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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类史书、典籍对书院及其活动多有记载。四川亦然。2006年，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将他出版的专著《四川书院史》遗余一册，书中简略地说到贡井的旭川书院和酌经书院。尔后，笔者即对书院，尤其是自贡、贡井的书院更加感兴趣而写了些关于书院的事，但只在一些篇章中顺便提及，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记述。值此，荣县政协拟编辑出版《千年古县 荣县记忆》之际，再次引起了笔者钩沉曾经隶属荣县管辖之贡井地区书院往事的欲望，遂在这里不揣冒昧、班门弄斧，谈谈书院以及清代贡井的旭川书院和酌经书院。 中国书院的肇始和流续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和重要的组织机构，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接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据相关史料记载，书院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学界一般认为，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713—741)，中置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①]。至此，书院即登上历史舞台。不过，这个时期的书院，貌似只是宫廷行为，即所谓“官学”。到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国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朝哪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书院在民间应运而生，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延续了千多年，留下了一大笔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最著名的书院有：建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河南商丘睢阳南湖畔的应天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五代时期，智璇等二僧在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草创的岳麓书院;唐代时期，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而建的白鹿洞书院(又称白鹿书院);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时，创建于河南郑州登封嵩山的嵩阳书院。 四川书院的出现似乎早于上述记载。“按《大明一统志》的说法，四川地区书院之名早在蜀汉时期已出现：‘果山书院，在(顺庆)府城北五里，蜀汉谯周建。’这个记载尚无佐证，存此备考，但至迟在唐代四川地区已有几所书院。”[②]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四川最早的书院有：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巴州(今巴中市)的单梯书院，南溪县的南溪书院，盐亭县的青莲书院，大足县的南岩书院。四川的书院在全国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学者对各省历史书上书院建设情况统计，四川地区书院数量居于当时全国书院数量的序次为：唐、五代时居第四位，宋代居第六位，元、明两代均在第十位以后，清代居第二位。[③]四川的书院肇始早，一直延续到光绪末年(19时间末至20世纪初页)，持续时间达一千多年。 自贡书院简况 清代没有废除科举前，县治所在设有书院，多者两所，较大乡镇或有一所。