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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刀马人图”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时代需求的尚武精神在康熙瓷器彩绘装饰的题材中，具有尚武精神的“刀马人图”非常盛行。纵观中国古代瓷器彩绘装饰的历史，“刀马人图”源于元代，兴于明末清初，盛于康熙时期，至雍正、乾降时急剧衰落由于瓷器易于从其画面传达的信息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衍变，因而本文试从社会风尚变迁的角度解析康熙瓷器“刀马人图”所蕴含的尚武精神。 一、康熙瓷器中的“刀马人图”及其分类 “刀马人图”绘制在瓷器上主要盛行于康熙时期。这种以武器、战马、士兵为对象，绘制战斗情景的题材画面被统称之为“刀马人图”。 清康熙 青花《三国演义》故事图盘（图1） “刀马人图”常常以戏曲小说和历史战争故事作为题材，如《隋唐演义》、《杨家将》、《岳屹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战争故事情节就成为瓷器“刀马人图”的主要装饰画面。如图1“康熙青花三国故事图大盘”，描绘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空城计智退司马懿的故事。画面把诸葛亮安排在左边城楼之上，他一边镇定自若地抚琴轻弹，一边静观战局的变化。在城楼之下，小童居然打开城门，用手招呼敌军进来;而画面的右半边，司马懿以两骑代表千军万马，杀到城楼下却踌躇不定，不敢踏入城门。复杂的故事情节与冲突在画面中表现得非常生动。 “刀马人图”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清末学者许之衡曾在《饮流斋说瓷》中对康熙瓷器“刀马人图”的类型有过划分，即“绘战争故事者，谓之刀马人，无论明清瓷品，皆极为西人所嗜。至挂刀骑马而非战争者亦准于刀马人之列也。康窑大盘有两阵战争过百人者，尤为奇伟可喜。又有青花加紫，其皿绝大，而仅一人一马者，笔端恣昦，亦非恒品。”[1] 清康熙 青花人物纹罐（图2） 第一类“刀马人图”的画面是直接绘制战争的场面，有敌我双方交战、打斗、拼杀的情节。如图2“清康熙 青花人物纹罐 ”，通体以青花为饰，腹部绘画刀马人物纹，古木参天的大道上尘烟四起，两员大将挥舞兵器征战马背之上，各自身后的将卒摇旗呐喊。 清康熙 青花人物故事图瓶（图3） 第二类“刀马人图”并不直接描绘战争的场景和打斗的情节，但画面依然表现出雄健刚强的风格。因为在这类“刀马人图”中的人物形象不是身着戎装的军人，就是孔武有力、手持兵器的武士。如图3“康熙青花刀马人图瓶”，在图的右上方，有位威严的首领坐在帷帐内，一位精干的手持长刀的卫士立于身后，两名带刀武士守卫在左边的营帐口。一持长棍的武士进入营帐向首领禀报军情。画中所绘所有形象的轮廓线均用遒劲有力的青花线条勾勒，并以青花料渲染浓淡深浅，再加上每个人物神情都绘制得生动逼真，形象高大威猛，使得一种力量感充盈着整个画面。 二、康熙瓷器“刀马人图”的尚武精神 纵观中国历代瓷器的画面装饰，因受到儒家传统文化所追求“温润如玉”的审美影响，大多采用形式优美、寓意吉祥的题材，并且以温婉阴柔的画面风格为主体。但在康熙年间的瓷器装饰题材中为什么会盛行充满力量感与阳刚之美的“刀马人图”呢?其实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时期社会风俗的改变所形成的。 “风俗是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心理上的集体习惯。”[2]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以儒家礼教的“温、良、恭、俭、让”来引领社会风俗。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习俗中，很少提倡争强斗狠的尚武精神。而到康熙朝时，社会风尚却一反常态，像反映战争或打斗的“刀马人图”题材广泛流行于各种与人们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小说、版画、戏曲，以及瓷器等工艺品当中。“尚武精神”俨然已经成为康熙时代典型的社会风俗。那么，康熙时社会风俗的“尚武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样影响、促进了瓷器“刀马人图”的盛行呢? 元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我们知道“刀马人图”最早是随着元代戏曲前身瓦市勾栏的流行出现的。在元朝末期为了宣传反抗元蒙的民族压迫，有一些“刀马人图”开始作为画面装饰被绘制到瓷器上。 在明代很长时期，图案占据了瓷器装饰的主流，而在瓷器上装饰的“刀马人图”几乎完全消失。直到晚明，“刀马人图”又开始出现在瓷器上并有所发展。这其实与明末瓷器生产和消费者希望通过在瓷器上绘制“刀马人图”宣传尚武精神，激发斗志来奋起抗击外族侵略有一定关系。如图4'崇祯五彩伯夷叔齐故事图觚”，图中叙述的是周末的伯夷与叔齐用自己坚贞的信念来劝说周武王不要兴兵伐封的故事。画而借古喻今，颂扬了在明末时局难时，保持民族气节的忠贞义士。但是，“尚武精神”在元末与明末并没有在语言、行为、心理上使社会群体形成集体习惯，因而未成为时代主流的社会风俗。所以当时瓷器“刀马人图”所反映的“尚武精神”，至多只是社会某种需要的一种呼吁和宣传。 明崇祯 五彩伯夷叔齐故事图觚（图4） “尚武精神”真正成为典型的时代风尚，并融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是在康熙时期。康熙社会风俗的“尚武精神”是如何形成，以及怎样影响康熙瓷器“刀马人图”的呢?我们可以从国家政治、民间社会心理、海外消费市场的需求等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在国家政治方面，康熙以其卓越的军事和治国才能建立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疆域广阔的国家。清代魏源评价康熙帝时说:“兵多而民不扰，饷费而赋不增。至矣哉。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是知覆蚩尤于涿鹿者轩皇，非力牧也;禽豨 、布于荆、吴者高祖，非绛、灌也。