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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的礼制与司马氏帝室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胜义蠡测(上)  一、晋碑之冠 1931年夏，中国河南省洛阳原太学遗址处（偃师市东大郊村），出土了《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石一方，又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晋临辟雍碑》或《晋辟雍碑》（本文后即简称此名）。得此名的原因是，此碑碑额有四行八分隶书：“大晋龙兴 / 皇帝三临辟雍 / 皇太子又再莅之 / 盛德隆熙之颂”，其中，第二、三行的首“皇”字居顶，高其馀行一格。碑文末署“咸宁四年十月廿日”，即西晋平吴统一天下的前两年：公元278年。该《晋辟雍碑》出土当年底十一月，顾廷龙为此碑撰写跋文，称其：
是碑最近出土于洛阳太学遗址。碑连额约高三公尺，广一公尺，八分书，文三十行，行五十五字。碑阴题名十列；第一列十五行，馀列均四十四行；惟二、四、九列蚀左一行，七、八列蚀右一行，三、五、六、十诸列则两边皆泐一行。 是碑立于咸宁四年十月，其称皇太子者，即谓惠帝也。文叙重兴太学之盛，与始行乡饮酒、乡大射之礼，而碑阴又详及太学职官。其可订补史书阙失者甚多，非可作等闲碑志观焉。
顾廷龙该篇跋文，对于碑石之补史意义发覆无遗，然对于形制描述略有出入。经过洛阳文物部门的实地勘察，此碑的实际规制为：高332cm，宽110cm，厚30cm。形制为螭首，材质是青石（或称为铜青石），石质细腻坚硬，叩之有金石之音。碑身则出土于建国前，碑座则于1969年出土。碑座似乎并非南朝之后流行的龟趺座，而是刻有孔子、颜渊等八人像，文物部门后将碑身与碑座合一安置。而整个“晋辟雍”的遗址，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勘察，达370平方米之大。 该碑的书风呈现出较为典型的汉隶至晋隶的过渡阶段风格。余嘉锡曾言：“魏碑之与唐隶，中间尚隔晋人一转关，此碑是也。”启功于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从河南碑刻看古代石刻书法艺术》一文，则指出《晋辟雍碑》与《徐义墓志》一样，都是晋隶八分。 比如说其中的“龍”字右作“尨”旁，出土文物中，限于笔者陋识，似只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前秦“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的“龍”作此写法，故而弥足珍贵。 余嘉锡称此碑为“丰碑巨制”。的确，此《晋辟雍碑》在形制上与两汉碑石相比，即使是大型汉碑也毫不逊色。此碑之出土，正处于中外学者对于新出金石大力搜求的时代，最好的初拓本一度归著名的金石学者马衡收藏，后归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原碑身初归收藏家李长升，目前如前文所叙，已和碑座合一，归河南省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在其原处（东大郊村）安置了铁栅栏保护，又在其外建筑了一座碑亭。 对于《晋辟雍碑》的研究著作，中方当以余嘉锡、顾廷龙为首，民国年间多有学者（如罗振玉、张鹏一、陈伯弢）为之札记、题跋。进入新中国后，陆续又有单篇论文发表（此处暂未将如刘承幹《希古楼金石萃编》等录碑文者统计在内），然余、顾二氏的业绩，七十多年后至今未能有人整体超越。日本学界对于这块《晋辟雍碑》的关注与研究也由来已久。其中，《书道全集》第三卷《晋辟雍碑》的解说，撰稿者为治中国中古史的名家外山军治。此后陆续有足立丰、伏见冲敬、木岛史雄、福原启郎等人的题跋或论文发表。其中，日方以福原启郎论文罗列资料最全。而日方录文、注释，较为全面的则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三国时代の出土文字资料班”集体作成的《魏晋石刻资料选注》一书。 众所周知，汉献帝建安十年，曹操因天下雕敝，下令禁止立碑。到了西晋，中央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依旧推行三国时代的禁（私）碑令，因此传世晋碑尤为宝贵。诚如罗振玉《石交录》曾言此碑为“传世晋碑之冠”，又云：“武陵余季豫部郎嘉锡考证三篇，至精核。”凡余嘉锡、顾廷龙等已考证者，本文不再赘言；凡余、顾等氏所未考者，本文则参酌旧说，尤中、日前贤偶有踳驳处，略为删正评议，以期蠡测其未发胜义之万一。
