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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社会大变革的结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本奇之又奇的隐写的历史，而从表面上来看又是一本情色小说。清初40年间，刊刻小说却近200部，是整个明代小说数量的总和，堪称繁荣。体裁上更是丰富多样，白话、文言都很兴盛。文言小说中志人、志怪、琐语、箴规各种文体全备，白话小说中按体裁既有话本小说又有章回小说，按流派则时事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艳情小说都呈现出创作的生机，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小说也多次重版，且产生了清初独有的现象：公案小说的消亡与代之而起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勃兴和时事小说的繁荣。  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崛起是清初小说中颇具争议的一个现象。在山河失色、国鼎两易的清初，一批文人不管不顾国家危难，躲在梦中的江南的乌托邦里，创作出大量的风花雪月、谈情说爱的才子佳人小说，这种行为颇为人诟病。才子佳人流派的小说情节模式化，背景雷同，却很畅销，受时人的欢迎。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的关注。不少人都竞相批判才子佳人小说的避谈故国，脱离现实。但经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几乎在大的改朝换代之际，都会出现一系列这样的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的避谈故国，恰恰是心怀故国，脱离现实恰恰是曲折地反映了现实。才子佳人小说将故事背景定在风光绮丽的江南，事实上，清初的江南经过残暴的践踏后，已是一片狼藉。小说中的江南是士人心中的江南，是故明的江南，对江南生活的描绘和怀恋其实是士人对故国的怀恋。  《红楼梦》虽然在第一回里提到书中的故事年代无考，然而却有着非常明显的晚明的特征，在第五十五回以后的贾家生活的象个仙境似的，大家活得无忧无虑，甚至醉生梦死，而且还深入刻画了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这都具有着强烈的清初作品的特点。 石昌渝先生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所讲：“明末的小说和清初的小说之间虽然仅仅以1644年这个年代为界，但因为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1644年前后的小说在题材和思想上是有明显不同的。明末的小说，只要是稍微严肃一点的文人作品都表现出忧患意识，而清初的小说，也只要稍微严肃一点的文人作品都表现出黍离之悲。”与明末相比，清初小说有着显著的易代后特征，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进行研究。 明亡之后，这些“亡国士大夫”遗民们面临着报国无门的尴尬，他们没有办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致力于“治财赋”、“留心政事”等经世实践，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得不以讲学著书为“应世之务”，反思明亡教训。在此思想影响下，清初史界、文学界明显地表现出与时代相关联的特色。  在当时的史界，修明史之风盛行。修明史总结亡国教训，一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经世致用功能，另一方面也是很多后亡人作为自己存活的重要精神慰藉之一。所以，清初既有遗民学者借修史以存故国，又有贰臣借修史抒发故国情怀，缓解内心歉疚与不安，同时还有官修明史以示正统与裁定史实。据粗略统计，顺治康熙两朝维护明王朝的私家修史群约133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苏省最多，为43人，浙江省次之，为20人。所修史书内容丰富，有明代史、南明政权史、明末党社活动、明末农民起义、鼎革之际的历史、抗清义师活动，还有清初文字狱。这些史书或为明朝死节之士立传，使之不朽；或总结明及南明相继灭亡的教训；或感叹世事，叙述史家自身在战乱环境中的惨痛经历；或征实纠误，还原历史的真实；或激励仁人志士为复国而奋斗。  然而修史也是非常有风险的，最有名的就是“明史案”，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富户庄廷鑨，因病眼盲，想效仿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前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后归安知县吴之荣再次告发，此书终引起清廷关注，遂大兴文字狱，相关人等被捕杀殆尽。此案先后因此狱牵连千余人，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虎林军营被集中宣判执行，囚犯集中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被杀者共七十余人。 正是因为“明史案”而导致了《红楼梦》这部隐写历史的出现，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确定《红楼梦》成书于清初，而不是乾隆年间，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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