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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下午，骆寒超嫂夫人蕊英给我电话：“老董走了……运启哭了……”我再也按捺不住，立即把电话放下，因为我也已泣不成声了。 2014年对我来说真是令人痛惜的一年，林虹、金江、董兄相继离世，剩下的患难之交已寥寥无几。人到老年，大家一路跟随着，身不由己都加入到走向死亡的队列了。看着长者们一个个走了，难免在心头引起震撼和哀伤。为了忘却的纪念，我都要写一篇哀悼文章，殊不知写到身心疲惫、感知麻木的那一天，还有多少悲伤可以付出。 认识董兄，是在五十年前的1963年，为了谋生我去永强中学代课，发现学校里有两位戴着“南冠”的另类：大我七岁的图书管理员董昭寿和大我六岁的俄语老师骆运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久我们仨就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成家，课余时间，总是聚在一起穷聊。 那时候我在翻译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和安东尼》，老董读了译稿后正儿八经地给我写了篇“读后留言”，其中有这么几句：“这首长诗的内容、主题乃至题目，都可以归结为五个字：接吻与作爱。莎翁的这首名作，浪费了沈君的时间和精力。沈君家务不轻，有限的时间应该用在更有价值的作品上，我为沈君叫屈！沈君若无事可干，译也何妨；不过要是我，可提不起这个劲儿，因为我连读完它的劲儿都那么缺乏。”到了2006年，团结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莎士比亚精品集》，我想把董兄的大作放进去作为“时代的见证”，我写信征求老董的意见，并把他的文章附上，他立即给我电话：“你胡扯，我哪里写过这样的文章？！”直至我把他的信原璧归赵，他又打电话来连连说：“该死，该死，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臭文章！太幼稚了！”此事成了朋友间的笑柄，每逢见面，我总要奚落他几句。 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后，“无家可归”的老董和老骆总算有了安身之处，老董去了浙江社科院，老骆去了浙江省文联，他们到了杭州后双双改名，以示新生活的开始，老董更名董楚平，老骆改名骆寒超。虽然身处两地，我们还是经常保持着联系，但见面的机会已不多了。 直至2011年，要启动《温州通史》的编撰工作，市里召开编撰研讨会，那天刚好是告别马老，我下午才赶去开会。在市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里，大家轮流发言。轮到我时，滔滔不绝说了一大通，现在也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些啥。不一会儿，轮到一位老者发言，也是振振有词。我问旁边的徐顺平先生：“这位是谁？”“省里来的董楚平。”“他就是老董？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待他发完言，我过去悄悄跟他打招呼。“你是谁？”“我是老沈啊。”“你怎么这样老了？”“你不是也成了老头一个了。”会后我们赶紧拉在一起拍了张照（图左为董楚平），免得下次见面又认不得了。老董跟我说，老是泡会，炼成了个真功夫，人家发言我就睁眼养神，所以只见你说得很起劲，一句话也没听到。我也赶紧附和说，我也只见你在絮叨着，不知胡说些什么。中午在万豪用自助餐，我请他下次来温时一定要告诉我一声。一年后，他应龙湾邀请来开讲座，我特意设席在温州酒家招待他们夫妇，作陪的客人都是他点的，林虹先生是他在温师时的老师，潘德孚、孙美霞是他温师的同学，他还特意请来了两位当年永强中学的学生，一位是章方松，他的得意门生；一位叫范新华，当年是红卫兵头头，在文革时，就是他把正在挨斗的老师的《楚辞译注》手稿藏掖起来。 我们从来不写信，但电话联系很是频繁。他还是那个脾气，聊起天来没休没止，没完没了，而且非要让自己说个痛快才肯撂下话筒。特别是在写作《孔子对话录》时，每写完一章，就把打印稿寄过来，非要我提些意见才罢休。近几年，他说自己身体越来越差了，每天要吃好几颗强的松，但脑子却越来越好使，时不时会跳出些骇世的想法来；于是就想写下来，于是觉得有写不尽的话题。他感叹说：“当年我不该去搞什么农民起义，我应该去搞我拿手的楚辞。近年我不该去搞《论语》，应该去搞我擅长的老庄。”他还不断给我寄书，凡是他新写的，都要寄给我一本：《论语钩沉》《吴越文化新探》等等。他要我给他寄去一本沈迦写的《寻找苏慧廉》，他有感而发：这样写历史才过瘾。还有个小插曲，他在今年五月赠我一本厚达78万字的《广义吴越文化通论》，扉页上的题签竟是“沈迦先生指正”。我打电话“质问”他：“怎么把老朋友给忘了？”他搪塞着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言外之意是，反正给你的书，也是要留给儿子的，这样做岂不显得“高瞻远瞩”。 他戏称自己是“楼内楼书癖”，在2007年赠我的《楚辞译注（图文本）》一书的扉页上，他题签了一首自嘲诗：“山内青山楼内楼，西湖歌舞我无求。书香薰得终生醉，墨砚磨穿几日休。” 他说自己毕生追求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辈子书算是读了不少了，国内的名山大川也都走遍了，现在条件好了，想多去国外走走，开开眼界，只是时不我待，余年不多。想不到这次偕夫人刚从俄罗斯旅游归来，说“起搏器”有点异常，去医院检查一下，想不到一口痰上来，从此又西游去了。 可惜啊，这么一位富有才华的苦命学者！我平生没见过比他更聪明的人。（沈克成） 2014年1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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