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道义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内陆一直是欧洲人不得涉足的禁区。只有荷兰商会的会长先生是唯一的例外。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经陆路前往江户，向大君和他的阁老呈上贵重的礼物以示敬意。有关这位向大君“纳贡”的民间使节，坎普法在他的书中做了诸般有趣的记述。然而1858年签订的友好条约赋予了各国外交代表在日本国土上自由旅行的权利。阿礼国爵士在他的《大君的宫廷与首都》(Court and Capital of Tycoon)一书中披露，他本人早在数年前就已行使过这一权利。可惜的是，爵士的这本游记，对其后的大多数旅行者来说并无太多可参考之处。实际上，日本民众酷爱旅行。书店中摆满了前往各地的旅行指南，事无巨细地记载着各地的旅馆、街道、路程、轮渡、寺院、出产等有关旅行的知识。旅行者还可轻易买到各式地图，其比例虽并不百分之百精确，却也大致囊括了旅行途中所需的一切详细地理标识。另外，还有一些莫里出版社读者们必定会大加喜爱的“东海道旅行指南”，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传说、历史故事和民间神话的精美插画。本州岛大岛上共有两条连接东西两个都城的交通大动脉：一条是中仙道，意为“山中之道”，连接着中部各藩；另一条即是东海道，意为“沿东部海岸之道”，顾名思义，沿途皆为海岸地带。实际上，“东海道”原非这条道路的名称，人们后来借用了道路途径的行政区划的名称。这条日本第一交通大动脉，据官吏们说，沿途的住宿设施也是全日本最好的。自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设立“参觐交代”制度以来，陆路成为日本内陆最主要的交通手段。干道上每隔数英里便设有宿场（驿站），以便向过往行人提供脚夫和马匹。此外，还有专供大名或政府高官歇息的官方高级旅馆“本阵”。在本阵周围，往往会鳞次栉比地开设着许多普通旅馆和餐馆，以供大名的家臣、随从或行商者使用。不仅是道路沿途各藩的大名，京都以西各藩的大名们也都将东海道视为出行的必经之路。此外，每年大批前往伊势神宫或其他有名的寺院参拜的信众也熙熙攘攘地往来于这条道路之上。因此，无论从政治还是民间角度来看，东海道都是全日本最为繁忙和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日本套色版画的收藏家们，对于描绘东海道沿途风物的成套作品大抵都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那些绘画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日本人生活的真实景象。最有名的日本小说之一、十返舍一九所著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讲述了两个快乐的男子从江户到京都旅行途中的种种轶事。书中描述的沿途53处宿场的景色，还成为很多日本儿童开始读书认字时的第一篇课文。除了优美的景色，东海道的种种历史传说，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莱茵河之对于古时英国旅行者的意义——在罗蕾莱之崖隧道开通之前，旅行者们都崇尚驾驶四轮马车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而不是像如今那些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们，借助火车在几小时内便将沿途的浮光掠影“游览”完毕。无论如何深入细致地琢磨地图，世上也没有不经实地考察便可完成的地理学研究。伴随着徒步旅行中所体会的愉悦、疲惫、天气及种种想象，旅行者对于地形或地理的印象将愈加清晰难忘。而历史学者则可透过徒步旅行深入体会时代的变迁，乃至某场战争的过往。 日本这个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乱后也诞生出特有的政治组织形态。深入了解其内部情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敌对各方之间的斗争形势。然而，我向上级申请经由陆路返回江户却并非出于上述公务方面的理由，而是纯粹出于我所怀有的对日本无穷尽的好奇心、对冒险生活的热爱，以及——尤以此项为甚——对军舰生活的厌烦。从加莱港坐船到多佛大约只需一个小时左右，而步行则需花费一整天。但相比闷坐在船舱中发呆，我想，大多数读者也会像我一样宁愿选择后者。 我和沃格曼已经习惯了日式饭菜，因此我们决定，旅行中不再携带食物以及用餐所需的刀叉、洗手杯、餐巾等物。因为找不到马匹，我们便买来两顶旧轿子，并找人略作修理。每顶轿子的价钱是32枚“一分银”银币，大约不到四英镑。轿杠是以长长的松木制成，当地通常称其为“桐木”。轿中铺着外裹锦缎的厚厚的棉蒲团，刚好容得下一个人盘膝而坐。朝向前面的窗户上方有个小架子，窗子下面还有一块可以折起的、充作桌子之用的小搁板。轿身两侧的滑动轿门上都有两层窗户，纸窗用于挡寒，纱窗则用来换气，还能防止尘土的侵入。倘若遇到雨天，还可放下帘子挡住窗户。轿身通体似乎还包裹着一层黑色的油纸，油纸上留有小孔，方便乘轿者查看轿外的情形。另外，轿身外侧挂着油纸制成的窗帘，只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才会用到。我们俩各自将行李塞进两只当地人称为“两挂”的长方形柳条箱里，由脚夫用黑色的扁担挑着。