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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谈起在中国历史上我最喜欢的人物，那没有谁能超得过苏东坡的，这样一个放旷达观，拥有赤子般的天真浪漫并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的妙人，实在是深得我心。而描写苏东坡的作品中，尤以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原名为The Gay Genius）为佳，林先生将苏轼那种放任风流、富有生机的人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书中最打动我的，便是描写苏轼在黄州的那段经历。对东坡稍有了解的人，自然懂得此处之于他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因为苏轼的大部分传世名作均诞生于黄州，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黄州的自然美带给苏轼艺术创作的灵感，苏轼也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可以说他与黄州是相互成就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黄州是苏东坡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分界点：在此之前，他是志得意满的大才子，锋芒毕露；在此之后，他踏上了一去不返的贬谪之路，然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也是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的起点。 书中《赤壁赋》一章开头是这样写的：“现在苏东坡过着快活的日子。黄州虽是贫瘠的小镇，但是万缕闲情、风光、诗人敏感的想象力、月光美酒却混合成强大的魅力、使东坡活得很诗意”，把东坡此时的生活写得泰然自处、无往不乐，似乎与想象中的贬谪生活相去甚远。然而从东坡本人写的《答李端叔书》中“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以及《卜算子》中“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等诗文中，多少还能感受到他此刻的落寞：任谁遇到这种人生际遇的重大转折，都不得不喟然长叹。当然，他绝不会沉浸于这种孤独落寞的心境中。我们喜爱苏东坡，便是因为他即使身处困境依然不改的乐观与旷达，就像罗曼罗兰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看清世界的真面目后依然热爱它。苏轼正是这样的人。  初到黄州，苏轼刚刚从“乌台诗案”的灭顶之灾中逃脱，也已经历了宦海浮沉；在黄州的四年，他不断地自省与反思，终于脱胎换骨，走向了真正的成熟：这种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也正是在黄州，他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一种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不为物所役的潇洒；“也无风雨也无晴”则点明了他对于今后处境顺逆概不挂怀的心理。此时的日子是清贫的，但苏东坡就是有能力将这贫苦的日子过得如享乐一般，虽有“垦壁之劳”，但这种充实反而赋予他更多的闲情逸致，时而会敲牛角打拍子唱民歌，乃至于开始钻研煮鱼、炖肉、熬制东坡羹……苏轼向来欣赏的陶渊明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东坡想必对此也深有体会，垦荒种地让他体会到生命的本真，懂得了人间有味是清欢。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他既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又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尤其是当忧患来临时，他依旧不为处境所困，只求独行其是，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我们喜爱苏东坡，不仅是爱那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洒脱，还是爱他敢于道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直率，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即便仕途多舛却仍初心不改：“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入则致君尧舜上，责君至善；谪也必尽己所能、利一方百姓：所以他筑苏堤、灭蝗灾、修浚运河、赈济流民，可谓是怀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我猜这大概是古往今来每一代都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崇拜着苏东坡的原因吧。东坡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他生动活泼的人格，不仅仅来自于他赤子般的真挚诚恳，不仅仅来自于他对生活永不衰减的热情，还有这种脚踩污泥、心向光明的坚守：这是一种不为个人际遇所累的潇洒，更是不忘初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与担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虽渺小如你我，但若能本着赤诚的初心前行，留下或浅或深但真实可见的印记，那也是极好的。  供稿：诸颖 编辑：侯宇宁 诸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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