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故事：一篇文章让你全面了解魏源(5)

第五节 痛定思痛撰写巨著

　　几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南京条约》墨迹未干之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回味刚刚散去的硝烟的意蕴，魏源就已写成了《道光洋艘征抚记》，详尽而忠实地记述了作为中国近代史发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这是中国人关于鸦片战争的最早记载。书中揭露了英国殖民者严禁其国人吸食鸦片，而“专诿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的险恶用心，谴责英军发动野蛮掠夺的侵华战争，“奸淫掳掠焚杀惨甚”的滔天罪行；展现了黄爵滋主张严禁鸦片，林则徐“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等史实，赞扬了林则徐、邓廷桢、陈连升、陈长鹏、裕谦、葛云飞、郑国鸿。郑鼎臣、陈化成、姚莹等抵抗派将领严厉禁烟和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彰了三元里及其沿海沿江民众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事迹；揭露了道光帝的昏聩虚骄，制置乖方，举措失当，琦善、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主和派的卖国行径及奕山、奕经、杨芳、余步云等逃跑将军临阵脱逃的丑态。该著作还提出了“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即发动民众抵抗外侮的思想，提出了“购洋炮洋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思想，后一主张是《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先声。《道光洋艘征抚记》因触及主和派，只能以不署姓名的抄本形式流传下来。

　　1842年夏，魏源还完成了另一部著作《圣武记》。如前所述，他在道光九年任内阁中书时就留心掌故，为撰写当朝史作准备。但促使他正式动手将筹划十余年的当朝史资料写成《圣武记》的，则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他在《〈圣武记〉叙》中说：“晚近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圣武记》取纪事本末体，前10卷叙述清初开国史，如平定三藩之乱，勘定蒙古、回疆及大小金川，与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的关系，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镇压农民起义等重大军事、政治、外交活动，并考究其成败得失；后4卷综述清代兵制兵饷，并总结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其《武事余记》所辑《城守篇》、《水守篇》、《坊苗篇》、《军政篇》、《军储篇》等5篇是魏源的军事学专论。《圣武记》的写作意图是通过回顾清朝前中期的文治武功，总结清朝开国以来的军事、政治的经验教训，以激励当朝统治者励精图治，严修武备，整饰内政，强国御侮。同时，写作该书也是为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如他自己在“叙”中所说：“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他希望道光皇帝能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样重人才，整纲纪，修军政，严法令，使四境安宁，外夷宾服，建立不朽的功业。《圣武记》着眼于现实，故在道咸间为关心国事者争相传阅。

　　1842年冬，魏源写成了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海国图志》。编写《海国图志又是林则徐交给他的任务。他没有辜负挚友的嘱托，以林则徐提供的《四洲志》等资料为基础，又搜集了许多中外资料进行编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3个月内完成了第一版50卷本的撰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增广为60卷。后来，他又得到葡萄牙人玛吉士著的《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的《美里哥志略》等加以补充，于咸丰二年（1852年）扩充为100卷。《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著作。

　　《海国图志》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内容是提出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阐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海国图志》所揭示的“攻夷”、“款夷”和“师夷制夷”称之为对外政策的“三大主义”。

　　魏源在《筹海篇》里，阐述了“攻夷”、“款夷”、“师夷制夷”三大主义。关于“以夷攻夷”，魏源指出“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之以夷攻夷”。首先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筹海篇》共4篇，前2篇是《议守》上、下，他鉴于西方侵略者坚船利炮，善于在海洋上运动作战，为扬长避短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的战略防御方针。其次是要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条件去防御、战胜英国侵略者。《筹海篇》第三篇《议战》阐述了“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美、法、俄与英国有矛盾，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皆我之近邻，对英国侵占印度，进攻中国也都存戒心。我“若能许俄罗斯海舶赴粤贸易，联络弥利坚、佛兰西等国”，近督尼泊尔进攻印度，则“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魏源“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思想，与林则徐“以夷治夷”的主张是一致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评论林、魏这一思想时指出：“外交上林则徐、魏源强调‘以夷治夷’并非主观空想。美、法两国想夺取英国对华贸易的利益。葡萄牙怕英国夺取澳门，愿供给船炮及新式技术，并通报新消息，这都是事实……廓尔喀想联合中国共同反抗英国侵略，这也是事实。这些事实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可是腐朽的清政府不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它以‘敌情叵测，难保其非阴助英人，代探我虚实’为借口，拒绝利用美、法等国与英国的矛盾”（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从而在鸦片战争中断送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条件。

