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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一个由部落元老参加的会议上，尧宣布：“将来我要让我的儿子丹朱继承部落首领之位！” “啪！”一声巨响，尧的舅舅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你小子脑子进水了吧？你儿子又不是咱们部落的人，你有这么多兄弟和外甥，你儿子和你再亲能有这些人和你关系亲近吗？” 尧低下头，捂着脸小声嘀咕道：“道理是没错，可我怎么心里还是觉得儿子比较亲呢？” “啪！”尧的舅舅抡圆了又给他一个大嘴巴，打得这叫一个脆！ “你儿子亲？你能确定你儿子就是你儿子吗？你兄弟和你外甥可都百分之百是你亲兄弟、亲外甥！” 听到这话，双手揉着脸的尧含泪低下头，没再说一句话，后来尧把首领之位禅让给了舜。舜有一天又被自己的舅舅教训了一顿后，把首领之位禅让给了禹。 大家是不是觉得壹读君在编故事呀，不错，以上的内容确实纯属虚构，但看完下面的内容大家会发现，以上所有的虚构内容都是有依据的。今天壹读君要为大家揭开尧舜禅让之谜，要揭开这个谜团，必须先说一说人类婚姻制度的起源，弄清这个问题后答案自然揭晓。 人类婚姻制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群婚到从妻居对偶婚、从夫居对偶婚，最后到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漫长过程。这个婚姻的演化过程既是夫妻制家庭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从“霸道女总裁”掌权到“男员工”翻身解放的过程（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 群婚和对偶婚是发生在人类出现文字之前的上古时期的原始社会的男女关系，因为无文字可考，所以目前对这种原始社会婚姻的研究主要通过对生活状态比较原始的少数民族的研究，比如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我国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以及美洲一些印第安部落等。 首先说群婚，群婚这个称呼有个“婚”字，但其实和现在的婚姻基本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是指一个氏族的一群男子去和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女子一起来合作“造人”，在这两群人之间可以随时自由“组合”。嗯，这个场面不宜过多联想。 近亲繁殖容易生出不健康的后代，所以原始的氏族不允许族内的男女一块“造人”，于是有了群婚这种制度。在上个世纪的巴西印第安拉姆科卡姆克朗人村落，还保留有群婚制度。 群婚生出来的孩子归女方氏族，当然作为男人基本没法判断哪个孩子是自己的，所以男人很可能也没有什么儿女的概念，他们最亲近的人只是自己本氏族的母系亲属，不论男女死后都是和本氏族的人葬在一起（据仰韶文化墓穴考古发现），“爱情”和“钟情”这样美好的概念在这个阶段基本是不存在的。 既然有史料说尧将首领位置禅让给舜而不是儿子丹朱，那说明他知道自己儿子是谁，或者说自认为知道，这至少说明尧个人并不是群婚，而是进入了我们下面要提到的对偶婚阶段。 对偶婚是人类从群婚走向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前的过渡阶段，也是人类从母系社会走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注意这里说的一夫一妻制婚姻阶段包括人类古代封建社会阶段，因为虽然封建社会我们亚洲国家少数权贵是一夫多妻，但绝大多数普通“吊丝”还都是模范丈夫，只娶一个媳妇。 对偶婚又分为走婚、望门居、从妻居、不落夫家、从夫居这几个阶段。走婚严格说还是一种半群婚的男女结合方式。到上个世纪，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还是母系社会，还保留有走婚制度。走婚就是白天年轻男女对上眼了，聊得不错，晚上约一下。晚上小伙从窗户爬进姑娘房间，把帽子挂在窗外，意思相当于“请勿打扰”，然后两人就一起那个…… 别太激动，摔下来就不合适了 以前在云南永宁纳西村落，只有能过性生活的女性才有自己独立的房间，用来接待男阿注（这种关系的男女称对方为“阿注”）。男人在这个母系社会就没有单间的待遇了，只能和舅舅挤在一个屋住，这里看出舅舅重要了吧！ 走婚依然是一种比较自由随意的结合，男人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子女。后来姑娘们觉得心里不爽了：“老娘天天又得下地干活，又得带孩子，老爷们过一晚上就走人了，太轻松了吧。