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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有言，哲学恰如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非但哲学，历史学同样如此。后人习惯以后见之明去苛求前人，总是奇怪那么多失败者明明面对正确的策略，为什么不去执行？其实深入历史你才能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纠结：“出头鸟”的宿命 隋朝末年，隋炀帝对内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对外擅启战端、穷兵黩武，不顾第一次东征高句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发动了对高句丽的第二次战争。不堪重负的民众纷纷铤而走险、树起义旗。 隋炀帝 此时，隋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 此时，杨玄感好友，同为功臣之后的李密前来投奔，为杨玄感献上了战略史上颇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 根据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短期难以返回的现实，李密认为应火速直驱幽州，断其归路，这是上策；如不能，则依汉高祖刘邦故事，西入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为中策；上策中策都不取，则就近攻打东都洛阳，占领河南之地，但隋军“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为下策。 李密 笔者相信，此时的杨玄感内心是焦灼的。 上策：长驱直入幽燕，实施“斩首行动”？且不说杨玄感借以起兵的八千船民，以及裹挟的难民武装远非隋炀帝亲征高句丽的精锐部队的对手，单从河南黎阳长驱北上数千里，谁能保证路上不被各地官军阻击，或者发生士卒叛逃的情况？恐怕杨玄感还没出河南地界，就已经被奉旨镇压的各地官军剿平了。 中策：鼓行而西、据有关中，再东出逐鹿、兼并天下？关中，素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险”的地理优势，一俟割据形成，便可东出函谷以平河东、河北、河南，南下汉中以定巴蜀、荆扬、岭表，则天下大势，尽在掌握。 关中地区（图正中为现在西安市） 然而，对于造反伊始的杨玄感，要将汉高祖“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战略为己所用，却有相当的难度。虽然隋炀帝即位后，兴建洛阳、江都，修造大运河，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东移，但关中作为西魏、北周、隋朝的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根本所在。 长安是帝国首都，更是隋朝政府倾力打造的军事重镇。以杨玄感手中的八千船民，要攻下长安，进而东向号令天下，的确是强人所难。此外，杨玄感部下，皆是河南民众，且初历战阵，组织纪律性较差。他们愿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赴关中，也是未知之数。 对于杨玄感来说，可能的方向唯有下策——就地进攻洛阳。与相对平静的关中形势不同，此时的河南、山东和江淮已是危如累卵，民众反抗情绪已经处在大爆发的前夜。而洛阳又是是帝国东部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攻占洛阳，可以让杨玄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吸引更多民众来投，以“滚雪球”的方式迅速壮大。 洛阳周边的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还堆积了难以计数的粮食。攻占洛阳及其周边地带，对于杨玄感补充供给、扩充兵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杨玄感将“下策”定为“上策”，义无反顾发动对洛阳的进攻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杨玄感高估了自身实力，面对洛阳坚城久攻不下，随着各地隋军四面合围，战局很快急转直下。此时杨玄感才想起李密的“中策”，企图掉头西进，进攻长安。但为时已晚，杨玄感军在关中门口的弘农宫前强攻三日而不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终于被追兵追上，落得个兵败被杀的下场。 杨玄感的下场，早已在李密的“下策”分析中被言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密如果在主政者的位置上，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李密的下场，对比他给杨玄感的上中下三策，更具讽刺意味。 亲历：“建言者”的悖论 杨玄感败亡后，李密被俘而侥幸逃出，最终投靠了瓦岗军。一入瓦岗，李密就如鱼游入海、鹰击长空，雄才大略得到了充分施展。 他以智谋大败隋朝大将张须坨、刘长恭、裴仁基，还拿下了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并开仓放粮，一时间“老弱负襁，道路不绝”，很快就“属至数十万”，使瓦岗军成为全国最大的反隋武装。
