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期间的汉奸 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之后，中国出了很多汉奸，因为战争发生在上海，汉奸也基本上就地取材。其中，以在上海底层打拼的江北人为最多。 以至于产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江北汉奸”。 江北人，指的是安徽、江苏境内长江以北的现实，和富庶的江南不同，那里大多贫穷凋敝，成为浮华上海滩重要的下流移民。 上海主流大报《申报》甚至刊发了一篇题为《江北汉奸可杀》的报道，批评江北人充当汉奸，穿日本之军服，检查善良行人： “昨日由公共租界往闸北之路，仅北四川路一处，晨间有人循该处前往，但抵闸北境地，则有为虎作伥之汉奸江北人，衣日本军服者，代日军执行严厉之检查。如搜出钞票现洋，该汉奸则纳入私囊，若与理论，轻则遭其用刀乱刺，重则被其拘往所谓江北司令部，非法监禁。” 据报道，还有一些汉奸，带着日军，在华界与租界交界的各路口，只要遇到民众由租界走入华界时，除了施行搜身检查外，还用钢针在民众臂上刺青，其形状为两面日本国旗交叉。刺毕，用颜色药水涂抺，令其难以除去。这些被刺青的民众一旦被中国军警查见，很容易被怀疑为日本间谍，由此遭杀身之祸。 刺青的故事，颇能彰显汉奸残害同胞的手段毒辣，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申报》为此还“寄语民众，无事万勿轻莅闸北，以免杀身之祸。惟此种助桀为虐之江北汉奸，应亟设法制裁，以安良善。” 汉奸=江北汉奸。至少在1932年的上海周边，舆论上已形成此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偏见。 除了汉奸之外，战争期间的“江北人”，也多背负“流氓抢劫”的污名。 1932年3月8日的一则报道称，一二八抗战期间，在我军退后，闸北居民纷纷返家搬物。“一般江北流氓，遂乘机活动，到处抢劫，抢得衣物，逃入租界”。 一二八事变中国将士 连日来，捕房的探捕在华界、租界交界处截获数十件抢劫案，他们所抢劫的赃物，以衣箱包裹为多。警务当局决定，凡在边界所截获的抢劫犯，经捕房查明，其赃物确由华界抢得者，需立即连赃物一起押解该管警局讯办，以免积压，同时尊重华界的主权。 这是一个基本的范式，上海抗战期间，底层民众充当汉奸和抢劫者，相对较多，而他们来自江北的比例较高，舆论因此很容易将这部分人的行为和地域联系起来，形成刻板歧视。 从地域的联结看，的确有因传帮带而导致的相同地域多从事相同职业的现象。但污名化一个地域的结果，就是把这个地域未下水的洁身自好者也连累伤害掉。道理很简单，上海滩闻人中也产生汉奸，江北人也有抗日英雄。地域歧视并不足取，它是一种偷懒和不负责任的简单归类心理。 日军侵占淞沪之后，他们一面到处张贴荒谬的安民布吿，一面到处找寻地方领袖——如商会会长、市政委员、保卫团长等，强迫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作傀儡和汉奸的国人多了去了。 《申报》拉拢地方领袖做汉奸的报道 汉奸到处有，这些案例本来可为所谓的“江北汉奸”洗刷污名。但媒体并不如此，反而在相关报道中说：“盖仅几辈下流之江北汉奸、究不能成局而也……” 好吧，上海闻人当汉奸，江北人同样躺枪。地域歧视之难破除，可见一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