我带的寝具包括两床日式被子——被面是白绉纱的，四周用普通的“大和锦”裹边，一件天鹅绒领子的带花纹的厚实的棉睡衣，以及两只西式枕头。这些大行李统统被塞进柳条箱里交给两名脚夫负责搬运。所有的行李箱上都挂着一块小松木牌，上面用汉字写着我的名字和官衔。从公使馆配备的日本人护卫（别手组）中选拔的10名护卫和日本外务省的两名官吏也与我们同行，后者还将负责沿途的住宿安排——从伏见到江户有320英里的路程，大约要走上16天。出发前，我们先大致确定了每天的用餐和住宿地点，并做了一张旅程表。 5月18日上午9点，与当地的洋务奉行告辞后，我们便离开了那座一直居住的寺院。计划在伏见与帕卡斯公使的队伍汇合的威利斯陪着我们走了一程。之后，我们在河岸的八轩屋码头登上了游艇，护卫们和日本官吏乘另一艘船相随，另有两艘小船载着脚夫们和行李跟在他们后面。河中水流湍急，船行驶得很慢。然而一想到我们须得保持英国外交官的堂堂威仪，我便也只能按捺下自己那天生的急性子。到达某个水深足够停靠的地方后，我们的船便停了下来。船夫跳上岸，拉着帆柱上的缆绳牵引船靠向岸边。舵手则小心地摆弄着船舵，以免船身撞上河岸。待船身转向对岸后，船夫又返回船上，撑着船篙将船向对岸摆渡，然后再次跳上岸用纤绳牵拉船只。河道曲折蜿蜒，而且堤岸高耸。从船中望去，只能看见宽广的河面和远方的山顶。天气晴朗，在抵达箱根之前，我们却对途中的景象一无所知，只能在想象中描画我们所经之地的一切美景。在过去的五星期里一直公务缠身，我已疲惫不堪。但想到接下来将有两星期的假期可以享受，便顿觉欣欣然兴奋不已。 1点钟左右，船队到达位于大坂上游约五英里处右岸的一个名叫吹田村的小村庄，所有人都上岸去吃午饭。午饭只有米饭和豆腐，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得用“战场即地狱”那句话来安慰自己，勉强吃几口。一路上，我们的船队不断与其他船只擦肩而过，既有挤满了乘客顺流而下的客船，也有满载成包大米的十艘驳船。6点半时，我们又在枚方——一个比吹田村大得多的集镇靠岸，享用了一顿有汤有鱼的晚餐。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三名仆役的饭钱一共花了不到一枚银币，我在饭钱之外又多付了一枚作为“茶水钱”。野口负责我们旅途中的一应支出用度，“茶水钱”的多少也全都由他酌情决定。我感叹饭费的低廉，店老板解释说，按当局的规定，凡公务旅行者的花费支出，只能按市价的四分之一收取。吃完晚餐，我们乘着月色继续前行。夜幕中浮起一层薄雾，笼罩着宽广的河面，周围的景物也因而滋生出一缕神秘的氛围。此情此景，正是日本所独有的秘境，若非生于斯长于斯、深谙其美的本地艺术家，绝难以人间之笔将其描绘于纸上。 日间燥热难耐的空气已变得十分清凉。我们叫人从行李船上取来被褥，铺在船两侧的甲板上，便在露天中躺下。凌晨2点，我醒了过来，发现我们的船停在桥本对面、距离右岸的哨卡很远的河面上。哨卡由大君的阁老之一松平伯耆守的军队把守，它的对面则是伊势大名藤堂的地盘。我们的船一度已行驶到淀城附近，却因未审验旅行许可证而被勒令返回。待一切手续办理完毕、再次行驶到淀城时，已是清晨4点。月亮已隐入夜色，四周一片漆黑。淀川在此与木津川汇合，继而被河中心的小岛划分成数条水道。我们的船沿着右岸行驶，大约6点钟的时候抵达伏见。帕克斯公使一行也在那里，正准备出发前往敦贺。一位慷慨的馆员把他保存的最后一盒雪茄烟赠给了我们。在大坂逗留得太久，我们的雪茄早已抽完，一路上只能用日式的小烟管凑合——对于我们那早已习惯雪茄强烈味道的喉咙来说，那简直淡若无物。日本的烟管由金属的烟嘴和结实的竹管制成，最大的缺点是容易淤积烟油，每天至少得用坚韧的桑树皮纸捻清理一回。威利斯在伏见辞别了我们，加入了公使一行。幕府方面对公使的那趟出行大为警惕，唯恐公使顺路私自前往京都。以公使那热爱冒险的性格来说，有此举动也毫不奇怪。 吃过早饭，我们换乘轿子，开始了我们的陆路之旅。一大群“町方”，即各级别的地方市政官，穿着他们名贵的周日礼服护送我们走出城中，并陪着我们在宇治川的河岸与覆盖着优雅竹林、低矮松树的小山之间的小路上走了大约一英里，直到拐上东海道的大路方才离去。从京都到下一个歇息处——大津，沿途都是用石块铺成的、类似某种轨道的道路，以供那些运送较重的货物、车身很宽的牛车通行。我们在途中就遇到了40辆为驻留在京都的大君护卫队运送大米的牛车。追分是个小城，位于山城藩与景色优美的琵琶湖交界处的连绵的小山脚下，以出产烟管、算盘和一种被称为“鸟语绘”的绘画而闻名。路边散落着一些烘茶作坊——与当时的大部分作坊一样，规模都很小。人们先将新茶的嫩叶用水浸湿，平铺在烘板上，烘板下方是石灰垒成的炉灶。在炉灶中加入柴火，烤热烘板，匠人们再逐一用手捻制烘板的茶叶。如此炮制出来的新茶，以温水泡开后，便可生出具有足以与好茶媲美的清爽口感。然而那些作坊的规模实在小得可怜，每家作坊中的劳作者不过一两个人而已。 午后1点，我们到达大津。匆匆吃过午饭，我们便赶往灵山寺观赏天下闻名的琵琶湖的美景。然而在正午的暑气中，湖面上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霭，期待中的湖光水色完全没了踪影。倒是我们歇脚的高岛屋的服务十分周到，护卫和洋务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呼应着我们的吩咐。从大津一路前行，湖边的道路十分平坦。通过膳所，即本多隐岐守城堡下的小镇后，我便下轿步行。在濑田那座雄伟的双层大桥上，我望见湖中有两名男子坐在小舟里垂钓鲤鱼。湖边的浅滩上插着许多用芦苇编成的篱笆，将海滩上隔出形状不一的小水湾。当海面上风高浪急时，惊慌的鱼儿们便会争先恐后地游进这些小小的避风港。当夜，我们计划在草津宿营。快要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又钻回了轿子，一来为躲避围观的人群，二来也为了保持官威。