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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工作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新兴行业。中国的社会工作可以如政府宣称的那样解决民生问题吗？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机制有何异同？本期推荐2017年发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揭开新自由主义的动态：深圳城郊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Unveiling Neoliberal Dynamics: Government Purchase (goumai)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in Shenzhen’s Urban Periphery）一文。作者通过对深圳富士康工业区社会工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了中国社会工作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最终表现为一线社工不稳定的劳动条件和社会苦难。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悖论在于：出于社会关怀的制度性努力，不仅可以减轻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可能依赖或强化社会不平等。这需要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这是社论前沿第S675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中国特色的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指这样一种机制，“政府通过向非营利组织或企业支付公共资金，由其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购买”一词通常被认为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它意味着原先由福利国家承担的责任被转移到个人、家庭或社区，国家不再将自己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是作为市场纪律和优先事项的推进者。但这一表述在中国与众不同。作者发现，无论是研究者、政府官员还是一线社工，论述“政府购买”的重点都不在“购买”一词，而是强调“政府”主体的观念。 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快速扩张的政府购买？它是否也存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结果？基于对学术讨论的回顾，发现几乎没有针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这一方面源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宏观转型，发展主义和现代主义取向掩盖了对缩减福利职能和私有化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家角色变化的关注，加剧了市场导向的理性和技术，倾向于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边缘化。 作者提请大家注意的是，1970年代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西方福利国家同样经历了新自由主义转型。其它国家社会工作面临的预算紧缩、过度竞标和费力的评估流程等问题，也是中国大陆需要面对的主题。 研究方法 2007年，为响应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深圳率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这被认为是深圳社会工作者的“圣经”，即所谓的“1 7”文件规定。深圳重新将自身定位为“社会”特区，作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典范和先驱，社会部门增势迅猛。 本文是基于对深圳富士康光华社区和其它一些地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2013-2015年夏季，以及2013年10月和2015年1月的短期调查。作者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心的常规活动，观察到社会工作者与当地政府官员、本地村民、农民工志愿者，以及经常赞助社工项目的企业界人士的互动。同时，访谈了深圳市区30名社会工作者，以及社工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深圳地方官员和社会工作研究人员等。 作为多面手的社会工作者 为揭示中国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中的新自由主义动态图景，作者详细描述了光华社区服务中心社工的工作日常。光华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深圳，特别是在富士康工作的青年农民工提供一系列咨询和项目活动，以减轻压力，扩大社会网络，建立城市归属感”。凤凰社工服务社（服务提供方）与区政府（资金支持方）、街道办事处（项目管理方）达成正式三方协议。事实上，没有人确定社区活动能够解决所谓的富士康问题，大家关注的仅仅是合同规定的量化指标，这些使问题变得“可解决”的机制。当一线社工和机构工作人员遇到官僚技术政府的障碍，甚至觉得合同中大量的要求是不可能遵守的，而政府却仍然以“公平”和“专业化”之名正式捍卫了这些要求：将会发生什么？作者发现，为了机构的生存，争取并维持合同，一线社会工作者会将自己描绘成党和政府的“动员单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遵守地方官员传达的指示。 文献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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