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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光荣，为了梦想，为了财富，为了探险，扬帆起航，向着茫茫大海尽头的神秘东方，向着地球那边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大航海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从陆地走向了海洋，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并带回了无数晶莹剔透的瓷器，中国精致的瓷器和其它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当它们展现在走出了中世纪的西方人面前，一种巨大的震扑面而来。从此，欧洲的中国世纪潮流就迅猛开始，势不可挡了。 中国的瓷器出口大概可以追溯到瓷器产生的同时代，目前已知的瓷器大宗出口是从唐代开始的。早期的中国瓷器东销日本，西销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于非洲。历代以来，瓷器一直是我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与丝、茶并誉于世界，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中国瓷器真正划时代的大规模，长时间持续出口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明清时期，我国瓷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瓷器制作技术日趋成熟，制作周期缩短，分工加细，开始具备根据用户需要大规模的快速生产。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是对景德镇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瓷器品种极大的丰富，制瓷工艺日臻成熟，制瓷技法日益提高，制瓷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瓷器不仅供国内各阶层人士使用，而且远渡重洋，销往亚洲、非洲、欧洲等不少国家和地区。 大规模的瓷器出口欧洲和美洲贯穿了明代嘉靖年间直到清代末期，从现存资料估计，中国从明代后期到清代末期出口西方的瓷器，保守的说也有1.5亿件以上。大规模的瓷器出口，是与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纷纷派航船到东南亚一带建立据点，成立公司，开展对东方的贸易，这些据点也就成为他们对中国贸易的大本营。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印度莫卧儿皇帝准许英国在苏拉特居留。英国冲破了葡萄牙的阻挠，在苏拉特建立了永久性的商站。随后，英国人在亚格拉、艾哈迈达巴德、布罗奇布罗达建立商馆。顺治元年（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康熙七年（ 1668 年），英国又获得了孟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英國在广州设立商馆，从此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全面掠夺。 顺治元年（1644 年）， 法国的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1644－1769）成立并于1674 年在印度南部建立了据点本地治里，此后又在孟加拉建立了昌德纳戈尔。雍正二年（1728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 雍正九年（1731年），瑞典成立东印度公司，开辟了亚洲航线，第二年便派遣商船航行到达中国广州。此后，瑞典东印度公司船队定期往返于瑞典哥德堡和远东之间。 到十八世纪，在广州设立商馆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美国等。
虽然中国瓷器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到了欧洲，但是基本上都是通过西亚和北非商人间接传入的，数量非常稀少，而且往往被当成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国王和贵族，平常百姓是看不到的，也因此很多认都不知道瓷器是什么做的。就连当时进口中国瓷器最多的葡萄牙，也尚不清楚中国瓷器的成分。葡萄牙代理商 巴尔伯沙 (Duarte Barbosa) 在十六世纪前期时认为中国瓷器是以贝壳制作的。潘奇洛李 (Guido Panciroli, 1522-1599) 也在其著作中认为瓷器的成分包括破碎的贝壳、蛋壳以及石膏[1]。 不仅是在欧洲，就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埃及和阿拉伯，瓷器的价格也非常昂贵。根据 葡萄牙人达米澳欧·德·哥伊 (Damiao de Gois) 在 1541 年的記載 ，瓷器是以贝壳制成的，非常昂贵 ， 其单件的价格就相当于数位奴隶的价格 。 因为瓷器对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那么稀少且昂贵，因此它们往往被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有关中国瓷器可以验毒的观念在整个十六世纪都很流行。欧洲人普遍认为，如果在中国瓷器里盛放毒药的话，瓷器会开裂。这个“特性”被当成瓷器的固有魔力，被当作是瓷器制作时候的设计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宗教绘画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踪迹。著名意大利画家乔凡尼 ·贝理尼（ Giovanni Bellini）在 1514 年创作的名作 “ 诸神的盛宴 ”中就画有明代中国瓷盘，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的崇高地位。
