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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斯文在兹”一词正出自此章，孔子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庙称为文庙，都与论语此章有关。唐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韩愈道统说显然受到《孟子·尽心下》末章的启发，但其思想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本章。 朱子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兹，此也，孔子自谓”。朱子以“礼乐制度”来解“文”，认为“道”之显现为“文”，是不准确的。“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更说不通。孔子温文尔雅，谦逊有礼，但面临危难之时，没有必要这样自谦。例如，宋国的桓魋要加害孔子，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直言自己承担上天赋予的历史使命，定会逢凶化吉。同样，本章也应从德行上来解“斯文”。 “文”字在儒家典籍中涵义有深浅不同。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与“行”相对，且“行”重于“文”。正如阳明先生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字义浅。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相对，但“文质彬彬”不是文、质之间达到的静态平衡，而是文、质交融并进，互为终始而不断转化。颜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贡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就没有领会孔子所说“文质彬彬”的内涵。 孔子又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博文”与“约礼”相对，“礼者，理也”，阳明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工夫，又说，“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文与理“只是一物”。 一般理解，“文”是“理”显现于外，但《中庸》33章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简而文，温而理”。内在的“理”与外在的“文”已经打通了。“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狂简之“章”与“简而文”一样，文、章就是指德行，不同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文”。 《中庸》26章曰：“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文王之“文”是不显之“文”， 即“不见而章”“不显惟德”。“文”的内涵是“纯亦不已”，其实就是德性；所谓“不显”，其实是“合外内之道也”。此外，还有“文在中也”之“文”，与“不显惟德”接近。《坤卦》之六五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文”即是“理”，所谓“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把“文章”与性、天道对举，“文”字义浅。但孔子赞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文章”就是盛德、大业，“文”代表德性。 《中庸》27章：“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承接“优优大哉”，“大”不同于“多”，“多”只是量的积累，而“大”乃一以贯之之“多”，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因为一以贯之，所以“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文章，就是至德的展现，故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做总结。 《论语》此章“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乃尧、舜、禹、汤、文王千古相传之“道”，文脉即是道统，而不单纯是礼乐制度之“文”。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程子所谓“理一而分殊”， 其内涵是：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则殊也。从“理一”处说，乃一以贯之之“道”，从分殊处说，即是“斯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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