此时，降将柴孝和扮演了李密当年的角色，为他献上西入关中、占据长安的计策。然而面对自己曾经十分推崇的“中策”，此时的李密已经转变了主意：“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 瞧瞧，曾经的“中策”今天已经成了“上策”。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 李密清醒认识到了瓦岗军盛况之下严峻形势——多是河南、山东等地的流民武装，与正规军的组织纪律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对主帅之命令行禁止，还有着相当大的变数，这和杨玄感当初的顾虑如出一辙。不光是杨玄感和李密，在隋末乱局中，因兵士故土难离情绪而造成战略转向的例证还有很多。 面对天下板荡、烽火四起的形势，隋炀帝远离关中、河南，在繁华的江都醉生梦死。而禁军官兵多是关中人，意欲回乡，与隋炀帝爆发了尖锐矛盾。最终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杀死炀帝，随后全军北返。这就是李密面前血淋淋的教训。 隋末群雄割据 退一步讲，就算李密全军都能义无反顾进取关中，也难保不会重蹈杨玄感顿兵坚城、追兵四集的覆辙。因此，对此时的李密和瓦岗军来说，只有攻下坚城洛阳，使多是山东河南兵源的瓦岗军将士有了稳固后方，才能放心大胆的执行西进关中之策。 “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这句话点出了李密埋藏最深的心头大患。虽然瓦岗军攻城略地、胜仗频频，但瓦岗军乱民流寇的属性让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草莽将领也逐渐尾大不掉，不服管束。 若按照柴孝和之策，由瓦岗诸将镇守各地险关要隘，李密自领一军西入关中，则诸将相攻、封其后路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出现。届时，李密前有坚壁、后有叛将、中无仓粟，只能堕入杨玄感同样的下场。 因此，李密只能选择就近攻打洛阳的决策。然而这一选，就注定了李密的败亡。王世充和越王杨侗并力坚守洛阳，洛阳一时难以得手。而此时，十几万从江都辗转而来的宇文化及军队已经迫近洛阳，越王杨侗担心乱兵对洛阳造成威胁，采取了招降李密，利用瓦岗军对抗宇文化及的策略。 身为造反首领，又是大隋功臣之后，正愁缺乏合法性的李密当即接受了招安，以“太尉”的身份对宇文化及发起了进攻。 王世充 最终，宇文化及被打败，逃至河北被窦建德所杀。但李密的瓦岗军也元气大伤，不复往日之盛。此时，与杨侗同守洛阳的大将王世充担心招安后的李密权力超过自己，悍然发动政变，控制了越王杨侗，向刚刚战胜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的李密发动进攻，最终在邙山将瓦岗军击败。 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让李密失去立足之地。无奈之下，李密只得带着两万残兵西入关中，向同宗李渊投降。 可叹一代枭雄李密，建言杨玄感入关中而不得，被部将建言入关中又不得，最终却是以降将的屈辱身份进入了关中。此后，唐高祖李渊对大势已去的李密仍然十分忌惮，终以叛乱之名将其除掉。直到此时，关中，从李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地”，终于变成了他梦断殒命的“死地”。 天择：“关陇集团”代理人 对于李密的失败，李世民曾有评论，认为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 李世民 这一论断不无道理。堆积如山的粮食、如潮而来的民众确实让李密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失去了统摄全局的冷静和孤注一掷的胆气，放弃了进军关中的正确决策。但笔者认为，这句话还是说得过于轻巧。纵观李渊父子袭占关中、定鼎天下的全过程，可知他们有着杨玄感、李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镇守太原的李渊受北部突厥和刘武周割据势力的威胁，而且太原地区面积狭小、朝不保夕，李渊集团进入关中、摆脱威胁、谋求发展的要求比李密更加迫切，决心也更加坚定。趁李密瓦岗军和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河南缠斗，无暇西顾之机，李渊才得以顺利实现入关计划。 李渊、李世民父子为西魏、北周“八柱国”之后，地位尊崇、能量巨大。虽然从兵力来说，李渊起事之初，只有三万人马。但他们是以李渊守备太原、防备突厥的精锐为基干力量的正规军，且李渊属下，除了有虎子李世民、李建成，还有如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这样精明强干、归附已久的嫡系骨干、股肱重臣，实力自然不可小觑。 唐高祖李渊 但即使这样，在霍邑败于隋朝骁将宋老生后，李渊部下官兵中还是滋生了“还救根本，更图后举”的情绪。若非李世民苦谏不止、痛哭流涕，李渊很可能带领部下返回太原，致使统一大业功亏一篑。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李渊集团尚且如此，何谈李密和杨玄感受军心裹挟之累呢？ 击败骁将宋老生之后，李渊集团进军关中的道路几乎畅通无阻。从太原起兵还不到四个月，李渊就攻下了长安，并立代王杨侑为天子，自己则“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万机”，完成了占据长安、底定关中的大业。 由是观之，正是得益于关陇军事贵族重要成员的身份，及与关中地方豪强士族深厚的人脉关系，李渊才能迅速获得关中士民从上到下的一致拥戴，进而名正言顺的取代隋朝对关中的统治。 毕竟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来说，杨氏当权，可以支持他篡位北周、席卷江南、一统天下；杨氏暴虐，惹得天下板荡、民怨四起，也尽可以另外支持本属同一集团的李渊取代其位，将北周灭北齐、隋朝灭陈朝的戏码再演一遍。一句话，是杨隋主政还是李唐当权，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反观李密，虽然也是西魏八柱国之后，但其地位人脉资源，远不能与同为“八柱国”之后的隋炀帝表兄弟李渊相比。