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珍贵和魔力，即使是拥有少量中国瓷器的王公贵族，也没有人会真正拿瓷器来使用，而是作为贵重的物品加以珍藏，只在重要的宴会才会拿出来象征性的使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最贵重的沙拉、水果及果酱，不用瓷器盛着就什么也不是了..... 教皇、国王、君主、公爵、侯爵......都遵循这个习惯” [3] 。 到了十六世纪中期，随着葡萄牙人大量从带回中国瓷器，收藏中国瓷器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一种风潮。在最早和中国贸易的葡萄牙，王后、公主的手镯都是中国瓷器，葡萄牙国王赠送给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常常是中国瓷器，并且王后委托人在中国订烧自己肖像的餐具，赠送给有功的士兵。在另一个最早和中国贸易的西方国家西班牙，十六世纪早中期在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收藏品中，就有一套中国订制的装饰有其徽章的瓷器。十六世纪后期在位的菲利二世更是收藏了多达3000件的中国瓷器 [4] 。其他国家的国王也不例外。十六世纪后期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拥有一批中国瓷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也从阿拉伯和葡萄牙收集了不少瓷器，此外他的首相福洛理蒙·德罗贝特 (Florimond de Robertet) 也收藏有不少的中国瓷器，并且有不少是葡萄牙人抵达中国后首批转运到法国的瓷器。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二世也收藏了233 件中国瓷器 [5] 。 正因为中国瓷器的价值之高， 1522 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所有从东印度回来的商船所装载的货物中的三分之一必须是瓷器 [6] 。 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从东方带回的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以及神秘的东方文化，极大的触发了西方人的好奇心。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引发的对传统的怀疑和批判，反过来更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和崇拜。当时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对于享乐的追求在经济发展和商业财富急剧增加的现实中有了可能。加上当时欧洲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同时期的中国，中国精美的物品自然成为上层社会追求的目标。特别是荷兰人开始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大量把东方的物品转运到欧洲各国，使得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神秘国家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到西方人的视线，欧洲上层社会很快就以穿中国绸，喝中国茶，用中国瓷，谈中国事为荣。 在此以前，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拥有中国的瓷器，现在，富人们也可以拥有几件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瓷器和其他物品了。当然，它们仍然是高档的奢侈品。 十七世纪以后，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中国风格已经成为文化，地位，财富和荣耀的象征。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几乎全盘肯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651 年，荷兰联合省执政弗雷德莱克 · 亨利（Frederic Henry）的女儿嫁给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嫁妆就是一大批中国瓷器。而 1662 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也带来了瓷器作嫁妆。 英国女王亦不能免俗，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光荣革命后从荷兰迎来的玛丽王后也带来了时髦的中国癖好。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丹尼尔 · 笛福形容当时的中国热说： “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 [7]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说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收集了...奇形怪状的中国瓷瓶” 。 更为可笑的是，在当时的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式的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更是于 1670 年忽发奇想，在凡尔赛建了一座“中国宫” 。整个中国宫的装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风格” 。檐口楣柱、墙角四边屋顶都贴着艳丽的瓷砖。室内色彩模仿中国的青花瓷器，白底加蓝色的图案，摆上中国的瓷花瓶，绸帐与金流苏。 [8] 法国的贵族与中产阶级随后纷纷效法这位伟大的国王，将自己平淡丑陋的房屋院落改造成中国式的“游艺室” ，并不惜高价购买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帷幔装饰他们的客厅内室。 整个十七世纪，中国的瓷器在欧洲仍被视为珍玩，到十八世纪初仍然如此。只有在象西班牙马德里和法国凡尔赛这样的少数大宫廷里才有较多的瓷器陈列与收藏。贵族家庭和有钱人也以摆设瓷器来附庸风雅，炫耀地位。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国外玛丽二世收藏的瓷器多到了“奇怪的地步，瓷器摞到了柜子顶上......