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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山西朔州有一座闻名于世的应县木塔，但鲜有人知这里还曾有过一座堪称国宝的石塔——北魏曹天度九层千佛塔，该塔与云冈“昙曜五窟”雕造于同一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独立石塔。公元466年石塔雕造于北魏平城（今大同），后供奉于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弥陀殿内。1939年石塔被侵朔日军劫走，命运多舛，颠沛流离近八十载，至今身首分离，隔水相望。本文节选部分资料对石塔做一简要介绍，作为对古城和石塔蒙难80周年的纪念。祈福千佛石塔早日合璧，愿和平永续，江山永固，社稷长宁，苍生幸福！ 曹天度九层千佛石塔，为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宫内小臣曹天度，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倾全家资产，为其亡父颖宁及亡子玄明所造。石塔雕造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辗转到了大同市南110公里的原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供奉于弥陀殿内，为祟福寺镇寺之宝。 崇福寺弥陀殿 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大同，9月28日攻占朔县城，并在此制造了持续3天的屠城惨案。此后日本侵略军派“文物搜集员”到大同及周边各县收集鉴别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信息资料，择机掠夺。于1939年派兵将崇福寺内的国宝装箱劫走，后与其他掠夺文物火车运到天津码头，装船运往日本。在搬运装箱时，塔刹部分被朔县城内爱国人士丁克成冒着生命危险隐藏起来（关于冒险藏宝有多个版本的说法，此为其一），1953年献给崇福寺。塔身被劫往日本，安放于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交还中国，辗转运往台湾，1956年5月起陈列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一楼石雕走廊，塔刹存于山西朔州市。宝塔命运多舛，时至今日，仍身首异地，塔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以来文物随着时代颠沛流离、饱尝骨肉分离的命运。 曹天度九层塔被日军劫走前置于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原貌 @史树青翻拍 （原照片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台北历史博物馆 @梦回东方 台北历史博物馆陈列塔身之石雕走廊 @梦回东方 山西省朔州市博物馆 @梦回东方 山西朔州市博物馆陈列之塔刹 @梦回东方 石塔由底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和底座由三块方形石灰岩雕刻叠积而成，底座为第一段，第一层至第七层为第二段，第八及第九层为第三段，三段相连，洪然一体，总重约四百公斤。塔身主体以汉阙式的屋顶分为九层，每层内又分刻二至三层不等的佛像，其上共有浮雕佛像1342尊，连同塔顶的12尊，共1354尊。其造型源自《法华经·见宝塔品》之“七宝塔”。塔身体积粗重，加上砂岩松脆，几度辗转，部分轩盖的燕尾多有断损及剥落现象，虽身首分离，但雄浑气势不减。 塔身 @梦回东方 塔底座高24.5厘米，底座宽纵60.2厘米，上层呈凹槽状以承接塔身。底座正面分三栏，以浮雕手法刻成，中栏之两边刻以供养比丘两尊，正中间刻有香炉；左右两栏刻有莲花及吼狮。狮子象征护法，踞偎两旁，尾巴长曲高举，口作开吼状，颇为神威，狮背上方刻以正面莲花。底座两侧为家属供养人像，左侧阳刻男像九尊，各尊袍冠谨然，下肢露出双腿，两手呈合十状；右侧为女像十尊，头束发髻，腰系长裙，身体前躬；两侧供养人均按身高大小面朝座前排列，其中小人在后，象征家属或晚辈。 底座四面内容位置示意 @葛钢、葛世民 九层石塔底座正面 @黄永川 九层石塔底座右侧女供养人 @黄永川
九层石塔底座左侧男供养人 @黄永川
