盐木,他上课其实是讲故事,海口话里说的“学古”,说到关节处,他会把木头往桌上一拍,给大家来个拍案惊奇。说着说着也就过去了,没有人想要写成什么。前不久,见海南日报海南周刊在记述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文化人时,有记到白苗:陈铭章,1901年生,笔名天尔、白苗(解放后用),日军侵入海南前,任《国光日报》编辑,日军侵入海口十余日后,逃往广州湾,又转赴香港,抗战胜利后回海口,在《世纪晚报》任知识副刊主编。解放后在海南日报工作。又记:在香港,他出版了《琼崖散忆》、《琼崖歌谣》。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琼崖散忆》收录作者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都是作者的忧思之作。虽只是雪泥鸿爪般的寥寥数语,却让我对先生渐渐淡去的记忆有些清晰起来。

  那天天气真好,想做的事就是去白苗先生家一趟,他的儿子应该在家的。先生的家在一条巷子里,是闹中取静的地方,进了一扇石砌的拱门,有个庭院,一栋二层的小楼,白苗住在二楼,窗户对着天井,有不知名的藤葛从墙根下爬上来,一直爬到楼顶,家里便有了满满的绿意。记得他有一个儿子,年纪和我相仿,长相白皙,木讷寡言。我去先生家里,一坐就是半天,他进进出出地走来走去,添水倒茶,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话,有时见他必恭必敬地端坐书桌边帮父亲抄写稿子。白苗都八十多岁了,有严重的白内障,毛笔写字,随意时笔划难免潦草难辩,都得儿子给他另外誊清抄正。

  那条巷子小时候我们都叫臭屎巷,后来被写成少史巷,雅致倒是雅致了,但却和少史无关,少史是什么,没有相关资料记载,不可考。臭屎巷却有其来历,旧时海口人家,不设卫生间,也没公厕,排泻靠的是马桶,家家备有马桶,每天一早,第一件事是出门倒粪,海口话叫“倒咸”。有倒的就有收的,早早地就有人来收了,用牛拉的车,车上置椭圆的大木桶,早早地就在巷子里等着四面八方的人家来“倒咸”。老海口很小,说是四面八方,其实也只是三瓦五舍,三街五巷,没多少人家, 巷子就靠着北门城墙,连中山路亦是没有。那时海口叫所,上世纪二十六年成了市,才开始有些模样。白苗出生时年号还是光绪,然后宣统三年,到得民国,都十岁了。对我说起这些,犹如历历在目,他说赶牛的车夫都是长辫子,有个车夫因为辫子太长,在头上盘着像顶了个小马桶。

  白苗先生是海南日报最早的副刊编辑之一,算是承先启后的人物,民国时期,他就在旧报纸编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编辑新的海南日报副刊,按当时的说法,属于留用人员。编辑之余,他会用白苗的笔名写些有关海南的传说故事和历史钩冗。当时让人津津乐道,之后还能记忆犹新的便是丘濬和海瑞的故事连载。白苗先生一直在报社里编辑副刊,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正常退休,其间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曲折,算得是善始善终了。用他的话来说,他就像是家里那幅挂在墙上的国画山水,不敢说赏心悦目,但肯定没有害处的。“文化大革命”来时,大家好像也没记起他来,也是像那幅国画山水,破“四旧”后被卷了发放在角落里,一天一天地过去,就被人遗忘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报纸是没有副刊的,后来又恢复回来了。海南日报不但有文学副刊,还有综合副刊,而且还有了个文艺副刊部。我在副刊部当编辑时,陈青野是主任,有一天他对我说,去找白苗先生约稿吧,综合副刊需要他写的那类文字。于是我便认识了白苗,开始有了来往,一来二去地也熟悉了,并成了忘年交。那些年里,他给我们的综合副刊写了不少文章。白苗先生幼时启蒙私塾,年轻时在学校执教国文,又在报纸的副刊里浸润多年,文字底子厚实,遣词造句,自有自己的面目,其用词古语皆成新语,写新事亦好像是诗经里的。笔之所至,包罗广阔:谈道、谈艺、谈习俗、谈生活、谈遭遇、谈朋踪交往、谈名人逸事谈地方掌故、谈旧时朝野,色色具备不仅可以作喝茶的佐趣,亦可以充当海口近百年史的证考资料。

  文字之余,白苗先生好“学古”。我常陪他一起喝茶,他夏天是短袖的对襟杉,冬天是长袖对襟杉加一件夹袄,或厚或薄,呢子礼帽,拄一根拐杖,衣履整饬,举止从容,在巷子里走动,就别有丘壑和气势。拐杖是一根粗的红藤,去藤器社请人用火烤熟后弯曲捋直而成。久后磨蹭得有些短了,又请人用车床车了一圈不锈钢管嵌上,拐杖磕碰地面,就会一声一声有节奏地回响。从他家里出来,抄近路,穿过对面人家庭室,就是牛车巷,走过巷口,左手边是我们常来喝茶的茶楼。老街骑楼,大多前门临街,后门倚巷,旧时是家家户户,皆门庭敞开,过往行人,为了方便,随意进出,也没有要过问的,这似乎是约定俗成,亦是司空见惯。上学的时候,为了赶路,我和同学们亦是常常这样穿堂入室,有时渴了,讨杯水喝,那家里主人也是笑脸相向,热情有加。茶楼铺早早坐满了客人,见老先生来了,先是让出座位,然后又都聚拢过来,围着先生坐定。茶师傅会给泡上一壶红茶,不加糖的,也不记单。盘古开天地,上下五千年,老先生是信手拈来,说有就有,且妙语连珠,高低轻重,缓急虚实,诙谐百出,偶尔还适当藴籍地夹杂着些海口方言,听众无不为之倾绝。一夫荷戟,万夫趑趄,说的不是白苗,但老先生在喝茶“学古”时的跌宕起伏,却有着这样一种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白苗先生眼疾益重,文章也渐渐写得少了。一次应约去他家,推开房门,见老先生戴着眼镜,左手里还拿着一枚放大镜,端坐桌前,正有笔有划地执管挥毫,态度安详,容貌伟杰。见纸上已密密麻麻地爬满蝇头小楷,每个字都摆得四平八稳,骨肉停匀,风骨犹如隋唐人写的经。他说儿子有事出差,只能亲笔而为了。写好后,他把稿纸折好,放在信封里交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气喘,手上也开始出汗了。记得那篇文章是写白沙门的,写宋元之际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海战,白沙门之后是厓山,宋朝随之灭亡。之前白苗先生和我说过文章的内容,这亦是老先生给我们副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真的好文章,必是他的人比他的文章还要好。我觉得白苗先生的人亦是比他的文章还要好的。

  白苗先生卒于1989年,按海南习俗计算,天上一岁,落地一岁,怀胎十月,亦是一岁。老先生享年虚岁九十有二,算得是人世里的山远水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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