在当地人看来，徒步行走对“大人物”来说是不体面的。到了城边，城中的官吏和官方旅馆的老板早已在那里迎候。见我们到来，他们赶忙呼喝驱散早已挤得水泄不通的围观人群，为我们的队伍清理道路。轿夫们也纷纷加快了脚步。这一来不免令我们大吃苦头：那轿子原本就算不得舒适，而当轿夫们甩开脚板飞奔时，坐在轿子里的人更加苦不堪言。 转过街角，轿夫们在一座黑漆大门的建筑前落了轿。大门两侧的门柱旁，整齐地堆放着灭火用的沙子和水桶。这便是被称为“本阵”的官方高级旅馆。在我所见过的日本旅舍中，这座建筑最为气派威严：纹路优美的上等木料、色调雅致的壁纸、铮亮的黑漆木格和掺有金箔的纹样风雅的和纸组成的推拉门，以及色泽青翠、用印花棉布包着边的、看来既坚固又厚实的榻榻米，无一不显示出堂皇的官家气派。最高级的房间虽然只有12英尺见方，地板却比其他房间高出6英寸。充作床铺的地方还另外加铺了一层榻榻米，以使尊贵的客人能正襟危坐。我们的行李则被放在房间两侧的走廊上。可惜的是，推开窗户，却只能望见四周被黑色板壁围起来的内庭中的景色。按日本的习惯，大人物不可随意四处张望，更不能轻易被小民一睹尊容。旅馆老板带着一些小礼物前来请安。他深深地俯首行礼，前额几乎贴到了地板。不久，他再次前来，以同样谦恭的态度对我们支付的两枚银币的“茶水钱”表示感谢。之后，当我们准备依次沐浴时，一位绝非手足无措、却略显拘谨的少女问道，是否可为尊贵的大人们“擦洗玉体”？可惜，我们自幼所受的教养，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习惯在洗澡时享受一位美貌女子的服侍，我们便谢绝了她的好意。 晚餐时，我们点了鱼和清酒，艺术家沃格曼先生还叫他们添了几次饭。店家素来听说欧洲人只吃牛肉和猪肉，见我们大口吞下白米饭的样子都惊诧不已。到了就寝时间，侍女为我们铺好柔软的丝绸被面的被子，在火钵内放进一块烧得正旺的木炭，再用白色的灰盖好，然后将火钵连同一壶新沏的茶一起放进我们的蚊帐，并对我们道晚安。我们第一天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出门在外的日本人都惯于尽可能早地动身。他们在天还没亮时就已起床，从厨房洗碗池旁的笸箩里抓起一把盐擦牙，再用清水洗手洗脸。匆匆吞下几口早饭后，无论太阳是否升起，便都踏上了旅程。早早出发是为了尽早赶到下一站的宿处，因为旅馆给客人准备的浴池只有一个，而且中间并不换水。越早到达，越可挑选更好的房间和享用更清洁的洗澡水。在一些偏僻地方，旅馆的洗澡水甚至接连几天都不更换，浴池里的水浑浊不堪，还散发出阵阵臭气。我们则无须一大清早就与闹哄哄的本地旅行者竞争，直到7点半左右方才上路。以平均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行进，我们每天大约只能走20英里左右。加上途中的歇息停顿，直到晚上6点，我们才到达当天的住处。 每天旅途中必需的停顿首先是午餐（当地人称为“午歇”），至少要花费一个小时。其次，像我们这样“尊贵”的要人的队伍，上下午至少也应各“小歇”一次。此外，途经景色优美之处时，席地而坐，边享用茶水点心边欣赏清风美景，也是日本自古以来旅途中的风雅习俗。第三天途中，我们将轿子停在梅之木，走进一家能够眺望有名的百足山景色的茶屋里略作盘桓。此后，我们又在石部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那里竖着一块木牌，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英国通译官小憩之处”。到了水口，我们又发现了有鱼、汤和米饭的颇为奢侈的便当，于是又花了1小时15分钟吃午餐。在以“味增腌野鸡肉”闻名的大野，我们又停下来喝茶，还顺便享受了美貌女子们故作娇羞的款待。沃格曼先生的装束——宽大的蓝色棉布裤子，松松垮垮的黄色茧绸无领外套，还有头上戴的那顶圆锥形的灰色毡帽——不时引得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他究竟是个欧洲佬，还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到了有名的产茶地前野，我们在茶叶店又歇息了30分钟，品尝了好几种不同的茶。照日本人的规矩，这种行为也有损于“大人物”的体面身份。但我耍了一个花招——让野口前去付账，从而保持了我们的威严。因为据说真正的日本贵族，不仅应该远离金钱，甚至不知世上金钱为何物。茶叶店老板还声称他的茶全都是由处女采摘并烘焙而成，但我明白，他不过是在糊弄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外国佬罢了。 沿途大部分的店面中都贴有写着“诸事节约”的汉字贴纸，言简意赅地表明店主的家族成员和仆役均无意承担交际游乐等不必要的开支。沃格曼把他的一些素描画送给店里的人，因此大受欢迎。画作的题材大多是我们沿途所见的风景、当地美丽的少女之类。那些少女得知自己的姿容将被定格在纸上时，脸上都洋溢着既害羞又得意的微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无处不在而又谦卑恭顺的日本侍女都让我颇感不自在。后来有人告诉我，日本的大人物们通常都有自己的贴身男仆，侍女们一律不准接近他们。我们方不由地哀叹，原来我们这些因公务而被临时拔擢到高位的家伙果真算不得真正的大人物，同时也对那些品行端正、只由男仆服侍的——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贵族王公们大感同情。被当作“要人”的另一种礼遇是：凡我们经过之处，官差们必会为我们的队伍开道，口中呼喝着：“跪！跪！”命令百姓在路旁下跪行礼。