直到顶到天花板，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宫殿” [9] 。 路易－塞巴斯蒂安 · 梅西埃则记叙十八世纪初中国瓷器的情况还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 [10] 。 到十七世纪晚期，中国外销瓷的欧洲市场开始完全形成。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允许欧洲国家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欧洲国家的船舶可以直航广州。这样，中国瓷器便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市场。只有上层社会的有钱人才能拥有瓷器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改观，由于中国瓷器大量输入欧洲，瓷器开始成为欧洲人日常的生活用品，如作为餐具和茶具。欧洲对于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晚期欧洲开始大量生产瓷器为止。而这个时，一般的欧洲家庭也喜欢用精美的中国瓷器镶嵌于墙壁、家具或屏风上来装饰房间了。 对于中国奢侈品的追究，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出口，而美丽的中国瓷器，又反过来促进了欧洲世纪中国潮的发展。中国潮的意义除了一种追求中国货的热情外还包括一种渐渐形成的中国化的艺术与生活风格。这是欧洲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活富裕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当时的世界，只有富裕而先进的中国能够满足他们这种爆炸般的欲望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三.饮茶习俗在欧洲的流行 当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邦特库博士 (Dr. Cornelius Bontekoe) 著文宣传，饮茶不仅有益个人健康，而且有利社会风化。他说喝白水是有害的，喝酒又太容易滋生是非。只有茶才是最理想的饮料，它可以暖胃、提神，加强记忆力，提高智慧与修养，使人气朗神清，轻松愉快，尤其是使学生不至于一学习就打瞌睡。他甚至建议，初学喝茶者，一天可以喝 12 杯，喝习惯了，每天的定量应该是200杯左右。当时普遍认为这种昂贵的饮料是治病的良药。
饮茶很快就在荷兰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流行，甚至成了一种到今天都让人无法理解的偏执。 到 163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斯文汀侯爵 (Lord Seventeen) 已经写信给巴达维亚总督，让他不仅采购茶，而且要采购喝茶的瓷杯、瓷壶。饮茶的盛行要求必须要有一种牢固的，不会破坏茶的风味的器皿，如贝壳般晶莹剔透的中国瓷茶具就格外显得必要了。茶具开始出口欧洲，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662 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来了瓷器作嫁妆，还带来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公主的癖好很快就感染了周围的王公贵族。 1664 年，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指令他们在万丹的代理采办 “100镑上好的茶叶 ” ，并开始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提供茶饮与糖。 1687 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 “150担茶” 。一镑茶的当时的售价可以高达十英镑。而当时一个普通英国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五英镑。因此最初茶叶和瓷器一样，只能是上层贵族的奢侈品。 从十八世纪早期起，茶叶就成为西方商船上最大宗的货物，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茶具也伴随着茶叶成为瓷器出口中的大宗货物。而饮茶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了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时髦，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只要有能力的，大都要买中国的瓷茶具来饮茶。在当时的荷兰，茶，咖啡，巧克力，“都要用不同种类的中国青花瓷杯来喝。女人们开始举办饮茶派对并且这已经成为她们离家访友，社交和显示她们瓷器的好接口。因为瓷器是这么美丽，这么轻薄，它吸引眼睛的注意” [11] 。 从保存的当时订货单和已经被发现打捞的这一时期的沉船所载瓷器看，茶具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 1752年的荷兰沉船 “盖尔德麻尔森” 所载的瓷器，据东印度公司保存的订单，大概有22.5万件，其中茶具 62623件，巧克力饮具19535件，茶壶578件，大概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远远超出其它任何种类的瓷器 [12]。“在1752年之前的一些年，大多数到达欧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都至少会带来10万件的茶具” [13]。 一套雍正越南金殴沉船载的开光花鸟茶具，类似的茶具是当时出口的大宗瓷器。 此外，由于当时的西方商船桅杆很高，而当时的大宗货物是重量比较轻的茶叶，为了保证商船有一定的重量以抗衡海洋的惊涛骇浪，平衡船体，比重大的瓷器就成了最佳的压舱货。所以只要是运茶叶的商船，大概都会装载瓷器。
