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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学经典英译的时代要求(一) ——基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 国学经典外译对翻译研究、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现有的国学经典译作并不理想，突出表现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以及文化蕴含诸方面的不足或缺失。这一状况归根结底在于翻译理论和文化自觉的欠缺。本文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对比分析为例就其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以及文化蕴含诸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国学经典英译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国学经典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它塑造了民族性格和民族魂，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国学经典翻译则关乎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中的文化品位。 我国翻译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尚书·大传》记载，我国最早的译事发生于公元前 1037 年左右（杜国娟, 2013: 230）。然而，国学经典外译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最早将国学经典翻译成外语。标志性事件是罗明礼将《三字经》译成拉丁语，由此开启了东学西渐的进程。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西学的冲击，国学以及国学外译渐趋冷落，在此背景下，章太炎发出了“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章太炎, 1997: 6）的呼声。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学外译自然是根本之举。然而国学外译并没引起学界的重视。当前，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学外译再次兴起并走向学术研究的前沿。 回顾我国翻译史，外译中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国学经典外译发端很晚，且处于边缘位置，所译总量很小。“我国大约有 3.5 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 2007: 56）另一方面，译文质量也不理想，缺失与舛误比比皆是。如果从翻译本身来考察，此现象可归咎于翻译本体论意识和文化自觉的欠缺，而仅就就翻译方法而言，技法还很不全面,基本上都是以外语对原文进行语义阐释。 以外文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赵彦春, 2016）为契机，我们且考察《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几部蒙学经典英译的成败得失。 马礼逊、裨治文和翟里斯等都翻译过《三字经》，裨治文还翻译过《千字文》，麦都思也翻译过《三字经》《千字文》，修德、德国译者霍扶迈先后翻译过《千字文》。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翻译这些国学经典，比如王宝童翻译了《三字经》《千字文》,顾丹柯、郭著章翻译了《弟子规》。这些译本各有千秋，但都不无遗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译著与原著不对等，比如原著是《三字经》《千字文》，可译文都不是，因为《三字经》的译文不是每行三“字”，《千字文》的译文整篇不是由千“字”构成。形式上既不对等，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方面也不理想 （见下文分析）。国学经典外译的不良状况制约着中华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其国家身份需要通过语言、文化来塑造,其文化精品需要有效地传播。在国学经典对外传播的最佳时期与翻译质量有待加强这一矛盾中，对国学经典外译进行重新审视就显得尤其重要。201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样例，可算是当前这一转折时期的标志性作品。  本文原载于《外语教学》2016年第四期。感谢《外语教学》编辑部的同仁们对“国学经典”外译工作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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