九层石塔底座背面铭文 @黄永川 底座背面为铭文，铭文之两旁饰以男女供养人一对，使与两侧供养人像衔接，作风一致。铭文字体以北魏书体阴刻而成，字体古拙，顿挫沉实，下部剥落严重，字迹漫漶，不忍卒读。 塔身高128.6厘米，形制为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共分九层，仿木结构的斗栱承托着飞檐。分两段，中段为塔身第一层至第七层，上段为第八层至第九层。 中段石高107.3厘米，为塔身第一层至第七层，底部最宽处截面长宽各42厘米。其中第一层另有寸许之基础套入底座以保平稳。基础上有第一层之基座，两侧刻有斜梯，其第一层设计最为壮观，上为屋顶，有规带、檐枋及排瓦，下有支桷，线条斜度适中，斗栱有力，与塔壁形成巧妙空间，深沉而又幽闭；四角则各刻有形如汉阙式木楼之大方柱一座以支撑整体。阙有轩盖筒瓦及规带，椽头及桷木、檐板等轮廓清楚，每座列刻三层小佛，每层另刻两佛并座，明确而庄严。前壁壁面作佛像四排，下三排每排刻佛像四尊，上一排刻坐佛十四尊，屋檐下之斗栱间各刻佛一，壁面正中间开设主佛龛一，龛内雕置释迦及多宝佛并座像。像已剥落，但肩张雄伟，有丈夫之相，与云冈早期雕像所见者相同。第一层之背面作一佛二菩萨，本尊为头戴三珠冠的交脚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两旁为胁侍菩萨。 至于第一层两侧各设计成一佛二菩萨状，本尊坐像庄严，一副鲜卑人脸孔，头顶发上无纹，两旁之胁侍菩萨作侍立状，姿态姣好，头冠简约。第一层除佛龛大佛外，面壁诸佛四面合计264尊。
九层石塔第一层背面正龛交脚弥勒菩萨及胁侍菩萨 @黄永川
九层石塔四面影像 @黄永川 第二层以上每层高度与宽度作等差级数有序递减，至具美感；第二、三两层壁面间各有三排佛像，第二层共计196尊，第三层168尊，第四、五、六层各二排120尊，第七层二排116尊。 该塔上段高21.3厘米，长宽各20厘米，为塔身的第八、第九层，其底紧接于第二段上方，轩盖与面壁之作风与其他各层一致，第八层刻坐佛二排116尊，第九层二层112尊，各佛高可及寸，整齐划一。九层合计小佛1332尊，大佛10尊，共计1342尊。 塔顶全高约49.5厘米，宽纵各约15厘米，除下端榫头外，其上分塔座、覆钵、相轮三部分。塔座又分须弥山座及佛龛两部分。山座呈六层重环，其上饰以海波纹饰，海上四面起作木造式屋宇佛龛各一，各一佛龛雕作释迦及多宝二佛并座，四角另各作高浮雕之座佛一，共计坐佛12尊。中段覆钵之四角各刻以蕉叶，焦叶间四面各有合十之童子一，至于相轮又分相轮与宝刹；相轮呈七层，顶上宝刹惜已残损。
朔州市博物馆内的塔顶 @梦回东方
石塔塔顶 @光梅红
底座背面铭文 @史树青 石塔底座背面刻满铭文，是本件石塔最重要的价值之一。铭文下半虽已漫漶不清，但仍可由其字形及文意揣摩其大概。这篇造像记实为塔主曹天度之发愿文，海峡两岸及中外学者均曾尝试释读，如史树青、黄永川、日本西川宁、水野清一等，现将台北历史博物馆已故馆长黄永川先生的注释摘录如下： 佛教的旨趣本身是端重而清寂的，因此佛法之弘扬至需仰赖于人。圣教的妙谛本身是无法主动运通的，因此他的推行实有赖于相互的感通，也因此信奉佛教的人总是担心自己做的不够，而对那些实际付之弘扬行动的人而言，其回报必是没有白费的。基于这个认识，我用尽了我全部的家当，造就了这座石塔，除将他装饰得光鲜亮丽，以求解除长年心中的挂虑之外，并望藉此祝福当今皇上寿与天地并长，德业隆盛，运化于四方；当今皇太后及皇太子永享福祚；诸同僚、内小臣们，以及现存及已故宗亲都能远离沦于涂炭之苦，成人小孩均能得到佛的果报。天安元年岁次丙午五月五日辛卯，宫内小臣曹天度为亡父颖宁、亡子玄明造于平城。 注：天安为北魏显祖献文帝拓拔弘的年号，天安元年为公元466年。皇太后为高宗文成帝拓跋浚文明皇后冯太后，皇太子指献文帝与思皇后李氏之子拓跋宏（高祖孝文帝元宏）。 冯太后临朝听政期间，多智严明，威福兼作，尤喜重用阉人，塔主曹天度虽身为汉人，也系阉官，造塔时顺便为主人标名祈福，主仆情分，理所当然。实则曹天度造塔的目的正如造像记上所述，系为亡父颖宁，及亡子玄明而作，而曹身为大内阉人而有子，其中有两种可能：一为其子为养子，当时阉官有养子风气，且得世袭。二为战乱中被俘而沦为阉人。二者以后者最为可能。若是，则曹天度应为凉州人，凉州出土有“曹天护造塔”（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两人或有亲属关系也未可知。（北魏灭北凉时，“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北中国的佛教中心由凉州（今甘肃地区）转移到山西和河南。我们设想有这样一种可能：曹家在这时候被迁到山西，后来曹天护返回故里，带回云冈的佛教艺术，在酒泉造塔祈福。如果这样，朔州曹天度塔与酒泉曹天护塔就提供了甘肃与山西，即我国中、西部佛教艺术相互影响、交流的重要线索。）