当时自贡地区的书院有公办和私立(民间建办)两种。公办者由地方官礼聘当时品学兼优之士主持院务，多为有功名之举人或贡生，也有再笈未仕的进士或翰林。主院者尊称为山长(相当于今之校长)。入院求学深造的人，有入学而未中举的秀才及已应试而未入学的童生。私立书院，须呈报官署备案， 由于盐业生产的发达，清雍正八年(1730年)，在荣县下设贡井分县,富顺县下设自流井分县。分县置县丞(相当于今之副县级)。分县在行政上高于一般的乡镇。因盐业生产发达，当时贡井、自流井地区，地方富庶，办学筹款容易，加之地主、富商为了培养为他们服务的人才，也乐于兴学。因此，自贡地区先后办起了5所书院，其中自流井3所(属富顺县)、贡井2所(属荣县)。5所中，属于公办者2所，私立者3。贡井2所中有一所公办。 贡井与荣县交织的历史 自古以来，贡井都是一座盐场重镇。北周武帝时期(561-578)“在富顺县西50公里，荣县东南45公里处开凿盐井”大公井，属犍为郡，以井名在井地肇始置“公井镇”至隋代。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划资阳郡之大牢(今乐山金燕乡,下同)、威远二县于公井镇设荣州置(置同治,衙门，下同)，公井镇升公井县。贡井遂为最早设置县衙、州府同在一地的域邑之一。唐贞观六年(632)荣州州治(置)迁大牢，后迁旭川县(今荣县旭阳镇)、公井县治(置)未变，置原地“西北至荣州九十里”。唐太宗时期(627-650)“(荣州)仍治公井属剑南道领县七”。宋熙宁四年(1071)公井县并入荣德县(今荣县)，隶属荣州。至此，历经453年的县治降为公井镇。明洪武九年(1376)在“新罗二井设盐课司”改公井盐监为公井盐课司专署盐政。明嘉靖(1552)因公井盐质纯味佳为朝庭贡品，又因“公”“贡”同声共韵，故始称“公井”为“贡井”至今。清初，自流井贡井系一厂，合名“富义厂(场)”，后称“富荣厂(场)”。清初，自流井、贡井的行政区划仍分属富顺县、荣县，但在盐政管理上贡井与自流井共属富荣厂。同时，在荣县区域内设白沙、桐麻二盐司。雍正年间，在荣县增设县丞，驻贡井，并裁去白沙、桐麻二盐司，即与富顺“分地分井”，由贡井县丞统一管理贡井地区的政务盐务。清《荣县志》载：“设县丞驻贡井，属荣县”。民国《荣县志》写道：“雍正八年，贡井设丞。旧盐司二，城东曰白沙，南四十里曰桐麻，以盐井崩塞奏裁。”且记述了贡井县丞的职责和人员编额，“设丞贡井，司配截巡徼之责，稽察场区，佐理县事，岁俸银四十两。衙役十人，人支银六两。”说明，清雍正八年(1730)贡井设县丞署(分县)管理盐政。 不过，关于贡井县丞的设置时间，笔者所见有如下说法：(一)雍正八年。道光《荣县志》云：“县丞署，在贡井，旧隶富义厂，属富顺县管办盐务。雍正八年分地分井，设县丞驻贡井，属荣县。”“白沙盐司，县东;桐麻盐司，县南四十里，今俱废。因贡井设县丞，特裁两司。”民国《荣县志》载：“丞署，在贡井新街，雍正八年建。”《自贡市贡井区志》亦主此说：“雍正八年(1730)，分属荣县富顺县的贡井和自流井相继建立县丞署管理盐政。”(二)雍正七年。如：雍正七年修纂的《四川通志》写道：“贡黄井县丞，雍正七年复设。”(引者按：该志把贡井误为‘贡黄井’，又说是‘复设’县丞。)乾隆二十九年《大清一统志》也说：“贡井镇。在荣县东南七十里。旧为贡井盐厂，本朝雍正七年移本县丞驻此。”嘉庆《大清一统志》、嘉庆《四川通志》皆沿袭之。此说至今仍有引用者。(三)雍正六年。今有简介资料持此说。[④] 在贡井作为荣县分县期间，开办了2所书院，即旭川书院和酌经书院。 旭川书院和酌经书院 旭川书院 荣县知县宫鉴桂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倡建书院于贡井文昌宫(文昌庙、文武庙，小地名窑嘴、陶咀，后迁河街)，以贡井在唐时隶属于旭川县故名作旭川书院[⑤]。书院创办人、知县宫鉴桂“示谕不得增塑佛像、多招僧道”。[⑥]经费，每年收斗租银一百两、秤租钱二十四千文。山长岁奉束修银六十两，火食银十二两，聘仪、席仪、两节仪各二两，入馆、解馆夫马钱量地远近酌送。道光中，“束修、膏火、奖赏，县丞及该处经管绅士筹款酌发。”由地方人士筹有学田收租，并设草市收捐，以充经费，所以改书院延续时间较长，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与全县书院一样，同时停办。旭川书院是县立书院，属于公办。 不过，关于旭川书院开办时间有二说：一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1997年《自贡市志》、1995年《自贡市贡井区志》、1993年《荣县志》均主此说。