　　关于“以夷款夷”，魏源指出，“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筹海篇》第四篇即为《议款》。所谓“款夷”就是以外交、贸易、经济等手段处理与各国的关系。“款夷”之策有二：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即满足各国通商的正常要求，按通商各国的惯例与各国做生意，注意利用各国、各外商之间的矛盾，使各国互相逐利而争好于我。二是“持鸦片初约以通市”。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故“款夷”则必禁鸦片。魏源强调，“款夷”虽是非武力的和平外交手段，但处理外交问题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必须立足于自立、自守、自强。他说：“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因此，必须加强国防，加强武备，他说：“至于武备之当振，不在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之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如果我们内部空虚，百业废弛，武备不振，在外交场合也往往是易被人欺侮的弱者。“款夷必须坚持”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的原则。魏源提出的关于外交事务的杰出见解，实创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之先声。

　　三大主义中，最为精彩、最富创发性的是“师夷制夷”说。魏源在《筹海篇》第三篇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必须学来为我所用。魏源提出了一个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发展近代民用工业的蓝图：（1）在广东沙角、大角设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船厂除造军舰，且可造商船。火器局主要制造战舰用的火炮和城垒用的守炮，以及各省绿营用的鸟铳、火箭、火药，还可造民用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生产生活用具。可见，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绝不限于军械，而是要军工、民用皆能“师其所长”。（2）聘用外国科技专家。具体说来，是聘请弥利坚（美国）、佛兰西（法国）、葡萄牙3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陆巧匠、精兵以传习之”。魏源认为这样做，既可学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又可以培养本国专家。（3）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城市仿效粤东船厂、火器局，建造船厂和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另外开采银矿，除朝廷开采外，“沿海之银矿许民开采”。魏源的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民族工业的需要。（4）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魏源看到清朝的军队日益虚弱，军中的武器装备日显落后，军中的组织纪律日渐荒疏，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根据魏源的设想，“师夷长技”的近期目标，是通过建立造船厂与火器局，学习西方的造船铸炮技术和“行船演炮之法”，组建一支拥有中号战舰100艘、火轮船10艘、官兵3万人，炮械精利，号令严明的水军，以改变清军水师的落后面貌。“师夷长技”的长远目标，是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赶超欧美，打败外国侵略者。他相信中华民族只要发愤图强，善于学习西方，就可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人是聪明的，罗铖（指南针）、壶漏（钟表）“创自中国而后西行”，只要做到放眼世界而不故步自封，勇于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就可以赶上西方国家，与它们并驾齐驱，并且能够超过它们。

　　魏源强调，不论“攻夷”、“款夷”，还是“师夷制夷”，都必先“知夷情”。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海篇三·议战》）；“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卷五三）；“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悉夷情”（《圣武记》卷十二）。他自己编写的《海国图志》，就是一部帮助国人“知夷”“悉夷”，帮助国人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的著作。（1）《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科技，介绍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民用生产技术。卷八四收《仿造战舰议》，卷八五收《火轮船图说》，集中谈轮船、兵舰；卷八六《铸炮铁模图说》，卷九一《西洋自来火铳制法》，卷九十《西洋炮台说》，卷九十《地雷图说》等对西洋各种火器作了很多介绍；卷九四《西洋器艺杂述》，根据多种资料介绍了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闹钟）、天船（热气球或氢气球）、风铳（气枪）、指南针、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水琴、风琴、风锯、电锯、显微镜、自鸣钟、避雷针等。（2）介绍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两院制：“王后主国”、“贵臣共十二人……理政事者先”，“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上议院），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卷五一、五二）他颂扬美国“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的总统选举制和“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会独徇同”的国会制。（卷五九、六十）他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等办理国务”、“惟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誉为“西土桃花源”。（卷四七）（3）介绍了西方列强的近代工业化发展概况，介绍了英、美等国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书中提到欧洲人以“商贾为本计”即以工商立国，如英国，其人“皆力工勤商，早夜经营之效，由人烟稠密，户以繁滋，田园不足于耕，故工匠有35万户，多于农夫三之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每百人中务农者十之三，开矿者十之一，制造者十之一，为商贾者十之二，余教师、法师、医生、武士、水手”。（卷五一）（4）介绍了欧美各国的文化、教育情况。它让国人看到西方各国相当重视教育。“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也很发达，各国“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卷三七）。美国也是如此，“好学进，遍庠序”，“每乡设学馆一所”，“不拘贫富”皆可入学。“国内遍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国之男女无不能书算者。”“又设授医馆二十三所，法律馆九所，经典馆三十七所，教人行医，通晓律法，博览经典，通各国音语。”（卷六十）（5）介绍了英、美等国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情况。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而婚姻则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决定。而英、美等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婚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妻死乃得继娶，虽国王亦只一妃。”（卷五三）《海国图志》还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它堪称近代早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百科全书。