不行！得找个老爷们来给老娘下地干活儿！” 于是相对固定的男女关系开始出现了，注意是相对固定，人类首次出现了“夫妻”的概念。这时相对固定的“夫妻”并不住在一起，所谓的丈夫此时相对比较有把握能确定妻子生的孩子是自己的，所以要时不时去尽尽义务，但并不长期住在一起，这种情况被称为“望门居”。 但是总来回跑太折腾，于是妻子说了：“以后你就住这吧！”就这样，从妻居的对偶婚出现了，没有血缘的人类男女首次长期住在了一个屋檐下。 恩格斯对人类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转变是这样评价的：“人类从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主要归功于妇女”，因为妇女养育子女很辛苦，需要一个男性来帮助分担生活压力；而就男性来说，“从来不会想到，甚至今天也不会想到放弃群婚带来的便利”（但是现在有110了）。 从今天的价值观来看，处在从妻居对偶婚阶段的老爷们儿活得是很没面子的，既要倒插门，还要改姓妻子的姓氏，当然子女也要姓妻子的姓，谁让这时候还是母系社会呢。虽然这时父子之间可以基本互认，但这时老爸的重要性还是没有显现出来，男孩子最重要的同性长辈依然是舅舅。我国至今一些地方仍流行着这样的俗语：“天上老鹰最大，地上娘舅最大！”这也是母系氏族的遗风。 既然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男性首领，是不是说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已经脱离母系社会了呢，这还真不一定，女人仍然可能在“幕后掌权”，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用恩格斯他老人家的话说，这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制”。毕竟是刚走出群婚阶段，什么“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这样的概念还远远没形成。这个时期男女结婚前的性行为那是相当自由的，就算是婚后，夫妻各自找个小三、小四、小N经常也是免不了的。至今非洲一些土著部落还保留有节日期间夫妻各自去寻找异性然后去羞羞哒的习俗。 至于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夫妻俩三十年没有性生活这样的传说，只能认为是后来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用儒家文化对原始社会生活方式的曲解，真实情况大禹和妻子应该是……嗯，大家自己琢磨吧。 对偶婚这样的婚姻关系一般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毕竟夫妻双方只要一方提出离婚就算是完成离婚手续了。所以往往是因为一点小事，“偶因反目，辄至离异”。 妻子：“今天你洗碗吧。” 丈夫：“我懒，不想洗。” 妻子：“靠！离婚吧！” 丈夫：“离就离，明天我就回娘家！” 上世纪云南有些布朗族村落还保留有对偶婚的遗风，丈夫结婚时要背个铺盖卷去妻子家，随时准备一离婚就卷铺盖走人。估计“卷铺盖走人”这话就是这么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夫妻间没有什么共同财产，离婚不需要分房子、分存款，这也是离婚可以一句话就轻松搞定的重要原因。 不论是从妻居对偶婚还是从夫居对偶婚，婚姻的不稳定是一个共同特点。但从从妻居到从夫居的转变，可以说是发生在原始社会的一场革命，它标志着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说白了就是“男人掌权”了，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男人终于改“嫁”为“娶”了。 丈夫：“儿子终于和我一个姓了！” 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是因为男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一点这里就不多解释了。说到婚姻，发展到妻子愿意住在丈夫所在的部落，这是个曲折的过程。至今美洲一些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村落，以及在上世纪我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村落，都保留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就是妻子婚后要过很多年，或是直到怀孕，才会搬去丈夫的村落一起生活。这些反映出在原始社会母系向父系过渡过程中女人多么不愿意离开娘家啊。 