曹天护石塔造像（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 @网络 安东老王 此外造塔时间为天安元年（公元466）五月五日，完成于公元469年（或470年间），耗时约3年，而此时正是北魏皇室如火如荼开建云冈石窟之时（即公元460年起至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止），他以一介宫内阉官发愿造此巨塔，显然受到皇室开窟风气影响，而其执行雕造的工人正是雕造举世闻名的云冈“昙曜五窟”的同一批人。 石塔雕造者将中国式的重楼建筑与印度式的塔刹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现存最早楼阁式佛塔，是现存最早、最完美和雕刻佛像最多的稀世极品，对研究中国早期佛教与造塔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995年12月，台北历史博物馆为庆祝建馆四十周年，从馆藏五万件文物中选出“馆藏精品四十选粹”，曹天度九层石塔位列其中，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国宝'。 此塔称为国宝，因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纪年翔实（公元466年），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独立石塔。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海因里希·格哈德·弗兰茨在其《中国塔窣堵坡》一书中指出：“此塔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公元5世纪的唯一石塔，因在中国内陆尚未见公元6世纪以前的佛塔建筑，它对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和造塔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弗兰茨于台北见到过的塔身 @梦回东方 （二）雕刻时间、石材及技巧均与北魏石雕黄金时代（公元460-480年）的云冈昙曜五窟一致，为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本塔雕造于北魏天安元年，正值北魏佛教艺术甚至中国石雕艺术最高峰的时代。
云冈石窟第六窟后室中心塔柱 @黄永川 （三）石塔造像内容反应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及特殊信仰。首先，供养人像的雕造反映了北魏佛教盛行的情况，其服饰是研究鲜卑衣冠服饰习俗的珍贵资料。其次，二佛并坐是对北魏政治的反映。二佛并坐像是根据《妙法莲花经·见宝塔品》的故事塑造的，同时也与北魏皇家的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王朝，为了加强对汉族和鲜卑族以外民族的统治，将佛教和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天安元年，献文帝刚登基，年仅12岁，朝政由皇太后冯氏独揽，二佛并坐就是对这种政治形势的反映。
塔顶二佛并坐图 @梦回东方 （四）石塔呈木造样式，为研究六朝时代木塔及建筑技术的绝好标本。北魏千佛塔属楼阁式塔，是中国木构重楼与印度的“窣堵坡”相结合的产物。窣堵坡是藏置佛舍利和遗物的实心建筑，由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组成。到公元2世纪左右，健陀罗的窣堵坡已将台座演变为三、四层的塔身。窣堵坡经健陀罗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木构重楼建筑思想的影响，将覆钵、宝匣、相轮大大缩小作为标志性的塔，形成中国式的塔。