在当时的日本，庶民必须对大名——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藩的——行跪拜之礼。一些幕府的高官，例如神奈川的奉行，也趁机要求治下的民众下跪行礼。所有的外国居民都对此深恶痛绝，唯一一位曾屈从于这一陋习的外国人是尤金·范·李德先生，在不幸的理查德逊遇刺身亡的那天，他不幸遭遇了岛津三郎的仪仗，只得按日本的习俗下跪行礼。这种礼节的起源，大约是因为在日本礼仪中，起立被视作某种不敬。另外，下跪也可防止行礼者出其不意地袭击受礼的贵族。日本人对于站立姿势的不满，我在某次参观武士子弟学校时感触颇深。那次拜访时，我先是按规矩脱靴摘帽，并将帽子放在入口处的榻榻米上，在对方礼貌周到的引领下步入室内。屋里的地板上，30名少年正襟危坐，面前放着汉文书籍，在六名教师的监督下，复述另外一些年长的学生背诵的课文。我站立着朝他们行礼问候，但学生们无一人理会——那时我尚不知晓，自己的举动在日本人看来已属无礼至极。多亏一名护卫的提醒，我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便赶忙坐下朝他们再次行礼。这一次，不仅是学生，连教师们也纷纷俯身还礼。他们严格地遵循礼仪的规定，前额贴在地板上深深叩首。从那以后，我决意尽量遵守日式的礼仪，虽然我那僵硬的腿部关节使得我很难保持“跪坐”姿势。然而我到底不能勉强自己像日本人那样将额头贴到地板上般深深叩首——假如对方打算趁机羞辱面前的“夷狄”，故意不俯身向我还礼，又该当如何呢？其实，日本人之间也常怀着同样的疑虑。我经常看到两个人在相互行礼时用目光窥视对方的情形，大抵也是为了观察彼此俯身的高低是否对等吧。 我们走在城中的大街上时，总能引发当地人狂欢节一般的喧嚣热闹。在大名城堡下的小镇龟山，成群结队的武士、欢天喜地的孩童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等待着我们的出现。一些年轻的小姐还按当时的时尚在脸上涂满了白粉，显得格外娇艳妩媚。 我们在当地发现了几种有趣的交通工具。例如一名男子用系在扁担两端的粗绳网兜挑着两个孩子，或者两名妇女合骑在一匹驮马上之类。在关市和桑名之间的平原地带，人们还使用一种类似伦敦的水果小贩所用的敞篷货车。不同之处在于，拉车的不是骡马而是人，车上装的也不是货物而是乘客。它的体积很大，大约能容纳六名成年人，大约是1869年以后开始流行的人力车的雏形。历来不在乎“官威”的沃格曼（要知道，他这次的旅行并非以艺术家身份，而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外交人员）跃跃欲试地想要乘坐这种新奇的交通工具，于是我们花了三个天保钱（约合两个半便士）的车资，乘着它从富田走到了桑名。在小向的茶铺，店老板送了我们几只粗陋的“万古烧”茶壶。“万古烧”是一种纯粹以手工捏制的珍贵而朴素的陶器，壶身内外都还残留着工匠的指印。 22日，我们到达了德川家最重要的谱代大名之一、松平定敬藩领内的重镇桑名。路上照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让我们的行进极为艰难。队伍急急地拐上岔路，通过一座箭楼下的街道，接着又穿过外城的城墙，总算到达了位于入江岸边的官方旅馆。小贩们蜂拥而至，向我们推销万古烧、美浓的奇石和名古屋的扇子等土产，结果我们那天整晚就在采购货物中度过了。 从桑名到宫的一段路程我们选择了海路，乘船横穿过尾张湾。如今（1887年）那里已开通了定期汽船，但当时（1867年）能够找到的只有用厚木板勉强充作船舱顶棚的破旧帆船。我们7点半出发，大约11点抵达对岸。全程大约7里，约合17.5英里。眼见当天不可能再走到下一处宿头，我便建议下午索性在名古屋城内游览。宫大约位于名古屋的近郊，离城中并不太远。 名古屋城以16世纪末织田信长最初建造的城堡而闻名天下。它的城楼上装饰着两尾巨大的金色海豚，是现存最为雄伟庄严的城堡之一。然而洋务官员们声称，我们的旅游许可中不包括脱离东海道前往名古屋的权利，他们自己显然也不打算承担“越权擅断”的风险。另一方面，带领外国人进入尾张藩藩主的城邦需要事先取得藩主的准许。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尽快奏请藩主，但那不过都是些敷衍的托辞罢了。商人们带着扇子、金属工艺品、漆器和绉纱纷纷来到，我们便也乐得借此打发时间，等着名古屋方面的回复。沃格曼的绘画似乎已名声在外，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大堆中国宣纸和扇子。旅馆老板帮腔说，送礼的是位本城颇有地位的市民，他很希望获得沃格曼的作品。于是我和沃格曼便欣然提笔，他在扇子上作画，我则为每一幅画题上诗文。其间，清酒倒是给了我们不少灵感。然而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精心绘制的扇子居然在市场上以一枚银币一柄的价钱出售，便再也不理会那位利用我们牟利的卑鄙小人了。 晚间，我们换上日本的和服，又招来几名歌舞姬，邀请两位洋务官员和护卫们一同饮宴。护卫们都乐不可支，有人还即兴跳起了戏剧里小丑的舞蹈。性情开朗的大个子佐野还模仿起了名艺人的表演。宴会到9点钟方散，人人都酒足饭饱而归。 次日，我们途经以出产印染棉布——类似于印度的班丹纳——闻名的有松时，前去参观了长崎的荷兰商会会长参拜江户幕府时驻留过的店铺，店家给我们看了记载着荷兰人采购清单的账簿。遵从渊源已久的惯例，在这里购物似乎成了外国人应尽的义务，于是我们按例购买了几匹当地的纺织品。令人诧异的是，那些分明产自本地的名产，却被冠以“鸣海”——即离本地最近的官方驿站——的名号。野口和两名日本官吏出面与店家讨价还价，沃格曼和我则在一旁故作威严地抽着烟不发一言，以示大人物“不涉金钱”的风范。