　　经过鸦片战争，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都进一步暴露，使魏源对清王朝的弊政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使其改革弊政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关内政改革的内容在《海国图志》这部巨著中也有反映。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概括为两大祸患：一是“人心之寐患”；二是“人材之虚患”。所谓“寐患”是指愚昧无知。由于清政府长期执行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茫然无知。他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昧于“夷情”的陋习，指出清统治者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海国图志》卷五二）。道光皇帝也竟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海国图志》卷五三）。他把昧于外情的顽固派比作不知墙外有天的井底之蛙。所谓“虚患”就是指空虚不实，其具体表现是虚伪、粉饰、怕困难、结党营私、养痈遗患、崇尚空谈、不务实事等。

　　魏源在《筹海篇四·议款》中指出，鸦片大量输入与战争失败的内在因素，是由于国政腐败所致，是由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如果不是“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英国侵略者是不会那样放肆的。今战争失败，人们“但归咎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今益以养痈为得计”。“割痈之人”，是指领导禁烟与抗战的林则徐及其他人。“养痈溃痈者”是指妥协投降的穆彰阿、琦善等腐朽愚昧官僚。爱国有罪，昏庸当道，清廷朝政是何等腐败。

　　面对这一现实。魏源要求对国政进行大力“变更”。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发出了祛除“两患”、革新内政的强烈呼声。他说：对于鸦片战争之惨败，“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徘，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因此，要认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他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而不是哗众取宠，以切实行动取得切实效果，则不难“寐患祛而天日昌，虚患祛而风雷行”。此段话，他一连用了5个“去”字，4个“祛”字，2个“毋”字，可见，他是多么焦灼地盼望以改革的风雷驱除天日的阴霾。

　　在与《海国图治》几乎同时问世的《圣武记》等著作中，魏源也大力呼唤变革。他在《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中提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在《默觚·治篇》中，痛斥清朝官吏不习“吏治”，不求“民瘼”，不问“国计边防”，浑浑噩噩，“除富贵之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之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并深刻地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利国愈甚。”（《默觚·治篇》十一、五）

　　总之，《海国图志》对外主张“师夷”，主张学习西方，对内主张“变更”，主张革除弊政，并要求把“师夷”与“变更”，把学习西方和革新内政结合起来。可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魏源革新内政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产物，而它的提出又标志着改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促进了近代改革思想的发展。《海国图志》是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改革开放的方案。魏源是开中国改革开放思想之先河的先进思想家。

　　《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它既没有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一般国人了解世界的普及读物，也未能为顽固保守、不思进取的清政府采纳，致使其现实意义难显于当世。然而，《海国图志》却对近代士人、近代知识精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深深地启迪和鼓舞了后来的早期改良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支配进步思想界达七八十年之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海国图志》更多地为人们重视。侍郎王茂荫于《天津条约》订立后向咸丰帝推荐该书，要求从中探明“御夷之法”和“抵制之术”（《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二十八）。接着，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称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洋务派使其主张得以部分施行。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叙，将他在福建创设船厂等洋务称为“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早期改良派也颇赞赏其主张。王韬在《扶桑游记》一书中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再后，又影响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他早年就阅读了《海国图志》等书，稍长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于1879年再读《海国图志》等书，“渐收西方之学，为讲学之基础”。梁启超多次高度评价《海国图志》。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称“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指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是“新思想之萌蘖”。《海国图志》堪称与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历程相始终的一代名著。

　　“墙内开花墙外香”。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短短几年，翻印本和节译本竟有20余种，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日本维新运动先驱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佐内等争读这本书，深受启迪。他们称赞此书是“武备大典”，引魏源为“海外同志”。魏源的著作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对日本的倒幕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海国图志》对西方也有一定影响。早在1850年，德国人郭实腊、英国人威妥玛，即将《海国图志》摘译成德文、英文，向西方介绍。19世纪末在美国亦有译本流行。

　　中日近代化一败一成的命运，从《海国图志》在自己的故土受到冷落而在东邻日本产生广泛的共鸣这一现象中可以约略窥见因由。日本的盐谷世弘慨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转引自王家俭：《魏源年谱》）这种奇特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不仅是爱国思想家魏源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墙外香”也是魏源和他的祖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