曹天度九层石塔测绘图 @葛钢、葛世民 （五）石塔雕刻风格独具，造型完美，为中国宝塔雕刻中的翘楚。从塔身底层的四个基础点上至塔尖画线并延长，其开度约为8度，历代造型优美的名塔，开度介于7度~12度之间，本塔开度8度，接近理想美塔的平均值。一般而言，开度愈大，基盘愈稳，实用价值也愈高，但指向天际的力量也越薄弱，如陕西长安大雁塔，开度约在20度左右，远看像座高台，塔的原意与宗教情感相对减低。开度小，则较优美，但若太小，则基盘单薄，造型瘦弱有如石柱，缺乏塔的稳重性。如以8度为开度，底宽45厘米，其高为308厘米，本塔塔身高约153厘米，因此塔的实体正好占满了8度的下半段，形成了粗细适中的尖形三角锥体，其上则隐约的刺向荒远的天空，设计相当完美而巧妙。至于塔顶，则又含蓄地加高至塔身的一半，其上却预留了无限空间的虚灵美感。
塔身开度示意 @梦回东方 1. 佛塔是怎么来的？ 佛教石塔源于印度孔雀王朝，塔亦译作塔婆、浮图、浮屠、佛图等，为印度窣堵坡（Stupa）之简称。原位奉安佛物或经文，或为掩埋高僧舍利牙发的标记，意译为坟、冢、灵庙等，多以金、石、土木筑造，好让瞻仰者环绕膜拜或追思礼敬。 塔的建筑形式原来为半球状的覆钵式高台，由伞形石块层层叠起，但传到中国后，则逐渐融入中国本土的楼阁式建筑中。 史载中国最早石塔为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沙门慧力于瓦官寺所造的“多宝石塔”，惜原物已不传世。现存石塔以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北凉时代的程段儿石塔等五座圆形石塔为最早。
程段儿石塔（约公元436年） @网络 安东老王 在佛教建筑中，佛塔原为最重要的部分，故早期佛塔都位于寺院的中心；换言之，供僧人修行或居住的寺院是围绕着佛塔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据说始建于东汉末年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便是先有塔而后有寺。而开建于北魏时期的云冈与龙门石窟，各石窟的结构也多以一个中心塔柱为单元。唐代后期佛教完全中国化，佛教建筑样式与布局也发生改变，佛塔逐渐变成寺院的附属建筑，其位置也因而被移至寺院后面或两旁。 2.塔刹是什么？ 佛塔最顶端的部分称“塔刹”，其形状大多像一个缩小的佛塔，因此有人认为塔刹就是佛塔的原型，塔身主体是后来才有的。其实不然，印度的窣堵坡（Stupa）顶端便有类似伞盖（中国称华盖）的构件；而现存的早期佛塔顶端的塔刹也不全然像后来那样再复制为一个缩小的塔。所以塔刹本身就是佛塔的一部分。它就像华盖一样，象征尊贵与神圣。曹天度九层千佛石塔的塔刹至今仍保存于山西朔州，其外型与其说像一个缩小的佛塔，不如说像一个多重华盖更适合。 致谢： 本文主要节选自台北历史博物馆所编《国宝背后的故事——曹天度九层千佛石塔》一书及下文所列参考文献（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书中所辑录已故馆长黄永川先生所撰《关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一文。2017年1月5日笔者参观台北历史博物馆时，承蒙典藏组林宜君老师惠赠此书，文创专员谭秋慧老师给予热忱帮助，谨此致谢！ [1]. 黄永川.关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国宝背后的故事——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台北历史博物馆 [2]. 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J].文物，1980（1）：68-71. [3]. 韩有富.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塔刹[J].文物，1980（7）：65. [4]. 陈炳应.北魏曹天护造石塔[J].文物，1988（3）：83-85. [5]. 李尧.海峡隔不断文化牵挂[N].人民日报，2010.3.26,第12版. [6]. 范明三.何日完璧共婵娟[J].上海工艺美术,2011（2）：14-15. [7]. 光梅红.朔州崇福寺北魏千佛石塔[J].山西档案，2012（5）：15-19. [8]. 王妙珍.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析疑[J].黑河学刊，2011（2）：79-80. [9]. 葛钢，葛世民.北魏曹天度石塔考[J].文物世界,2008（4）：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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