二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今在有的专题著述中可见。据胡昭曦考证：道光《荣县志》于两处写道:“文武宫。县东九十里贡井。正殿祀文昌帝君，前殿祀关圣帝君，每岁春秋县丞与近处绅士自办祭品致祭。嘉庆二十二年，知县宫鉴桂于庙内添设旭川书院，并示谕不得添塑佛像。”“旭川书院。县东九十里，贡井文昌庙内，地基系吴姓施。嘉庆二十二年知县宫鉴桂设，并示谕不得增塑佛像、多招僧道。”民国《荣县志》也于两处云：“(嘉庆)二十三年，(宫)鉴桂又建书院于贡井文昌庙，取唐县名之，曰旭川。”又说，“(嘉庆)十九年设桂林、旭川书院。”二志记载不同，或为今人存在歧说之源。[⑦] 但胡昭曦考证道：道光《荣县志》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荣县知县王培荀等据嘉庆十七年(1812)县志重修刻印的,距旭川书院设立不到30年(此时该书院仍在)。共同修志者有荣县凤鸣书院山长廖扶九、桂林书院山长张海云，当是最了解实情的，从其具体记述可见。而民国《荣县志》修于民国十八年(1929)，距旭川书院设立已110余年(此时该书院已停办25年)，且远离县城90里，修纂者很可能对此疏于考实，该志既云嘉庆二十三年、又云嘉庆十九年建旭川书院，一书二说之淆混，亦可佐证。因此，当以道光《荣县志》所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设立旭川书院为据。 旭川书院办学规模。设山长。每年收生童16名。其中“正课，生员二名、童生四名;副课，生员二名、童生八名。每年正月内收录，向由县考取送院。每月官课由县封题送县丞衙门，考试将卷送县阅定榜示。道光中，知县马映辰改令由县丞代考。”[⑧] 由罗筱元、胡善权二位整理的《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中说：旭川书院光绪以前的山长，能够知道的有3人，即沈维镛、杨公华、杨筱帆。荣县文化名人(清翰林)赵熙纂《荣县志》人士第八64页在“沈维镛，字镜堂，居桥头铺之沈家坝。道光乙酉(1849)举于乡，历主旭川、凤鸣、龙门讲席。”杨公华，贡井人，系咸丰年间恩贡，曾主讲旭川。杨公华之侄子杨筱帆是廪生，也曾做旭川书院山长，其时间可能是咸、同年间。光绪年间，旭川书院的山长有：早期的刘炳勋、黄茂、黄英、黄书(黄书年)，都是孝廉。这里要说的是，以上5位山长，除黄书外，《荣县志》均遗漏未记。而黄英任山长期间，曾编著之《筹蜀篇》号称中国近代之百科全书，极富盛名。清光绪年间任旭川书院山长的还有;梁谦(吉六)、李春沛(卓凡)。他们均为光绪巳丑(1889)科举人。特别是李春沛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山长，曾设教荣县鹿角砦，从学者众。李到旭川书院做山长时，吴玉章也同来就学。另外，刘光模(映藜)也是光绪年间旭川书院的山长。 酌经书院 谢、林、刘、康等七姓人组建的贡井文昌宫文昌会，置有田房地产。光绪二十二年(1896)，谢等恐旭川书院常驻该庙(文昌宫)，化私为公，即以其会产孳息，自办书院，名酌经。而另购河街裕崇号房舍以赠旭川书院，商请移让。旭川书院遂迁于斯。酌经书院系私立，因经费不足，文昌会以牛羊为祭祀用品，向汤锅铺(宰杀牛羊出卖的商店)募集常捐补充，亦入不敷出，仅办4年，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停办。其首任山长为孙克勤(树南，后更名荣)，系富顺筱溪人(今贡井区筱溪街道)，丁未科举贡会考，名列二等。继之为李春沛(卓凡)、梁谦(吉六)，均为有名的举人。酌经书院院生人数不详。 书院的管理 在当时，私立书院，须呈报官署备案，自筹经费，自聘山长。山长每年束修(酬金)纹银200两到400百两。据《荣县志》记载，道光时，荣县凤鸣书院山长每年俸束修为120两，桂林书院和旭川书院的山长俸束修是60两。火食银12两，聘仪、席仪、两节仪各2两，入馆、解馆夫马钱量地远近酌送。道光中，“束修、膏火、奖赏，县丞及该处经管绅士筹款酌发。院生(当时一般人尊称为老爷)名额无定，多者百余人，分內庠和外庠，亦称内学外学，或称上舍下舍。內庠为秀才，外庠为童生。内外庠各推一人为学长。山长名望大，讲学勤，则从之者众，临近各县来此求学的人不少，间有省外慕名而来者。每年春节开学，岁杪散学。开学时地方官或主办人，整肃衣冠，先祀孔子，后拜山长，谓之送学，如父母之送子弟入学者然。