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

重新设置了监御史。当时经济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异姓王已被消灭，匈奴威胁稍微减轻，而且惠帝与地方官员的关系远不如刘邦时期密切，所以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中央并且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对恢复的监御史的职权做了规定，使监御史成为单纯的地方监察官，而不是像秦朝监御史那样在监察之外还有很多职权。《唐六典·御史台侍御史》原注记曰：“惠帝三年，相国奏监御史监三辅、郡，察以九条，察有司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恣为奸诈论狱不直者，擅兴徭役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政故劾无罪者敢为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非所当服者，凡九条。”对于监御史设置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是仅仅限于三辅地区。其实原文中的“三辅郡”不应该连读，而应该读作“三辅、郡。”惠帝时期监御史设置的范围应该是全国各郡。由于诸侯王权力大、地位特殊，所以没有在王国内设置监御史。监御史每年要定期到中央汇报工作，“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为了防止他们与郡守勾结，还要每两年轮换一次，“监者二岁更之”。但是很多监御史玩忽职守，有的还跟郡守等相互勾结，对郡守等包庇纵容，工作很不力。汉中央发现了这一现象，于是在监御史制度之外设置了一套新的地方监察制度——丞相史出刺制度，和监御史制度并行。“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文帝派出丞相史出刺，使之监察太守和监御史。关于丞相史的地位，《汉旧仪》上是这样介绍的，“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看来是九位丞相史每人监察九州中的一州，这就奠定了武帝时期刺史制度的基础，形成了刺史制度的雏形。丞相史是丞相的属官，对丞相负责，而不象刺史那样对御史大夫负责，看来丞相史学出刺制度也让丞相增加了一定的监察职权，扩大了丞相的权力。但“丞相遣使分刺州，不常置”，属于临时派遣的官员，不是经常设置的，而且，两套监察制度并行，职事重叠交叉，容易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等问题，显然，这种制度很难有效地监察地方，不能为后世所效法，地方监察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刺史制度就相应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