二、从“龙兴”到“儒术”： 西晋初年的帝室与经学 1940年，郭玉堂所著、王广庆校录《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有一段关于《晋辟雍碑》的描述，原文如下：
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十月二十日 民国二十年阴历三月二十四日，洛阳东南大郊村北一里许，黄瑞云墓旁，掘得之，与石经出土处同。碑形制甚大，高约一丈一尺，广约四尺。正面千五百余字，背面刻人名。《河南府志》名“辟雍行礼碑”，谓石已佚。初出土，乡人以牛十七头，运至村中。远近来观者，日数百人。是年五月十五日，玉堂驰函南京，与广庆商保存之法，拟由地方购存，未果。然石亦未外售，今存李子彬后宅。民国二十一年与曾洪父、陆仲渔等同至大郊，惜未能见之也。广庆按，《晋书·礼志》：“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武帝纪》：“泰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而咸宁三年，《纪》不载辟雍行礼事。此云三临辟雍，则二次行礼，《纪》亦失载、碑立于咸宁四年者，立石在三年行礼后也。
有着洛阳古董商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郭玉堂，他旧藏中的许多汉唐碑刻原石和拓本，此后就成了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藏石》、张钫《千唐志斋藏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的基础。但笔者检核于、张、赵三位藏石大家书中目次，均未见《晋辟雍碑》的名字。 目前这份《晋辟雍碑》的民国旧拓本（现已禁止拓此碑），在拍卖市场售价高达三、四千元人民币，非一般学者所能问津。影印本中，国内有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晋·临辟雍碑》，但这份影印本失真很严重，隶书八分字体多有走形，且编者拓印时，有将行尾行首字多拓或少拓的情况，无论是练字还是研究，都难以为据。笔者所据文本，以上揭《书迹名品丛刊》影印《晋·皇帝三临辟雍碑》为准，文字校录则参考上揭刘承幹《希古楼金石萃编》及京都大学《魏晋石刻资料选注》。 《晋辟雍碑》开首一段为：
曰：在昔先代，肇开文教。殊风至化，发迹乎黄唐。备物致用，具体于三代。历自列辟，废兴存亡，以降于秦汉。虽开国立统，而皇道不融。帝典阙而未备，王纲有所不张。累世弥久，由来久矣！至于大晋龙兴，当魏氏多难，而天命未壹，豪杰虎争……
所谓“龙兴”者，帝业之起也。典籍所载，初言汉朝者为多。如孔安国《尚书序》：“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孔颖达《尚书正义》云：“将言所藏之书得之所由，古本之也。言龙兴者，以《易》龙能变化，故比之圣人。”然而，在六朝至隋初唐的经学话语中，“龙兴”除了帝业之起外，还有比之圣人之义。这为后面的碑文从“龙兴”谈到“儒术”，可谓是在文法上先伏下了一笔。后者尤其需要引起重视，《晋辟雍碑》的作者，一如某些六朝碑不著撰书人名氏一样，难以考察。但其对于“龙兴”的经学内在解释，或许正是顺延到了唐初孔颖达正义所谓：“九五‘飞龙在天’，犹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谓之龙兴也。” 又如，宋人洪适《隶释》卷五所载《巴郡太守张纳碑》有云：“炎汉龙兴，留侯维幹。”这里就仅有“龙兴”的第一层意义，并将家族比附上汉初的张良。同样，《杨震碑》有云：“圣汉龙兴，杨宪佐命。”也仅仅停留在汉帝国初兴这一概念上，可见单单在汉代豪族墓志中，并不会特意将“龙兴”和“儒术”联系起来，只有涉及经学层面的，如《晋辟雍碑》和《尚书正义》，方才将两者合一而论。 