那家店铺看来与官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老板家中甚至持有数支火绳枪。而附近的房屋也明显比普通的日本建筑雅致精巧得多，充分证明了纺织业给当地带来的繁荣。 我们在知立的一家旅馆里用午餐时，店老板偷偷地找到野口，声言阿礼国爵士在1861年光顾此地时曾付过四枚银币的“茶水钱”，并要求我们也须得照此惯例付钱。野口断然拒绝，并告诉他我们只能按其他地方的市价、即半个银币付钱。涉及花费的事我们一律任凭野口全权决定，他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值得信赖。下午，我们的队伍在一家叫“立场”的茶馆略作停留，以便照例让轿夫们歇脚。店家端来了荞麦面，言说是此地的名产。我们品尝了之后却发现，它味道甚至还抵不上其他地方最平常的荞麦面。因久仰沃格曼的大名，店家早早便备好了绘画用的纸笔和墨汁。就在我们品尝当地的荞麦面的功夫，沃格曼已完成了一幅杰作，生动地描绘出我们吃着面条、喝着用葫芦从宫带来的清酒的模样。 因矢作川上的桥已经坍塌，我们只得乘渡船过河。城中的官吏和警察前来迎接我们。警察是当地的大名特意差遣来的，照例在队伍前头喝令着“下跪，下跪”！围观的人群中混杂着不少武士，听到喝令也都立即跪了下去。如此一来，他们的视线刚好可以与轿子的窗户齐平。进城出城，我们都必须依照礼法乘轿而过，而有失身份的徒步行走只有在路途之中或偏僻的乡下地方才被允许。 次日一早，天下起了雨，而且没有丝毫放晴的迹象。我们只能躲在罩上了油纸的轿子里赶路。从轿窗望出去，只能看见附近几码开外的景色。沿途的道路大多很平坦，只经过了一段不足6英寸深的水坑。在新居町附近，有一处靠近滨名湖湾岸边的检查所。旅行者们必须在此下轿，接受严格的检查。为表示尊重，还须脱掉靴帽。前一晚与官吏和护卫们喝酒时，我曾对此发过一通脾气，追问两位日本官员为什么我们也须遵守当地检查所的混账规矩。此刻，我打定主意预备拒绝接受检查，但官差们却只是将轿门拉开一半随意一瞥便挥手放行。原来，两位随行官吏连夜与检查所方面进行了协商，做出了小小的让步，即允许他们“检查”轿子，检查所方面因而算不上失职。同时，拉开轿门进行“检查”的并非检查所的官差，而是其他什么衙门的官员，对我们来说也可勉强接受。如此，我们总算没有下轿接受检查，得以保全了洋大人的体面。 数年前，滨名湾一带的浅滩上已建起相连的土堤和木桥，形成了长约一英里左右的通路。然而在当时，我们只能依靠仅能容纳一顶轿子的小舟摆渡往返。海湾入口两侧向内延伸的山崖包围着海湾，看起来就像一个平静的内陆湖。我们朝海中驶出约一半的路程，才看到海面上泛起了细碎的浪花。幸运的是，那天风平浪静，海面如同镜子般闪闪发光。在滨松西面约两英里处，当地的大名井上河内守派他的家臣前来迎接我们——他们都戴着松饼形状的黑色扁帽。作为幕府的阁老，井上显然打算更隆重地接待我们。行进到城门口时，我发现迎候官员明显又增加了不少。我们的队列因此也产生了变化：原来两位绿衣的“町方”之间又加入了一位身着褐色官服的本地“町方”，三人排成一行，在最前面开道；随后是两位“宿役人”和两位“制止”（传令官）前后分列两侧。他们精明强干，高声呼喝着“回避，回避”！提醒路边过于靠近的一些年轻武士退后。我们的轿子则跟在他们身后，左右各有一名“别手组”的日本护卫步行相随。一名持枪的“同心”，即警察，以及其他的护卫、仆役、脚夫等则顺次跟在轿子后面。 抵达住处后，一些当地的大商人前来拜访，称大名命他们来听候吩咐。此外，厨房里还聚集着几位大名的家臣，准备担任夜间的警戒。厨房位于整栋房子的正前方，十分宽大，能容纳不少人。次日我们出发时，又按与进城时相同的队列出城。走出城门后，一位官员递给护卫一张按礼应呈送我们的名刺。到了城外，官差们进行交接，四名戴着黑帽子的“制止”加入我们的队伍，并一直将我们送到藩领的边界才告辞回去。 下过一天的雨之后，山间的景色益发美不胜收。道路两侧亭亭如盖的松林之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小山脚下。小山的更远处，横亘着连绵的青山。连续两天，我们在路上都遇到了奔赴京都的幕府传习兵第三营。据说幕府方面担心勤王派的西部诸藩可能会以武力对抗大君，特地命令传习兵前往京都护卫大君的安全。 上一座城中的护卫们一告辞，我们便立即下轿步行，朝天龙川方向进发。到了河边，我们又乘渡船过河。天龙川的河面十分宽阔，水流湍急。旱季，河中的水量减少，河床的中心位置会露出一片沙洲，将水流分割为两条水道。忙着写生的沃格曼掉了队，我便与一位随行官吏停下来等他。那名官吏神情紧张地告诫我，再往前走可能会遇到“野蛮人”。所谓“野蛮人”，是指被派往日光拜谒德川家庙、目前正处于归途中的钦差，即“例币使”（奉天皇之命前往日光东照宫的墓园供奉的使者）的一行人。在幕府的朝廷中，例币使的地位要高于所有的大名，凡遇见者一律须立即下轿并行跪拜礼。那名官吏提醒我说，我们最好绕路而行以避开他们，我也同意了。不久，掉队的人陆续赶来，我们便抄了一条田野中的近路继续前进，居然节省了两英里的脚程，在正午之前就到达了午休地。路旁仍是挤满了前来一睹外国人真容的姑娘，旅馆老板身着盛装在门口迎候，朝我们谦卑地鞠躬行礼。侍者们端来油炸的白色鱼干，蘸着酱油汁十分美味。卧室里铺着漂亮的波斯地毯，两名面容清秀、礼数周到的10岁少年奉命在一旁侍奉。 例币使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据说他们还没到达此地，但仆人们仍是惴惴不安。据野口说，例币使的家来常常以对自己的主公不敬等借口向人们勒索钱财。因此，有身份的要人们自不必说，连最下级的武士都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虽然也有传闻说例币使在幕府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我还是打算听从日本人的建议，尽量避免与他们遭遇。