院生具赞敬礼，以师礼拜见山长，贽敬礼金之多少，由院生自定，一般为铜钱一串(一千文)，多者几串，少则百文。大盐商子弟有送纹银十两的，送几十两的人则很少。端午、中秋两节，院生向山长致送节礼，多少略如贽敬。 山长讲经、讲文、讲诗无定期，惟逢三、八两日，则课八股文两篇，四书、五经题各一，试帖诗一首(八韵)。庚子(1900)科后，改行策论文取士，即考经文、策论。考卷由山长评定甲乙，谓之序文。月终考课，评卷分特、超、优三等。特等的文章，有时山长召集院生齐聚讲堂，由山长朗诵赞扬后，将原卷张贴或交院生传观，以资鼓励观摩。特、超、优的奖金，一般为四串、两串、一串，院费充裕的则为八两、四两、二两。三等共约十人。院生少的不到十人。院生犯规或不堪造就的，由山长挂牌斥退。 清廷为了纳学子于正轨，从思想上巩固其统治，曾颁发书笈十二种：清上谕一部(10本)、诗经一部(24本)、书经一部(24本)、性理一部(5本)、学政全书(1本)、春秋一部(24本)、新颁学政全书一部(8本)、训饬士子文(1本)、明史通鉴纲目一部(105本)、朱子全书一部、东汉书一部。 书院的财务、事务，办公的聘请斋长一人董其实，以廪生或秀才充当。私立书院，则由主办者派人管理。另外，书院雇佣司事、伙房、杂工若干人，视事之繁简，经费盈绌以定。职工薪水及山长束修由书院负担。书院的薪炭、用水、修缮、公用的灯油、纸张、山长的文具等费，均由书院供给，谓之膏火。院生的饮食、灯油、书笈、纸张自备，但如月能得一次两串钱的考课奖金，便可自给自足。[⑨] 黄英山长和他的《筹蜀篇》 前文记述的山长，其文字都不甚多。黄英亦然。胡昭曦教授说：相对而言，相对而言，从《筹蜀篇》中了解到黃英的情况还算稍多一点。四川提学使吴庆坻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任的。在此前后，旭川书院的山长有可能是李春霈。吴庆坻赞赏黃英“明通制造，能读西书”，并札“饬各州县就近延聘以端师范”，当是在此之后，或许是接替李春霈而任。黃芝《叙》中所说，自此黃英“连年主旭川院席，官绅服其识，学者悦其说，今从游者数十人，而来者犹未已”，据此黃英任山长至少有两三年以上，则其任期可能是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至二十八年(1902、仍在任并刻印《筹蜀篇》)或至此后。 黃英字叔权，清朝民初四川荣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其生平尚不详。有文章说他于1896年前后曾在成都中西学堂任教习，其胞兄有黃书年、黃芝。三弟兄皆博学多识，图强求新，务求开辟地处一隅的巴蜀之闭塞风气，以黃英尤为突出。《筹蜀篇·黃芝叙》写道，黄英与乃兄书年“两度燕尘，久居津沪，广搜秘籍，博采通人，一门之內，自相师友……穷实学十数年矣。日殷殷然以通古今、识中外为多士倡”。黃英在《筹蜀篇》“民智”篇的自注说：“戊戌夏稿，已登《蜀学报》，以其合于筹蜀之意，故附刊之。”又在《自序》中说，义和团起事后，“吾蜀罗君已培急欲设馆于成都而约余主笔，时方以著书未暇也”。则黃英已是蜀中著名学者。据黃芝《叙》所述，黃英受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任的四川提学使吴庆坻(字子修)的赏识，“称其明通制造，能读西书”，并札“饬各州县就近延聘以端师范，故连年主旭川院席，官绅服其识，学者悦其说，今从游者数十人，而来者犹未已”。也得到贡井县丞刘篠谿的支持，“刘君篠谿貳尹与权弟洽，数称之，于院事尤加意，肫然有兴学心”。撰写此书，黃英已酝酿多年，于光绪二十七年定题动笔、次年撰成。在此过程中，其二位兄长书年、芝也给予帮助，一同商议，“订条目，抒心得”。然后黄芝等人沿长江访游各地直至上海，并将所得汇为实录供黄英参考。此书得到贡井县丞刘篠谿和贡井士绅的称赞和帮助，“(县丞刘篠谿)先睹为快，怂恿付梓，谢君和轩司马、刘君子文茂才均乐为筹助，鸠工剞劂，刻日竣事”。[⑩] 胡昭曦教授在搜集资料时，重视发掘贡井人的文史著作。2006～2007年，他在四川省图书馆的支持和鼎助下，于该馆古籍特藏部先后发现了胡念祖(汝修)的《洞易斋遗诗》(木刻本)和胡庸章的《初雪斋诗》二书。今年又令人惊喜地发现一本出自旭川书院的著作，由旭川书院山长黃英撰著、旭川书院刻印的《筹蜀篇》。 《筹蜀篇》为木刻线装本。四川省图书馆藏。封面、扉页各1页(以一个单页计1页，下同)。