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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说说爱国的话题。中国人由爱父母，爱家族，爱家乡，进而到爱祖国，层层递进，一脉相承。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西方人不同。他们的国家是民族国家，是不同族群，利益集团争斗的结果，建国时间不长，最早的法国也才一千多年，德国、意大利十九世纪才建国。而中国人头脑里最初的国家是诸侯封国，二、三千年前就有了。从理论上讲，诸侯国的所有权归周天子所有，“国”只是比“家”（大夫的封地）大一级的行政单位。当时中国人头脑最主要的观念是天下。我们的祖先认为，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大陆就是整个世界了。我们居于中央，周围环海，海边就是天边，所以有“海内”“四海”“天涯海角”等说法。而周天子就是这个天下的共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人类早期，中国人就树立了世界的胸怀，喜欢大一统。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人才是可以随意活动的，朝秦暮楚是很正常的情况。商鞅是卫国人、李斯是楚国人，张仪是魏国人，都为秦国服务，最后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宏伟大业。孔子周游列国，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出生地鲁国。他差一点被楚王重用，因有楚国内部重臣的反对，事情才没有成功。可以想象，以楚国的实力，凭孔子的能力，如果孔子在楚国执政，他的学生在下面做辅助，那么楚国就会如虎添翼，最后统一天下是秦是楚，就很难说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我们讲个历史故事。主人公是大家都熟的伍子胥。他出身楚国贵族，父兄被楚王冤杀，他逃到吴国。后借吴国的兵力打败楚国，并挖开楚平王的坟墓，予以鞭尸的严惩。当时的舆论是怎样的呢？人们对他的遭遇抱以同情，对他的报复则感到痛快。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杀父之仇不报非君子，是没有脸面立足于世的。而且一个君主做事昏暴就不配做君主，不值得人们尊敬。后来的孟子评价周武王伐纣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听说杀了一个匹夫，没有听说过弑君。”意思很明白，君不像君，人民就有理由废黜他。因而历史最后对伍子胥的定论为忠臣，因为他尽心竭力于吴国的政事。所谓忠，在最初的含义就是办事认真，尽心于国事。不管对上对下，都可以用忠字。曹刿论战里“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这个“忠”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由于国事与国君相连，便渐渐地演变为忠君了。词义变狭隘了，这也是历代帝王故意这么做的结果。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就能够对春秋战国时历史人物的行为有个客观的评价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人们除了天下观念，与现代人近似的爱国理念业已形成，象屈原为楚国的命运而忧、而死；申包胥为救楚国到秦国朝廷哭了七天七夜去搬救兵；郑国商人弦高矫君命稿劳秦师；孔子随鲁君与齐候会面寸步不让地维护鲁国利益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爱国的表现，但其本质还是尽心于事，尽到自己的本分。这些行为也都是为中国人所肯定，所赞扬的。天下大一统以后，天下观念与爱国情结就慢慢融为一体了，华夏人得势的时候，天下观念便会起主导作用，象盛唐便视各族为一家，甚至连相貌、语言迥异的外国人也可以在唐朝为官为将。而当中原以外的民族势力强大时，汉人的爱国情结才会凸显。象晋朝的祖逖，南宋的岳飞、明末的史可法呀都是如此。所以中国文化很君子，得势时不张狂，且很大度，能够推己及人以悲天悯人之情怀对待那些走背字或不如自己的人。 不象西方人，只要自己强大就欺负别人。大家都知道美国社会崇尚平等、自由、民主，但你要知道，只有当你和他势均力敌时，这种规则才起作用。否则，那就不客气。象美国白人肆意屠杀印第安人，野蛮奴役黑人，欺侮后到美洲的其他有色人种。即使在他们白人内部，也分三、六、九等。从英国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他们的核心，有钱的犹太人也是社会上层。因为他们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兽性更浓烈些。而中国在这方面则比他们文明出一大截，简单说，人性味更浓。拿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近代以来，日本做了许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有些是很恶毒下流的，如拿活人做细菌实验，杀害俘虏及平民。可当他们战败后，中国人对他们遗留在中国的孤儿，不但没有报复施虐，反而视如己出，把他们抚养成人，最后送回日本。为什么？没别的原因，中国人看不得别人落难。虽然在我们的社会落井下石的事情比比皆是，但连落石者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不光彩的，是为君子所不耻的。所以往往不承认自己是落井下石者。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人性情怀，即使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也懂得这个道理。说中国人深明大义，“义”“就”“义”在这里，这是中国式的善良，外国人不理解，因而他们往往会误判，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只有当中国人遇到了强暴，大敌当前，才会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才会分辨你我，打出爱国大旗，以此凝聚人心，激励自己人，鼓舞士气。岳飞的北进中原，文天祥的誓死不降，于谦的北京保卫战，辛亥革命驱逐鞑虏，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以“孝”为核心并推己及人的由家国达天下的中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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