江、汉常武，绩赖周宣;鬼方三年，克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1康熙执政生涯为60年，如果分为两个阶段的话，前一阶段30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西征噶尔丹为，最终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又稳定的国家，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为康熙后一阶段30年太平盛世的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尚武精神会成为康熙时期整个社会重要的风俗时尚，其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政府的大力倡导。康熙以武力统一天下，深知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维护、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因此，清初所制定的“肄武绥藩”○2战略成为基本国策。如《清圣祖实录》有记载:“以联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3。为防止和平时期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几乎每年立秋之后，康熙都要亲自率满朝文武大臣、八旗子弟兵到“木兰围场”举行为期二十天左右的秋猎。为什么康熙非常重视军队和平时期战备的建设呢?其一，是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震慑汉族等各民族的反抗。其二，是为了加强战备，保持满族军队英勇善战的传统。清人震钧《天咫偶闻》记载:“(清初)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3] 清康熙 五彩人物纹长方瓷板 康熙时期统治阶层推崇武力，那为什么民间社会的普通百姓也多尚武呢?首先，这主要是因为民众对明末朝廷的政治衰弱、对内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气象极为失望，心理上产生对强大军事力量的崇拜感。而康熙不仅建立了一个广裹疆域的强盛帝国，形成有力的国家统治秩序，并逐渐接受、维护了正统汉族文化，山此激发出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感;其次，康熙以战无不胜的赫赫战功形成其高度的自信，也没有过多压制民间尚武精神的流行。康熙民间窑厂瓷器上出现大量“刀马人图”正是民间社会风俗中“尚武精神”的反映。康熙民窑生产的瓷器器形厚重大气，所绘制的“刀马人图”更是生机勃勃，充满阳刚之气。如果与历代柔和的瓷器画而装饰相比，康熙瓷器“刀马人图”的确给人精神振奋、耳目一新的感觉，体现出整个社会崇尚武力的时代精神。《陶雅》有载:“康窑青花人物，以身段较巨，恢诡尚武者为可喜”。[4] 清顺治 五彩猎鹿图碗 明末清初，绘有“刀马人图”的瓷器不但在国内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而且此类战争题材装饰的瓷器在国外市场也非常受青睐。康熙时期外销瓷的利润远比国内销售的瓷器高，为迎合西方对“刀马人图”瓷器的市场需求，这类绘制“刀马人图”的外销瓷自然也被大量生产出来并销售海外西方市场。其实，早在明代成化、万历时期，装饰有武士、英雄、战争题材的“刀马人图”的瓷器就深受西方人欢迎。《陶雅》有记载:“成化，万历五彩皆画戏剧之战斗者，洋商所谓刀马人者也。牛鬼蛇神，又似宋代法画一一有故实可指”。[5]如图7“康熙矾红描金满人狩猎图盘”，就是以刀马人为题材的外销瓷。此图描绘了满人贵族男女在庭院内练习骑马射箭的场景。 明崇祯 青花苏武李陵故事图盖罐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却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6]
清雍正 粉彩人物纹盘 三、结语 康雍乾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史最后一次高峰。康熙朝后，在雍正、乾隆瓷器上表现的人物题材逐渐减少，而表现尚武精神的“刀马人图”更为少见。与康熙采用外松内紧的笼络政策不同，雍正、乾隆时对民众思想的控制更加严酷，文字狱亦愈演愈烈。在雍正社会政治日趋严酷、专制的背景下，由于人物画易于表现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倾向，人物画家们为避祸都转向不涉及人事的花鸟画与山水画。
清雍正 粉彩安居乐业纹盘（吴培藏） 因此，花鸟画自然成为雍正瓷器装饰的主要题材。《饮流斋说瓷》载:“雍正花卉，纯属恽派，没骨之妙，可以上拟徐熙，草虫亦奕奕有神，几于误蝇欲拂。人物山水则稍不如康”[7]。乾隆时更难觅“刀马人图”，连花鸟题材都不再是瓷器的主题装饰，而是常常与图案、浮雕等手法共同装饰瓷器，形成繁缛倚艳“锦地或锦地开光”的综合装饰风格。“乾隆大兴锦地花，参入泰西界画法，俗谓之规矩花，镂金错彩，叹观止焉。人物细微，毫发毕现”[8]。从明末清初瓷器“刀马人图”的兴起，到康熙瓷器“刀马人图”的盛行，再到雍正瓷器难见“刀马人图”，既反映了风俗流变对瓷器画面装饰题材的影响，也再一次印证了“盖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9] 注: ① (清)魏源:《圣武记》卷二，《藩镇·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② 清宣宗实录》卷六十四。“肄武”专指通过练武、围猎达到增加士兵战斗力的目的，“绥藩”是指实行怀柔政策团结少数民族。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九。 ④《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 参考文献: [1](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15.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 [3]朱诚如，王天有.明清论丛:第5辑[G].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360. [4](清)陈浏.陶雅[[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32. [5](清)陈浏.陶雅[[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35. [6]马未都.马未都说收藏(下)[M].中华书局，2008:18. [7](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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