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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年间左宗棠在甘肃设机器局用造弹壳机器短暂地制作过一批“足银壹钱”的方孔银钱，但未正式设立造币厂。当时，孔繁锦为筹措军饷及解决市面钱荒，先以翻砂浇铸方式制作铜币，后来购置机器在天水设厂，专造铜元，此为甘肃置机器造币之始。1926年8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肃将孔氏逐出，到兰州任督办的刘郁芬，将机器及技工迁移至兰州成立甘肃造币厂。次年11月由省财政厅拨款20万元兴建厂房，于一年后竣工开制银元。 甘肃造币厂及“甘肃版”袁像银元
网络配图 造币厂的设备是孔繁锦早年设厂时向湖北汉阳周恒顺机器厂购入的，技工也在汉阳招募。1928年，民国军掳获凉州镇守史马延骧的200万两白银，有了本钱后开始制造银元，造币厂建在兰州萃英门的甘肃机器局旁。模具由江西人陈发坤按民国三年版“袁大头”的形式雕刻，以过去没有机器造币厂的偏远地区来说，技术可说十分高明。 甘肃造币厂生产的民国三年版“袁大头”，版式与其他地区出品有明显差异，主要是肩章部分类似民国十年版“袁大头”，背面嘉禾亦有区别，泉界习称“甘肃版”。其重量、尺寸虽然与规定相近，但成色较低，仅含银82%，后来逐渐减少竟降至70%，因此并不受商民欢迎。据记载，美国传教士在20世纪20年代末赴甘肃敦煌时，“该地仍习惯以银锭切割作为货币使用，银元虽通行，但非全盘接受。本国龙银遇上香港站洋时要贴水，‘袁大头’则普遍受到欢迎，其中以民国三年版价值最高。当孙中山像银元出现时，这个戈壁小镇完全不愿接受，认为新总统像银元的头像太小，毫不出色。除了嫌头像太小之外没有听到其他解释，只是没有人用。”另1930年左右，甘肃厂亦曾代制“藏洋”卢比，尺寸约半元大小，据说其上肖像为宣统皇帝，但实际上与四川卢比上的光绪像无多大出入，其较明显的差别在头大颈短、帽顶有珠饰，重量稍轻而含银仅50%。因掺铜太多会露出铜色，俗称“红洋”。 民国三年加字甘肃“袁大头” 网络配图 1930年至1931年间，邓隆担任造币厂监督时，生产过正面袁像左右刻上“甘肃”二字的民国三年版“袁大头”。此币系冯玉祥部充作军饷之用，成色仅82%，流通也不广，估计生产了数万枚。在各种版本的“袁大头”中，这是唯一加注地名的，非常特殊，是颇受藏家关注的热门品种，因此出现许多伪仿及改造贴字的假货，泉友有意收藏时，须小心谨慎。 民国十七年甘肃省造孙中山像壹圆
网络配图 民国十七年甘肃省造孙中山像壹圆银币 1928年（民国十七年）甘肃造币厂开工后，曾制作一种国父像银元，其正面为孙中山肖像，上书“中华民国十七年”；背面为青天白日徽，上书“甘肃省造”，左右为面额“壹圆”，下刻满文，币上刻满文的现象是民国银元中仅见的。此币重量及尺寸与标准“袁大头”同，成色88%，有宽边、粗字、细字之别，但泉界并非十分重视其差异。其制作数额不详，而大部分被冯玉祥所属民国军孙连仲部东下时携走散失，在甘肃境内没有流通，存世也少。 在各省自行制造的银元中，此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孙中山先生的正面肖像，非常特别。据了解，冯玉祥对于孙先生十分尊敬，在“北京政变”后，原拟请孙中山赴京主持国政，但奉系张作霖反对，改成共商国事。孙中山先生接获电报后于1924年11月中旬离开广州，12月初抵达天津，月底始至北京，而冯玉祥此时已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次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两人没有晤面。冯玉祥常以未能亲见孙中山先生为终生遗憾，很多人认为冯玉祥掌握甘肃造币厂后即制此币表达崇敬之意。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甘肃造币厂奉命停办，机器设备归该省制造局（即甘肃机器局）保管。甘肃厂的产能号称日产10万枚，但因原料及资金问题从未达成此额，实际数据目前无可查找。据退职员工回忆，若原料充足，日产银元三四万枚不成问题。抗战期间，中央造币厂开办兰州分厂，以收购来的民间制钱专造壹分铜币。后因原料无以为继，仅一年余即停产。 1949年郭寄峤任省主席，在金圆券发行失败市面改用银元时，派人在制造局内架设临时工棚重开造币厂。由于原有机器已损坏，改以压模机用人工操作造币，但因库存白银有限及产能不足，加上开工期仅2个多月，只制作了少量银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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