明中期日益严重起来的东南沿海倭患促使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向着内向和保守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嘉靖二年（1523年）开始的全面海禁。但是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开拓海外市场更加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需求。由于这种需求不可能以正当形式得到满足，于是演化为大规模的走私贩海活动。嘉靖时期，浙、闽、广沿海一些府县人民及徽州商帮不顾政府禁令，造船出海，走洋成风， “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 [14] 。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 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遍及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许多人长期侨居国外，形成中国人的聚落。嘉靖初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 “不下数千，居成里邑，街名大唐” [15] 。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16] 。在今马来半岛有的地方华人流寓者“踵相接” [17] 。 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二年（ 1568 年）部分开放了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18]。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隆庆初开放海禁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当时，仅福建漳州府的月港（嘉靖时著名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一地，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 “无虑数十万” [19] 。 明后期开放海禁和对外贸易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17 世纪中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继之而起便嘎然而止了。清初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就开始了，到顺治十八年（ 1661 年）开始 “迁海” ，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实行了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措施，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 “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20] 。此后二十余年间，清政府一直严令禁止人民出海，无论捕鱼还是经商都不允许。这一时期，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只在澳门仍有小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海禁之彻底远远超过明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乘机请开海禁。次年，康熙帝以开海既 “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 ，又可 “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 ，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江南松江，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 4 海关与外国通商。至此，海禁放开，中外正常贸易关系得到恢复。 清朝在开海以后，民间私人出洋贸易和口岸中外互市一度都有所发展。但从康熙末起，主要是从政治安全出发，海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限制逐渐增多。尤其到乾隆朝以后，重新进入半闭关状态。乾隆二十年代以后更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 中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影响着明清瓷器的出口，比如在 1661 年到 1883 年之间，对外瓷器出口基本停止，而这一时期的欧洲基本都从日本进口瓷器。
明清时期对欧美的瓷器出口大概从十六世纪初期的正德时期开始。早在十六世纪初期，葡萄牙的船队就到了东南亚，并于1557年获得了进驻澳门和中国贸易的许可。而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菲律宾建立了与中国贸易的基地。 后来西班牙侵入菲律宾，并以此为据点收购中国瓷器。1557年，西班牙传教士阿古斯梯诺，特罗迪希腊斯等来华，大批中国瓷器就和在美洲掠夺的金银器一起运往西班牙。1573年6月中旬，两艘西班牙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 。从此拉开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序幕。 可以说，十六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一通统天下。而葡萄牙的里斯本也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忙热闹的货物集散中心，前来采购丝绸，瓷器和香料的欧洲各地商人络绎不绝。 但是的贸易主要是以丝绸，棉布，香料和瓷器为主，后来占出口产品绝大部分的茶叶此刻并不是贸易的对象。 当时的贸易以间接贸易为主，中国的物品主要是由中国的商人从沿海运往澳门和东南雅，在那里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交易，然后有的再运回东南亚的香料，还有的（特别是从菲律宾回来的）就直接空船而回。