听闻他们当晚将在前方四英里处的城镇袋井宿营，我们便决定下午尽快赶路，提前到达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下午，我们在高原的山路上走了两英里，又沿着曲折的坡道走下松林茂密的小山，在稻田之间的平路上走了约两英里后，便到达了袋井。在那里的驿站换过轿夫和脚夫后，便丝毫不敢耽搁地继续赶路。 那天是5月27日，百姓们已开始收麦插秧。算上最后一次休息的时间，我们只用两个小时便走完了到挂川之间五英里的路程，几乎达到我们的极限。路上有位自称正赶往长崎的萨摩藩的年轻武士来与我们攀谈，对例币使及其家臣的所作所为表达了极度的轻蔑。据他说，例币使的家来不过是些临时雇来的京都的卑鄙小人，仗着例币使的权力狐假虎威。前几天他们在江户郊外的品川逮捕了18个人，以“对钦差不敬”的罪名向他们勒索罚金。直到6点钟，原定于经过挂川前往袋井投宿的例币使的队伍仍未出现，我们便决定就地宿营，待他们经过后再起身赶路。 我和沃格曼、野口分别在自己的房中睡去，除了一名护卫，其他人都在稍远些的另一栋房子内歇息。1点15分左右，我被一个日本人的叫喊声吵醒：“萨先生！萨先生！赶紧拿刀！那些家伙来了！”我的刀不过是一把老旧的骑兵军刀，摆摆样子尚可，实战却不堪一击。尽管如此，我还是站起身来，在黑暗中向床边的凹室中摸索，从刀架上取下那把刀握在手里。那个报警的日本人拉着我的手跑出了房间。仿佛预感到有些异样，我们又一起藏到隔壁房间的墙角里。他叹着气说：“但愿护卫们能赶得及。”正在那时，外面传来一阵喧嚣，似乎有很多人冲进了房间。黑暗中，我无法分辨，只觉得他们是从我房间正对着的那个小花园闯进来的。形势骇人，我们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过了大约三分钟，一切喧嚣又归于平静。外面传来“萨先生”的呼唤。是野口！他提着灯笼跑了过来，告诉我说敌人已经撤退。我们这才放下心来，开始寻找同伴。沃格曼和档案室的仆役与吉都不见了踪影。那个叫醒我的日本人，原来是最年轻的护卫松下。我们又去野口的房间里查看了一番，发现木门已经被打翻在地——原来凶徒们是从这里闯进来的。我们奔出走廊时，护卫们也都赶了过来，人人身披铠甲、头戴护盔、手持利刃。见我仍穿着猩红色的睡裤，他们便纷纷大笑不止，央求我要么赶紧躲起来，要么去换条裤子。此时危险已经远离，我对他们的嘲讽也只是笑笑，又派了两人前去寻找沃格曼。最后，人们在屋子后面的窄巷中找到了艺术家，他勇敢地挥舞着手枪，吓跑了企图行凶的恶徒。 我们开始感到阵阵凉意。野口大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被暴徒们打破大门的声音所惊醒，便匆忙起身，系好腰带，右手持刀，左手拿枪，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几名暴徒冲了进来，喝令他“交出洋贼”。野口回答说，如果他们敢再靠近些，他就将遵命照办。被他的镇定和凛然所震慑，暴徒们选择了逃跑。据野口的目测，对方大约有12个人，其中两人手持长刀，其余的人则只拿着匕首和短刀。环视四周，沃格曼房间斜对面的那间屋子里的蚊帐已被刀劈得丝丝缕缕，幸而睡在帐中的人早已逃走。也多亏我在睡前熄灭了灯火，暴徒们在暗夜里未能及时辨别我们的方位。 沃格曼在大门被撞破的响动和“交出洋贼”的吼声中惊醒，随即混在四散奔逃的人当中跑了出去。从凶徒丢弃在现场的灯笼来看，他们正是例币使的部署。我们当中幸而没有人受伤，反而有一名凶徒在狼狈逃窜时被自己的同伴所伤。讲述完各自的遭遇后，我重回卧室休息，沃格曼则要来了酒菜，与护卫们通宵畅饮等待天明。 次日清早一起床，我便考虑打发两位随行的官员去当地官府通报我们的损失，并提出赔偿要求。前一晚直到危机过后方才现身的护卫们，此刻倒是表现出了分外的勇敢，跃跃欲试地打算做些什么。有他们做后盾，我于是命令两名随行官吏去与官府交涉，要么将凶手捉拿归案后交给我们，要么干脆由我带领护卫们亲自去捉拿凶手。直到中午时分，我仍坚信，只要一声令下，我的护卫们定会直扑例币使的宿营地。 两名洋务官员不久便返回，告诉我例币使断然不肯交出凶手，但作为交换，他们建议签订一份承诺书，答应一到京都后便惩处凶犯。此外，他们还打算向我们提交一份正式的致歉函。我着急赶路，对他们的提议自然表示同意。然而，两位官员与对方的会谈却拖延了很久，我只得打消了当天继续赶路的念头。后来，我们唤来几名艺妓，与两名随行官吏和护卫们大摆筵宴。席间，沃格曼先生还与一名护卫随着伴奏起舞为众人助兴。而另一名喝得酩酊大醉的护卫则向我恳求，希望能像野口那样成为我的男仆。听说当地的市民得知例币使的恶党被“洋大人”打得落花流水，无不额手称庆。毕竟，以往天皇的使者从未有过中途停步之举，也不曾有因袭扰他人反被教训一顿的先例。借着酒意，四五名护卫身着盔甲冲出门去，扑向例币使的家来们。对方显然以为我们打算报复，惊慌之下赶忙向当地大名的警卫队求助。我们护卫队的头领带着两名护卫，趁势大张旗鼓地将他们威吓了一番。尽管如此，事态并未有所进展，我们不得不在当地再多逗留一晚。 次日清早，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当地的大名同意暂时将袭击我们的暴徒收押在本地，并由大名本人向我们出具收押证明。然而等了一上午，我们仍未收到那份文件。我不由开始担心，大名是否已将凶手擅自放走了？正当我在等待中困倦不已、昏昏睡去的时候，一名洋务官员叫醒了我，递给我一封号称是“例币使的某个重臣”的亲笔信。信中答应，将三名袭击我们的暴徒交由本地大名监押，并由本地的奉行大人签字为证。据说奉行本人也保留了一份抄本，并正准备携带抄本即刻赶去大坂通报。被问到例币使是否可以离开本地时，我表示了同意。