封面题签：“光绪辛丑夏四月 · 筹蜀篇 · 江安傅增淯署”，光绪辛丑年为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扉页题刻：“荣县旭川书院校刊”。共2册2卷，第一册为卷上、第二册为卷下。书高25.6厘米、宽16.6厘米;板框高18厘米、宽14.3厘米。《自序》共3页，落款为：“光绪壬寅年孟夏荣县黃英叔权自叙于公井旭川书院”，光绪壬寅年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黄芝“叙”，共6页，落款为：“光绪元戥提格之岁寎月胞兄黃芝弁言”。每单页10行，每行22字，每页220字(以印刷页计，下同)。正文：卷上共162页(含目录2页)、卷下共185页(含目录2页)，总计347页、76340字。 黄英撰著、旭川书院刻印的《筹蜀篇》一书共7万余字，计26篇，即：水利、民智、边防、议院、矿物、农学、蒙学、女学、民教上、民教下、保教、水机、盐务(以上卷上);西文、东文、论策、风水、医药、西学、蚕桑、救旱、体操、新旧学、代数、中西学、中西文言(以上卷下)。撰著者黃英既精于国学，又涉猎西学，且晓英语;既谙悉人文学科,又了解自然学科;既掌教书院，又接触社会;既立足四川，又放眼全国和世界。《筹蜀篇》內容广泛，资料丰富，见解清新，筹画务实，展示出黃英“通古今、识中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凸现出黃英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维新思想和爱国之心。 资料显示，书院刻书始于宋代，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至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刊刻图书成为较大规模的经常性活动，形成了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尊经书局、南菁书局、经苑、味经刊书处等闻名全国的书院专门出版机构，这是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胡昭曦教授说：虽未见旭川书院设立书局并经常刻书，但能由书院组织刊刻印行本书院的学术著作，在当时全国县级书院中尚不多见。 旭川书院的杰出学子 辛亥革命的两位杰出人物吴玉章、谢奉琦曾先后就读于旭川书院。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写道：1882年(13岁)初，随二哥吴永锟就读成都尊经书院，夏天兄弟奔母丧回家。服满后，其二哥到尊经续读，自己留家。1898年在旭川书院。1900—1901年在本县教书。1902年到威远县继续求学，年底去泸州投考川南经纬学堂。1903年2月9日(夏历正月十二)，同其二哥和黄芝等一行9人离川赴日本留学。《吴玉章回忆录》有更详记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发展。变法维新思想一时传布全国。……我开始接触‘新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的二哥最喜欢买书，他于母亲服满之后，仍回成都‘尊经书院’续读。……我那时虽在乡下，但我二哥却能按时不误地把新书寄回来。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学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震憾人心。……那时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贡(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我们在书院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戊戌政变”就发生了，‘六君子’也被杀了。守旧分子立刻向我们反攻。他们嘲笑道：‘早说不对吗，要杀头哩!’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引谭嗣同的英勇事迹来回击他们。” 《荣县志》载，谢奉琦生于光绪八年(1882)，贡井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光绪二十八年(时年21岁)入富顺炳文书院，后转学贡井旭川书院。