复称“大晋龙兴”四字者，在《晋书·王浚传》中所载吴王孙皓降文中即云：“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此外，魏晋之际著名文人成公绥为西晋朝廷撰写了《正旦大会行礼歌》即有云：“泰始建元，凤皇龙兴。龙兴伊何，享祚万乘。”这里的“龙兴”用法，颇似后世（初唐）诗法八对上的“回文对”。 考《晋辟雍碑》接着是从三国“虎争”开始，到“九服混同”的晋初帝业建立过程之描述，亦同是骈文体。随即在四夷宾服之后（当然，东吴的灭国，还要等到立碑的两年后，即太康元年，公元280），文风立刻转到从“龙兴”转到“儒术”上：
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大学，广延群生。
其后又言“敦礼明化，以庠序为先。”如此之推崇儒术，其形式则是以武帝司马炎以及皇太子——此后的晋惠帝司马衷“临辟雍”来完成。 请先言西晋初年之辟雍为何物。 考“辟雍”二字之见于传世典籍，首为《诗经·大雅·灵台》。其有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诗经·大雅·文王》则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我们考察毛《传》、郑《笺》抑或孔《疏》，可知在《诗经》中的最早出典含义，并没有明言如后世太学之意。如戴震《毛郑诗考正》引用了古代铭识，以为“抑亦文王之离宫乎？”又如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译注《诗经》，即云“辟雍”是“光明调和（的地方）”。此外，张一兵还考察了“辟雍”在周康王、周穆王时期的钟鼎金文出典，审之亦无太学之意。周秦文献中，较早将“辟雍”与天子之学制明确联系起来的，我以为当属《礼记·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清儒皮锡瑞《王制笺》对郑玄的“大学即辟雍”的说法虽略有修正，然总体亦同郑说。 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卷六《辟雍》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
在经学史及礼制史上，对于“明堂”与“辟雍”是否为同一物，至今尚未有定论。如马融、王肃以为明堂即辟雍；蔡邕、卢植以为明堂辟雍乃同实异名；清儒马国翰等辑本刘向《五经通义》以为两者不同……这些异论，或可参考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十四《明堂制度》所附《诸儒辨明堂太庙灵台辟雍路寝异名同事》条所疏证，以及皮锡瑞《经学通论》所引阮元之说。今据此等可知，至少东汉、魏晋明堂、辟雍当为一也。 汉魏之际的“辟雍”遗址，直到明末大儒顾炎武遍访古迹时还有亲见，但顾炎武当然不可能看到《晋辟雍碑》。1972年，在对汉魏洛阳古城建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勘测到了汉魏辟雍的形制。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二章《东汉的都城（雒阳）》说道：
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四面筑有围墙，每面长约170米。在这正方形的大院内，均称地配置着四组建筑物，每组各由三座房屋组成。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记载，辟雍四面都设沟堑，其上架桥，东、南、西三面堑中有水。曹魏和西晋时重建辟雍，应系在东汉的旧址上。1930年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的纪念碑，近年又发现了它的碑座，可证此遗址为汉和魏晋的辟雍无疑。北魏虽曾修辟雍，但未完成。 王仲殊记述中，误将出土年代前推了一年。不过他根据考古遗址，指出魏晋的辟雍是“层垒”在汉代旧址之上，这一判断非常重要。经过汉魏、魏晋两次大变革后，西晋初年的经学阐释话语中，其实包含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在它的背后。我们首先根据《晋辟雍碑》和《晋书·礼志》等资料，罗列一下西晋辟雍太学的学礼情况：