不多久，我们便亲眼瞧着例币使及其下属浩浩荡荡地走过我们的门前。队中有两顶较大的和六顶略小的轿子，50名身着绿色上衣、面目凶恶的家伙则随轿步行。就这样，我们算是成为了获胜的一方。例币使一行离去后，我们也在下午3点动身，朝与他们相反的方向重新出发。本地的大名提出，派自己的军队护送我们出城，我回答说，我们的护卫足以保证我们的安全。尽管如此，我们动身的时候，仍有一队士兵在我们的住处前列队，与另外八名警察一起，一路护送我们走出城门。 几个月后，事件中的凶手连同三名同案犯被押往江户受审。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余者则被流放到偏远的岛屿。日本方面邀请帕克斯公使和我前往处决现场观刑，但我一则不想让死刑煽动自己复仇的快感，二则也想尽量避免再回忆起那个可怕夜晚的情形，于是便找人代替我前往。大约我的缺席也不会对那次合法的公开处决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的下一站是日坂，一个群山环绕中的景色秀美的小镇。我们筋疲力尽地沿着险峻的上坡路一路攀登，终于发现自己置身山顶。在我们的右侧，原野低低地朝海边延展开去。左侧则比道路高出许多，自山腰向上直到山顶，层层辟出精耕细作的梯田。我们在山顶的茶屋中歇脚，店里的女孩子为我们端来一种掺了麦芽汁的香软的米饼。那少女虽已15岁，但似仍未长成，身量不过4英尺左右的样子。 越过这片高原，便是我们的宿营地金谷了。而金谷之后，我们必须渡过大井川才能抵达下一晚的宿营地。在河边，一大群赤身裸体的脚夫忙着将我们的行李运到对岸。而我们自己，则被用一个四方形担架似的东西——即日本人所称“辇轿”——抬过河去。为确保安全，每座辇轿由12名脚夫抬起。仿佛为了向我们显示这项工作的难度似的，脚夫们在激流中选择了水最深的地方过河。当时，日本人都坚信大井川的激流既不适合船只摆渡，也无法在河上架桥。然而数年后，河上终于还是建起了一座桥，由此看来，幕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民众影响颇深——河流显然能够有效地隔离不同地区的民众。那些交不起渡河费的百姓，不得不脱掉衣服，冒着生命危险涉水过河，更不必说还得羞愧难当地以半裸的姿态出现在岸边。因此，非到万不得已，除非付得起钱，人们便自然不会轻易想要到对岸去。 我付了一枚银币给脚夫们充作小费。这个价钱既合情合理，又不违反我尽量节约支出的原则。脚夫们为如何分配小费大声地吵嚷着，最后，每个人大约分到了三分之二个便士左右。那天，我们直到晚上8点才抵达住处。店老板十分殷勤，为我们的“大驾光临”不住道谢。我们还没从冒险渡河带来的刺激中平静下来，便立刻吩咐店家排摆宴席，招呼那些快活的护卫们一同享用。其中一个家伙还即席演唱了时下最为流行的民谣，博得了众人的一片喝彩。那首歌中大肆嘲讽穿着“萝卜叶”上衣的例币使的家臣，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店主人家一名其丑无比的红脸颊少女则在一旁弹着琵琶为我们伴奏。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大城市：府中城。这里曾是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归隐后居住的地方，后来改名为静冈。虽然一度曾是茶叶和纸张的主要集散地，城中还有当时日本的主要大学之一，但相比于往昔的繁盛，这座城市如今已衰落了不少。我们在一路的旅途中已品尝过不少各地的风味食物，但还是被这里的所谓“名产”吓了一跳：那是用日本野山药粉煮出来的黏糊糊的粥（即静冈小吃“山药汁”），看起来就像是粘鸟胶。街上照例挤满了围观者，我们不得不钻进轿子里躲避狂热的人群。这座城市出产的日用家具和漆器颇具盛名，得知我们行程的商人们在隔壁的房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然而价格却不比横滨便宜多少。他们大约以为我们都是有钱的阔佬，而在当时的日本，人们仍遵循着一条古训：愈是有钱的客人，愈应承担高价购买的义务。 次日清晨6点，我一起身便望见了那座号称天下无二的富士山的美丽轮廓。在我们客舍的几乎正背面，它穿过地平线上盘旋流转的云层拔地而起，山顶高高耸立在蓝天之下。早饭后，我们前去参观一座“大学”。在一间书屋里，只见30位青年正襟危坐，面前摊开着汉学的书籍，齐声随一名较年长的学生诵读文章。诵读的功课每天上午约为两个小时，每月还由教师分六次对文章的内容进行讲解。校长来自江户的昌平坂学问所（即昌平黌，当时日本政府设立的儒学中心），每年调换一次。诵读中国古文与练习毛笔书法，便是当时日本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全部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固然能训练他们的记忆力，但对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却全无用处。如今，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早已被废除，正如古老的渡渡鸟已不复存在一样。 在前往江户的途中，富士山一刻也不曾脱离出我们的视野。在江尻附近，我们仍可望见它那美丽的山顶浮现在道路左侧连绵的群山之上。1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兴津，并在那里午休。傍晚时分，我们住进了一家临海的驿站，从它二楼的某个房间里，可以饱览远方的无尽胜景。