他勤奋好学，关心时务，憎恶科举制度。时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主张科举非改革不可，八股非废去不可。果尔，则人民思想必富，思想富，则国家前途乃有起色。否则，睡狮沉沉，不亡何待?……光绪三十(1904)年，毅然辞别刚结婚三年的贤妻刘仲仪，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攻读日语”。 这里引述胡教授对旭川书院的几点思考，供大家参考、研究：第一、胡昭曦教授说：“吴、谢二位在旭川书院就读的时间可能是1898～1903年间，则与黃英任山长的时间(1899～1902或更后)大致重合。据此，提供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探究的线索。” 当时荣县县城还有凤鸣书院、桂林书院，年已20岁、“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的吴玉章，为什么选读远离县城90华里的贡井旭川书院?而年龄也满20岁“关心时务、憎恶科举制度”的谢奉琦，为什么从在自流井的炳文书院转学到在贡井的旭川书院?这是否与当时旭川书院的教学內容乃至山长的办学宗旨有关?值得提出的是，吴玉章兄弟与黄英胞兄黄芝(为《筹蜀篇》作序者)的关系。从吴玉章著述中看到，他们同为荣县人，吴玉章的二哥永锟与黄芝是“同榜秀才”，吴、黄三人是“很好的朋友”;吴玉章在尊经书院就读时，同黄芝“时常一起”游览名胜古迹，感慨国家危机;1903年，吴氏兄弟与黄芝等一同赴日留学。这种关系是否对吴玉章选读旭川书院具有影响?第二，旭川书院内部，维新思想相当活跃，有一些“赞成变法的人”和“时务大家”，与当时维新变法基地之一的成都尊经书院有渠道相通，而且经常同思想守旧者展开辩论，这是否与当时旭川书院的维新图强的办学风气乃至山长的政治主张有关?第三，黄芝在《叙》中，谈到黄英《筹蜀篇》的撰著背景：“外交日棘，朝政渐改，八比废而士无以为应，科举变而师无以为教。”那吗，在付梓前后，《筹蜀篇》的内容(或部分內容)是否是旭川书院的教材之一?第四，在黃英这样具有维新思想的山长主持下，在这样突出宣传救亡图存著作的影响下，吴玉章、谢奉琦在就读旭川书院期间，有没有受到什么启迪和教益，从而增长了他们的经世知识和革命思想? 结 语 荣县是一座千年古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贡井和荣县交织的历史，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诸多渊源和表象，尤其是文化现象。本文记述之贡井分县的旭川书院和酌经书院即是一个典型的佐证。所以，完全可以说，研究贡井历史文化，不可能旁绕荣县;而研究荣县历史文化，也不可能旁绕贡井。 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说：“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书院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星辰，她的出现和延续，无疑是照亮中华民族前行的一盏明亮的灯! 2017年8月2日识于盐都天池山麓净觉斋 [①]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同上。 [③] 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354—35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④] 胡昭曦：《贡井历史的探究与补证》刊载于《贡井盐业历史文化研究文集》，201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 [⑤] 自贡市政协：《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84年8月版。 [⑥] 道光《荣县志》卷26《学校志·书院》。 [⑦] 同第④项。 [⑧] 同第⑦项。 [⑨] 同第④项。 [⑩] 同第③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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