如果男人不愿意等到妻子怀孕的话也可以送彩礼，在火地岛的雅干族印第安人还实行对偶婚，男人向女方家族赠送一条船或几张毛皮，就可以娶妻子来自己家族生活。否则要想结婚就只能“倒插门”了，不过可以在女方家好好劳动，劳动几年表现好的话可以带妻子回自己家生活。 如今在我国农村，甚至一线大城市仍有女方家结婚要彩礼的习俗，这其实也是原始社会从妻居向从夫居过渡时的遗俗。以后交不起彩礼的男士可以说：“我倒插门去你家‘劳动改造’可以吗？”不过这么丢人的话壹读君是不会说的。 那么交不起彩礼，又不想倒插门怎么办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抢！在我国台湾的高山族、云南景颇族等少数民族，都曾保留有假装“抢婚”的习俗。就是结婚前未婚夫约几个好友假模假样去抢新娘，女方家庭也要配合一下，组织一下“抵抗”，最终肯定是“抵抗”失败。这样的习俗现在看是个结婚仪式前的娱乐环节了，但它也是人类从原始社会阶段流传下来的遗俗。在原始社会没彩礼又要实现从夫居，那就真得抢了！要么恩格斯说这是“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呢。 “抢婚”，场面欢乐的赶脚 后面就长话短说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夫妻有了共同的私有财产，一些夫妻开始脱离部落独立生活，“爱情”和“忠贞”的概念开始出现，一夫一妻制婚姻开始形成，小三少了，夫妻家庭终于趋于稳定了。 至于爱情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有了私有财产吗？是因为《梁祝》《小罗与小朱》《太阳的后裔》这样的文化因素吗？还是什么其他的未知因素在起作用？满腹才学的壹读君也无法解释了。 最后终于可以进入“正题”了，大家对禅让之谜是不是有点头绪了？ 《史记·三代世表》记载：“稷、契、尧同父，但各异姓。”能确定同父，说明尧的父母不是群婚或走婚；但姓氏不同，说明他们随母亲的姓氏，说明尧的父母很可能是从妻居的对偶婚，而且他老爹至少离过三次婚。为什么刚才说尧虽然是部落男性首领，但其部落仍可能是母系社会呢？因为在母系社会即便部落酋长是男性，妇女仍有权利弹劾、撤换酋长。 比如在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族中，一般由年长、有威望的妇女作为家族的管理者，但有时也会由男性作为家族的大管家，但他必须遵照家族中妇女的意见来行使权力。再比如19世纪北美的易洛魁印第安人仍处于母系社会，族内男性大部分是从妻居对偶婚，但男性酋长或“大战士”可以把妻子娶到自己部落来。当然这也是工作需要，总不能让自己的酋长天天住在老婆的部落里吧。 一些历史专家认为尧、舜、禹处在母系社会晚期。群婚、从妻居对偶婚、从夫居对偶婚、一夫一妻婚姻虽然是发展的大趋势，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多种婚姻形式是同时存在的。作为首领的尧、舜、禹虽然可以有娶妻子过门的特权，但族内大多数男性仍很可能是从妻居，甚至是群婚、走婚。如此的话他们既无法确定自己子女是谁，也无法理解子女的重要性，更不可能认可首领子女的继承关系。 19世纪北美同样处在母系社会晚期的麦诺米尼部落印第安人安托万·吉奇和尧有同样的苦恼，1859年他对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说：“假如我死了，我的舅父和兄弟就会从我的妻子和子女手中夺走我的财产”，他表示希望能改变现有的继承制度，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财产。 《史记·五帝本纪》对尧最终没有传子的描述是“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所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这里说“天下之病”肯定是夸张了，但被部落反对倒是很有可能的。 印第安人安托万·吉奇的心愿被大禹实现了，禹禅让前先给儿子“启”委以重任，好让儿子将来有机会自己夺权上位。“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出自《战国策》） 至于尧舜禹是否有血缘关系这个问题，作为同一氏族的族人，有亲属关系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但要说明一点的是，尧、舜、禹所处的上古时代并无文字记载，后世史书的记载多是根据传说。禅让之说有明显儒家文化理想主义的色彩，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甚至于尧、舜、禹其人是否真实存在，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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