我放弃了店中最为尊贵的“上段间”来交换那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从那里望去，左边是伊豆半岛林木青翠的山崖，远远地朝着大海中延伸，渐渐消失在雾霭之中；右边近些的地方是久能山，山后延绵着长满枝桠茂密的松树低矮的沙丘——正是日本诗歌中广为传颂的“三保之松原”。后窗外，宛然可见富士山那白雪皑皑的山巅，一旁还耸立着箱根附近双子山的两座山峰。 我们怀着流连不舍的心情继续前行，沿着海岸走了两三英里，转过一处山脚后，赫然发现富士山整个儿呈现在眼前。极目远眺，只见它的山脚被连绵的、一直伸展到蒲原附近的海滨的矮山包围着，山腰处则白云翻卷，美不胜收。沃格曼立刻坐下来开始写生，我至今还保留着他那时所绘的一幅作品。一路跋涉，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以“维纳斯之耳”（即鲍鱼）和带有奇特的旋涡状花纹的海螺而闻名的仓泽。自然少不得又与护卫们小酌一番，品尝当地的美食。自挂川遇袭事件以来，兼之一路共同历经磨难，我们与护卫们的关系已相当亲密。略作盘桓之后，我们又继续上路。从仓泽到蒲原的道路都建在海边，沿途的景色可称得上是日本最为风光明媚之处——假如能对那些随处可见的煞风景的破烂渔村视而不见的话。 又一日，我们在清晨早早地出发，途中翻越了几座低矮的小山，8点钟便来到富士川的岸边。当地的官方旅馆已早早做好了准备，不仅在玄关铺好了席子，最为尊贵的“上段间”里也铺上了红色的地毯。在店老板的竭力挽留下，我们不得不同意在此稍作歇息，继而发现店老板竟是沃格曼的老相识。1861年阿礼国爵士经陆路从长崎前往京都时曾路过这里，而那时沃格曼先生作为随从与爵士同行，故此与店家有过一面之缘。如此一来，店老板更是对我们殷勤备至，毕恭毕敬地将我们让进“上段间”，并奉上一大盒点心——据称是本地的名产，是用细磨的栗子粉制成的点心，满满地盛在一个多层的漆盒中，还配着一点萝卜腌菜。另一种本地名产则是砚台，一般人看来很像是玻璃或玛瑙，而实际上是混杂了绿色纹路的水晶。辞别店家，我们乘船渡过了水流湍急、宽阔的河床上满是碎石的富士川——那里如今已通了火车。然后，我们又一次望见了富士山。从我们的角度望去，它像是屹立在海中，拖着长长的裙裾。这一景象颇不常见，但相比它在世人眼中的标准印象——即自山腰以下都隐藏在其他山脉背后，只有白雪点点的山顶分外醒目——反而逊色不少，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鼹鼠丘。 途中，我们还遇见两个12岁和14岁的少年。他们刚千里迢迢地参拜完伊势神宫和赞岐的金比罗宫，正在返回江户的路上。两人都斜背着一个油纸包，里面装着在寺院里求得的护身符。路上都是砂石，天气十分炎热，道路在当地村舍的竹篱笆墙之间曲折蜿蜒，全无美景可言。 当晚我们本打算赶往箱根投宿，但因中途曾一度停下来写生，更不用说还在柏原大大地享用了一顿烤鳗鱼，因此，最后只走到箱根西麓的三岛。 次日早上，我们6点半便动身上路。转过箱根的山崖后走上了大路。正如那条起始于罗马圣公会的著名的阿皮亚古道一样，那条路的路面是用大条石铺成，道路两侧耸立着繁茂浓密的松树和杉树，绿阴如盖，令人心旷神怡。沿路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个小村庄，几名猎人依照古老的习俗送给我们一些鸡蛋作为礼物。又过了三个小时，我们总算来到了箱根。那是个小山村，在一个湖的南侧，四周环绕着草木茂盛、山势险峻的矮山。天气炎热，我们都渴望下水畅游一番，但随行的洋务官员却竭力阻止。他们声称，官府严令禁止在湖上泛舟、游泳——大约是为了提防百姓不须接受盘查便可游水通过哨卡的围栏。我竭力试图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游泳技术绝不会如此高超，下水一游大无妨碍，却反而惹得他们愈发啰嗦不休。 箱根如今已成了住在横滨的外国人最热爱的避暑胜地，而我们却只在那个怡人之地停留了两个小时。越过山口的东侧，我们在下午5点到达了小田原的宿营地。然而从那以后的事，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 刚刚住下，我便收到一封帕克斯公使写来的亲笔信。信中称近期将举行重要的谈判，命我即刻返回。我赶忙找来护卫的头领商议，得知倘若我们立即动身、连夜赶路的话，次日清晨便可赶回江户。如果将八名轿夫按四人一组交替换班，行进速度还可以提高到每小时四英里。于是，我便吩咐他召集轿夫，立刻准备上路。轿夫们也紧急准备起来，他们把宽腰带紧紧地系在腰间，以防止身体的过度摆动，又在额头上缠了一圈布条。从轿子顶端垂下一根结实的布条，轿中的乘客须得仅仅拽住它保持平衡。他们还将枕头被子等严严实实地塞进轿中，以免在他们一路飞奔时我在轿中东摇西晃。因要在沿途的驿站安排更换轿夫等诸般事务，野口和两名护卫也随我一同上路。晚间7点，我们在夜色中朝江户飞奔而去。轿夫们呼喝着口令以统一步调，并尽量保持轿子的平稳。在他们那响亮的号子声中，我也彻夜未眠。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已走了大约26英里，但仍比我们预期的要慢些。于是我又换了一批轿夫，吩咐他们务必在上午10点之前完成剩余的22英里的路程。在轿中蜷曲了太久，最后到达公使馆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无法站立。而更叫我气愤难当的是，我们为之日夜兼程的所谓“重要会议”，不过是一群日本官员的礼节性拜访，公使馆的任何译员都可以胜任翻译工作。 本文受权摘自《明治维新亲历记》（文汇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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