据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的记载，当时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所载货物大多由西班牙人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各地，以墨西哥银元作为支付手段，是以由吕宋返回的商船因为没有货物而无货税可抽。 由于目前材料的匮乏，我们很难知道整个十六世纪中国到底出口了多少瓷器到西方，不过从坐落于里斯本的汕头宫 (Palais de Santos) 陈列的大量中国青花瓷器看，当时的贸易数量应该是相当大的。 如果我们以葡萄牙从1522年开始到1599年每年两艘船，西班牙从1573年起也两艘船，每年航行一次，每次每船装一万件瓷器来看，十六世纪中国一共出口了210万件瓷器。当然，一般来说来如果一艘船的主要货物是瓷器的话那么其装载量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但是当时的船货里瓷器并不是最主要的货物，加上当时的航行也不是固定的，因此每年往返一次的数量并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算下来，这个数字可能保守了点，但应该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生产作坊，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1995
公元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同年和 160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两艘葡萄牙商船 “Sao Tiago'和“Santa Catarina” ，后者装载的10万件青花瓷器同年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因搞不清这些美丽瓷器的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Kraak ，这个名称来源于当时葡萄牙在亚洲运送这种货物的商船 Carrack ）。这一事件标志着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中西贸易主要承载国地位的结束。 在荷兰占领台湾以前，他们运往欧洲的物品中瓷器所占的分量是不大的。但是从天启五年（1625 年）占领台湾开始，瓷器的数量就开始急剧增长，特别是由于饮茶在荷兰和欧洲的日益流行，对于中国瓷茶具的需求大量增加。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在明崇祯九年、十年、十二年 (1636 、1637 、1639 年) ，荷兰曾分别购买景德镇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之多。 从荷兰开往印度尼西亚的船只（往返平均约需6个多月），在1602～1625年间平均每年10艘， 1626～1670 年间平均为22艘， 1671～1750年间平均为29艘。 1659年，东印度公司拥有商船51艘，其中荷载1000吨以上的有17艘。据有学者根据东印度公司这一时期残存档案的粗略统计，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超过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其中主要是荷兰人采购的 [21] 。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保守，没有反映出当时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们仅从荷兰一国，从1625年荷兰占领台湾开始算起（因为在此以前瓷器并不是大宗货物），到1650年的 25年，这期间一共有大约有550艘左右的船来往于荷兰和东南亚，据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其中直接与中国贸易的大概每年有2－3艘船。当时一艘大船据研究如果装瓷器的话大概会以200个木箱的瓷器来压舱，总共大概是20万件左右的瓷器。如果我们以每年2.5艘的平均值计算，其装载瓷器的总数应该在1600万件左右。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这一时期对于瓷器数量的记载不完全，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如 Maura Rinald在他著名的《 Kraak Porcelain 》一书中也认为东印度公司商船的登陆记录中并不把瓷器当成货物，因此不记载瓷器应该是个惯例 [22] 。 何鸿先生认为，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从1602—1682年，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荷兰和世界各地 [23] 。
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由于中国时代交替的内战，从1657年起到1683年的近二十五年里，荷兰基本上停止了官方对中国瓷器的大量进口，而转向日本进口瓷器 [24] 。 在此期间尽管也有少量中国瓷器以各种方式被运到荷兰，但是应该比前一阶段少得多。 另一项国外有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间（1602-1695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二千万件。如果对比上一个个统计数字，那么从1683年到1695年的13年里，荷兰共进口了大概400万件，考虑到开海禁到大规模出口之间还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可信的。 因此总的说来，十七世纪仅荷兰一国进口的瓷器就达2000万件。加上其他国家的少量进口，估计中国瓷器出口的总数量高达2500万件左右。 十七世纪的中西贸易，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实力爆炸性的增长，荷兰也被称为“海上的马车夫”。其它欧洲国家所需的商品往往要通过荷兰的中转。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的商船、40艘战船、五万名员工和一万多名雇佣兵。