（晋武帝时代）司马氏皇室辟雍太学行事表
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年间对于的“儒术”的种种仪式，将经学问题与帝室正统联系起来，成为与前朝“汉魏故事”一样具有效力的“泰始故事”。那么，考察《晋辟雍碑》所记载的泰始年间中央太学行事，尤具思考之意义。据上表可知，皇帝司马炎临辟雍三次，皇太子司马衷莅辟雍两次，直系帝室成员共主持辟雍行事5次。同时，考察《晋辟雍碑》记载晋武帝第一次临辟雍的时间点——泰始三年（公元267），也是极其微妙的年份。这一年始立皇太子司马衷，同时以司徒李胤为太傅、齐王为少傅。 上表第3、4两则材料，即同时发生在泰始六年，《晋辟雍碑》皆记载之，而《晋书》只记其一。且就第4条材料而言，即皇帝第三次临辟雍的时间，传世典籍《晋书》与出土史料《晋辟雍碑》有较大的出入，而《晋书》本书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分别见于《武帝纪》与《礼志》：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承、博士及学生牛酒。 （泰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柬为汝南王。
目前传世本唐修《晋书》，其史料来源颇为驳杂，所以出现了同一书中《武帝纪》“十一月”与《礼志》“十二月”记载时间的误差。但现据《晋辟雍碑》“十月”，“皆当以碑为正”。即便是集前代大成的《通典》，其《释奠篇》，在涉及西晋初年太学行事之时，均径言“行乡事”，而不载具体之月份。赖此《晋辟雍碑》方才将西晋武帝在位年间的十次辟雍、太学行事梳理清楚。 许慎《说文解字·广部》云：“廱，天子飨饮辟廱。从广雝声。”晋代士大夫也认为“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通说以为唯有皇帝临辟雍，太子仅释奠而已——单单根据《晋书》，似乎可以“印证”这一周秦两汉以来的常识判断。但《晋辟雍碑》则揭橥如下一史实，即皇太子亦有两次莅辟雍。碑文有云：
大（“太”字此碑或作“大”）子圣德光茂，敦悦坟素。斟酌道徳之原，探颐仁义之薮。游心远覧，研精好古。务崇国典，以协时雍。与太保侍中太尉鲁公充、太傅侍中司空齐王攸、儋事给事中光禄太夫关内侯珧，及百辟卿士，同升辟雍，亲临礼乐。降储尊之贵，敦齿让之制。寿咨轨宪，敷纳话言。
这里出现了碑文与传世典籍所体现之思想第一个“不合理之处”——即皇太子主持了原本只能由皇帝亲临的辟雍行事。反而明确的将皇帝所用的“临辟雍”的“临”字，用在了尚为储君的皇太子司马衷身上。 在《晋辟雍碑》未出土之前，并非没有皇太子“临辟雍”的文献记载，可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八所收南朝文士徐陵的《皇太子临辟雍颂》。只是之前释读徐陵的文章，尤其对其中“（皇太子）音辞锋起，问难泉涌。辩论纶之异，定伦理之疑”的说辞——很难与近乎智商有问题的皇太子司马衷联系起来。所以不仅视其为孤证，更怀疑其作为南朝末期文人记述六朝前期典故的真实性。总之，徐陵的这篇颂词并没有引起经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研究者太多的注意。此外，同收载《艺文类聚》卷三十八《释奠》条下，尚录有傅咸的《皇太子释奠颂》，如果对比徐陵的题目名称，差异仅在“辟雍”与“释奠”二字，故而我们也不妨将其置于六朝模拟文风下来考虑徐陵颂文的写作意图。 另外，碑文中与皇太子司马衷“同升辟雍”的三位晋廷中央官僚之情况，也值得仔细斟酌：一、“太保侍中太尉鲁公充”；二、“太傅侍中司空齐王攸”；三、“儋事给事中光禄太夫关内侯珧”。即：贾充、司马攸、杨珧。大致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外戚、帝室旁支、士族（弘农杨氏）三股力量。晋武帝刻意让他们陪同皇太子司马衷“同升辟雍”，其用意何在？这需要联系下面第二个“不合理之处”一并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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