所以，李密即使雄才大略、机变百出，也只能在瓦岗军等民众造反武装中呼风唤雨、上下沉浮，在事实上成为以李渊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改朝换代、消灭异己的马前卒。 尾声：“关中模式”的绝响 李渊集团在关中统治的稳固，预示了唐王朝又一次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虽然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杜伏威、萧銑等割据势力，但都挡不住李唐王朝的统一脚步——自秦汉以来，“关中模式”又一次在统一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唐步兵 由此可见，“关中模式”在先秦中古时代是统一进程的不二法门。但是能认识到这个结论并不重要。在隋末割据势力中，杨玄感、李密、窦建德、李渊等集团中都有人强烈建议实施这一战略。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明，只有最能代表关陇军事贵族利益，最大限度利用关中人力物力资源者，方能扎扎实实运用这一战略完成统一。 此时，已不是人来选择战略，而是战略在选择人。 为什么？无他，盖因在先秦中古时代，关中地区因其悠久的农业、四塞的环境、丰富的物产、稠密的人口，长期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因此割据于此的政权，往往相比对手有着居高临下的巨大势能。稍加运用，就能让对手，特别是偏安江南的割据政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进而完成统一。 唐朝重骑兵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由于战争破坏、人口激增、环境恶化，自中唐以后，经济中心不断东移，长安和关中的固有地位持续下降，甚至多次被乱兵（泾原之乱）和异族（吐蕃）占领。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对这个十三朝古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而后权臣朱温把持朝政，又将都城东迁到了洛阳。至此，长安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与此同时，“关中模式”的统一历史也同时宣告结束。
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动过以长安为都的念头，但均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无论是两宋的局部统一还是元明清三朝的大一统，关中地区和古都长安再也没能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甚至还出现了反例，明末李自成起义，占据了湖北、河南大片土地，便效法汉唐，制定了西入关中、席卷天下的战略方针。
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其中他的从事顾君恩提议：“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也就是先拿下关中，再进攻北京的战略。李自成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确定了先关中后北京的战略方针。 但是，李自成忽视了明末大规模民变就是因为久旱缺粮爆发于陕西的事实。他之所以采纳这一策略，是因为这一决定极大迎合了大顺军从将帅到士卒普遍存在的人心思归的情绪。从此，李自成麾下百万大军悉数西去，逐渐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李自成忽略掉的另一个现实是，此时的关中已非彼时的关中。随着唐朝的灭亡，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丧失了政治中心功能，相比之下，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地位越发重要。经过辽、宋、金的苦心经营，到元朝时，北京以其“控扼大漠” “控制胡虏” 的战略地位受到青睐。朱棣更是将明朝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其实，在襄阳的那次会议上，李自成的另一个部下牛金星就曾为他提出一个最佳选择，从荆襄地区直接进攻北京。但是李自成没有意识到，除了明朝政权外，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清更是大顺的强劲敌手。如果他毫不犹豫地直攻北京，而不是遵循唐朝故事先取关中，也不致贻误战机，被清军打得措手不及。 李自成成功占领西安后，以秦王府为宫殿，建官封爵，开科取士，一如李唐故事。相反，攻克北京后的李自成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巩固胜利果实，主要将领都在忙于拷索百官，追赃助饷。在吴三桂还未与清军联手，局势仍对大顺有利的情况下，李自成却莫名其妙地演了一出“ 重金归陕” 的闹剧，把在北京搜刮的一大堆金银财宝悉数带回陕西 。出征在即，主帅考虑的不是整军备战，而是忙于搜括财宝，这充分证明，李自成根本就无意久居北京，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把北京的财物运到陕西去，以充实他的西安朝廷。 由于关中凋敝导致起义军的根基不稳，粮饷不继，在短暂攻占北京之后的李自成又迅速被清兵赶出北京、山西和陕西，他本人最终被杀于湖北九宫山，至此，“关中模式”在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次尝试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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