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主要是荷兰人控制的话，从十七世纪末开始，随着荷兰海上霸主地位的消失和英法在东南亚殖民势力的强化，英国，法国也加入了中西瓷器贸易的行列。随后而来的还有瑞典，挪威，丹麦，美国等国家。与此同时，虽然荷兰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中西贸易，但是其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实力，因此纵观十八世纪，可以说中国和欧洲的瓷器交易是多国并举，但主要是英国和荷兰，尤其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开始超过荷兰成为第一大中国瓷器进口国。 十七世纪初期，英国商人开始在日本和爪哇岛附近，与中国的小舢板进行贸易往来，他们用羊毛和棉花交换回中国陶器。但是当时受条件所限制，期贸易量相当的小。1669年（康熙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运华茶入英，其量仅65 公斤。 1685年，英国派遣了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第一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 1699年，东印度公司的“麦克利思费尔德”号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广东港口的英国商船。它从伦敦带来了价值2,500英镑的布料、线和羊毛制品，在广东全部售出。随后又满载着生丝、瓷器、麝香、平纹皱丝织品等东方特产顺利返航，其中瓷器有53箱。1717年，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Esses”号和“Townsend” 号共运送了30万5千件瓷器，1721年，四艘船则运送了超过80万件的瓷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30年一年就购进中国瓷器51万7千件。 ”即使在18世纪下半期，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减弱的情况下，英国仅在1780年一年就向中国订购了80万件，所以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数量是无以计数，并且保存有中国历代各名异的瓷器，当然明清时代瓷器的数量远远多于前朝 ” [25] 。
1698年，法国的商船成功远航中国，並於1700年帶回了181箱瓷器。1731年6月14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哥德堡成立，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随之开辟。从1732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共组织过130次亚洲之航，其中只有3次到达印度，其余都以中国广州为目的地。1745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船'哥德堡号'在回程到哥登堡附近沉没，一起沉没的有50多万件瓷器和370吨茶叶以及大批丝绸。 1741年一年，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的商船就运送了120万件瓷器到欧洲 [26] 。 至于整个十八世纪西方一共从中国进口了多少瓷器，恐怕是很难搞清楚的。而且说法也互相矛盾。《中国青年报》记者冯玥在《镜子中看中国》（2004年12月1日）一文中说“在瑞典哥德堡市的东印度公司，杨卫民看过一份清单，1723年1735年间，瑞典进口中国瓷器2500万套，同一时期荷兰的数字是7500万套' 。而据西方学者焦革研究，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 [27] 。从逻辑上判断，后面这个数字恐怕更接近实际情况。 从1708到1802，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共航行了790次 [28] ，这一时期正是进口瓷器的最高峰，而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共航行了2600多次。粗略的估计十八世纪欧洲所进口的瓷器恐怕至少超过一亿件。
从十八世纪末期，欧洲国家开始大量减少了从中国进口瓷器。从1810年开始，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不会超过5000件，这一数量一种延续。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才又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不过这时进口的主要是家庭和庭院用的小摆设，而不再是大规模的餐具了 [29] 。 到十九世纪，中国瓷器的出口主要是对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商船第一次进入中国贸易是1784年，这一年，”中国皇后'号商船到达广州贸易，带回了大量茶叶，丝绸和瓷器，中国的瓷器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是那么的美，就连当时的总统华盛顿也禁不住诱惑，买了'中国皇后'号刚刚自广州带回的绘有美丽图案的特制中国茶壶，摆放在自己家里。 据统计，1784年时，只有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商船停泊广州。随着美国商船的加入，到1789年，在当时停泊广州黄埔海面的外国商船中，美国商船的数量跃居第二位，共15艘，仅次于英国的61艘。 但是到道光末年，美国的大规模中国瓷器进口也已经停止了，主要是因为中国瓷器的质量日趋下降，质量更好，装饰和器形更适合西方人口味的欧洲瓷器的价格已经比中国瓷器更便宜并且占领了大部分市场。 到目前为止，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估计十九世纪中国出口西方的瓷器总数，但是数量比起十八世纪应该要少。不过从现存的十九世纪瓷器出口瓷器来看，其数量也相当不小，特别是美国。初步估计大概应在3000-5000万件左右。 综上所述，明清时代中国出口到西方的瓷器大概有1.5亿件或更多。 但是当时因为葡萄牙人没有稳定的据点来进行瓷器贸易，而且贸易业是非常的不固定，因此订制的东西往往拿不到。所以这类瓷器往往都是为王室或上层贵族定制的。目前据知最早的一件订制徽章瓷器是1517－1521年间，葡萄牙人为葡王曼奴埃尔一世订做的一件青花瓷罐。而另外一件较早的青花水壶上的家族徽章则被认为是嘉靖时期到中国贸易的帕首投父子（Peixoto）的 [30] 。 因为订做特殊瓷器在这一时期不太现实，而且数量少，价格高，不利于大量出口，因此中国瓷器商人特别设计生产了符合西方人审美要求的克拉克瓷器，给中国瓷器赋予了符合西方的审美要求的形式，因此很快就大批量生产出口到欧洲。 从国外档案记载和中国窑业遗址的研究，目前知道最早的克拉克大概是万历初期出现的，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大概都是明代的内销瓷器。最迟到崇祯时期，克拉克已经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1639年荷兰商人在定购瓷器时就按造样本指定了瓷器的模式和种类 [31] 。 可见当时的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作了不同种类的模盘供西方商人选择。 克拉克瓷器最早是由景德镇生产的，其布局多半采用外圈由多个开光或 锦地开光图案组成边饰围绕中间主要图案的形式，图案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花鸟、人物，吉祥物等样式，到后来也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和西方的神话，宗教，人物和社会生活图案。 克拉克瓷器质地细腻，画工精美，胎体轻薄，釉水明亮，发色雅致，颇受欧洲贵族厚爱，几乎畅销整个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高档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 ( 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 ) 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 [32] 。 当时内销的瓷器往往大都选用质量不太好的胎土，而克拉克瓷器则基本选用优质高岭土生产，秉承了中国人把优质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一贯原则。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出口瓷器的价格和利润高于内销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原因。 除景德镇外，国内福建地区也在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大量仿制生产类似的瓷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所属的一些窑口。此外在国外，日本也开始仿制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 福建漳州所属窑口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仿制克拉克瓷器，生产的这类瓷器的主题尤多见凤凰，麒麟，寿字，松鹿，渔藻，飞马，鸭戏荷塘等图案。而其开光中则往往爱画牡丹，莲纹，竹子，八宝等。汕头器的画工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要粗糙，不过因为其用笔粗圹豪迈，毫不拘束，不少图案也显得相当有力度。 得益于地理位置临近当时的官方对外港口－月港，福建克拉克大量销往日本和东南亚，也有一些销往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初期，外国海船等外国风味的图案叶开始在汕头器上出现 [33] ， 但是传统的主题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质地粗糙，发色灰暗，釉水浑浊，胎体厚重，采用颇釉的上釉方法，因此釉面不平整，与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国外把这类福建生产的仿克拉克瓷器称为”汕头器“（因为他们开始误以为这些瓷器是由汕头生产的）。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当时被称为“粗瓷”，这类瓷器大部分是出口东南亚用来换取香料而不是出口西方，西方人一般更喜爱质量高的多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维克他。斯宾科尔记载到：“这个季节来这里（爪哇）的中国人不会带来任何值得运到荷兰的瓷器”。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也记载荷兰的商船也将中国粗瓷运往加尔各答销售获利。这类粗瓷除了销售东南亚外，在日本也格外畅销。在某些时期，这类粗瓷也有不少被销售到了欧洲 [34] ， 但总的说来比重不大。 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直到清早期景德镇还有少量生产，而福建窑口到清中期也还偶尔有生产。 克拉克瓷器应该算是早期出口瓷器中最主要的一种样式了，当然这种样式只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其细微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这类试样是中国瓷器商人和工匠为西方商人设计的并大批量规模生产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图案设计。
康熙晚期的西方主题的可拉可瓷器，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到 17 世纪中叶，因为荷兰占据台湾，有了稳定的贸易地点，因此订制瓷器更为可行，订购品也大为增加，订购者除了国王和贵族，还有平民百姓和商人。1639年，荷兰订购的瓷器达25000件。与此同时，中国人为了迎合欧洲人的需要，在瓷器的造型和纹饰的制作上添加了西方的风格和情趣，如荷兰的郁金香图案、西欧有特色的建筑等。 崇祯时期的克拉克瓷盘，中国主题加荷兰郁金香文饰，摘自Maura Rinald 《 Kraak Porcela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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