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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南浦绍明像，来源待考） 3，宋代茶禅一味的传入 南北朝时，中国瓷器就外输日本。唐代起，瓷器通常和喝茶方式一起传入日本，而传入日本的唐代瓷器以茶具居多。当时，日本本土陶瓷生产由于缺乏相应的原料，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仍然在生产的土陶产品，烧造温度低，离瓷器相去甚远。特别是当唐代的饮茶还讲究汤色之美，用日本本土的土陶产品更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了。中国瓷器特别是茶具伴随着茶、茶道精神、茶会仪式一起进入日本，也是中国陶瓷外传的特色。对于日本而言，得到一整套的茶文化，当然是求之不得。中国的茶文化要经过上千年的培育，而日本省却了这一个过程，于日本民众而言，自是怀着欣喜与感恩的态度。对于中国茶文化是否全方位的输入，日本曾有人怀疑，关于茶树，是否有日本本土产的可能？在一篇《茶树起源与原产地》论文中，否定了印度、日本等地的起源说，也引用了日本学者志村桥和桥本实的系统研究，确定了种茶最早发生在中国西南地区。（22）这一科学鉴定否定了日本茶本土产之说，日本之后发现的所谓本土茶，其实是来自中国的。 日本茶专家冈仓天心这样说，“日本从中国学会了喝茶，从居家摆设到生活习惯，衣裳服饰到烹调饮食，还有瓷器、陶器、绘画，甚至最地道的日本文学，无一不受茶道的影响。在日常用语中，若是有人无能欣赏人生大戏苦乐参半、亦庄亦谐的个中趣味，会被说成是‘肚中没有茶水’。相反地，对世间疾苦视若无睹，只知耽溺于波涛汹涌的情绪，而我行我素的人，则会被冠上‘茶水太多’这样的说法。”可见，与中国人一样，日本人吃茶，并不仅仅在于吃，吃茶的功夫在茶外，吃茶讲究的是性情，甚至上升到修身养性的层面。正如茶具也一样，不仅仅充当吃茶的工具，还要讲究与茶的配套，茶具的质地、色泽、手感等，还要与吃茶人的趣味相投，茶具既能帮助人们完成吃茶的行为，更能参与吃茶人的性情修炼的过程，使吃茶的行为更完整、更艺术化。所以，饮茶也会给中国陶瓷制作带来影响。陆羽认为，青色是茶碗的理想颜色，它会为茶汤增添一些绿光。这种色泽上的和谐，不仅仅显示了器物的相配，还体现了古代茶道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宋代斗茶，往往看茶汤鲜白与否，那么建窑蓝黑色或深褐色的茶盏更能显示茶汤之美白，可见宋代的茶与茶具要和谐相配的。（23）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相当于唐朝到宋朝，这一个时期，已经形成了喝茶的习俗，自然需要大量茶具，单单靠遣唐使带回是不够的，还得依赖两地的航海贸易。到了唐末，不再派遣遣唐使，中日政府间往来长期中断，但并不妨碍两国民间交流，这时期是以中国民间商船东渡为主要贸易方式。中国商船源源不断将中国茶具等货物运销日本，才使得日本皇族贵卿足不出岛便能享用唐物（中国货）。这期间的民间贸易主体起先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商人，相比较日本人，新罗人更熟悉中国，地理条件便利，又熟悉日本人的唐物需求，所以新罗商人往往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不过，这局面很快被扭转，中国商人很快占据了主动，控制着中日贸易往来，因为中国人在货源组织、船舶制造、天文气象知识等方面都占优势。有资料显示，自841年至903年的62年中，中国商船往返中日间达30余次。中国的宗教用品、文房用具、药品、香料、瓷器、丝织品等源源不断流入日本，许多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也搭乘唐商船来回。中国晚唐至北宋末的这一时期正值日本平安时代（794-1183年）的盛期，外戚藤原氏掌握了国政，成为日本历史上重要的强盛阶段，出现了藤原文化、国风文化---有专家认为，是代表了贵族文化、宫廷文化的兴盛，也成了日本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征。弥漫这一时期的国风文化，其主要特点就是风行唐物，之后的五、六百年，日本各个时代，宫廷、贵族阶层始终保持了这种风行唐物、崇拜唐物的风尚，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模仿中国茶道、香道，以及鉴赏中国瓷器。（24） 宋朝时，宋日贸易兴盛。宋朝货物输入日本，日本商人也携带工艺品来到宋朝，如刀剑、扇子、水晶、琥珀工艺品等，受到欢迎，表明当时中日两国相互欣赏对方的文化。日本需要中国的茶、茶具、器皿等物品更超过前朝，日本佛教界的名僧（藤原家族的）成寻造访宋朝时，宋神宗问他日本需要什么物品？成寻回答：香药、茶碗、锦、苏芳。这个回答里面出现了“茶碗”一词，这在以往文献中少见，这个“茶碗”通常指福建一带生产的黑釉茶盏、青釉茶盏。（25）（图24） 日本需要宋朝大量的茶碗，这茶碗是以福建的黑釉建盏为主。福建的这类产品大多具有外销的特征，因此外输到附近的国家自是常理。如果问，会不会是宋代官窑之类的器皿输入外国，这不太可能，因为古代中国对宫廷用器物看管甚严，一则生产严格把关，产量稀少，另则也有明确规定，不可外传。（25.1）从考古资料的发掘，也皆可证明。1990年至2000年，中国、澳大利亚联合水下考古队，对浙江定海湾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东南海域的白礁一号沉船进行考古挖掘，其出土的多数是黑釉盏，由此推定白礁一号沉船的年代为南宋时期。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位置是在出闽江口向北的航路（向北到明州并不很远，明州是日宋贸易的主要港口），可见，日宋贸易，茶碗是日本贸易的主要需求之一。（26） 宋日之间商船往来频繁，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从搭乘商船往来的入宋僧和入籍宋僧多了起来，入宋僧和入籍宋僧中知名的就有一百二十余人之多，他们之中有的乘商船来回多次，还常常委托便船和宋朝的名僧互通信息。宋代的商船基本行驶路线，通常从两浙地方出发，横渡东中国海，到达肥前（今佐贺县等地）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航到筑前（今福冈县西部）的博多，这似乎和唐末五代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有不少船只从博多更深入日本海，驶进越前（福井县岭北等）的敦贺。日宋商船往来于日本博多和宋朝明州（宁波）之间，行驶日期却十分讲究，往往是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比如，利用春末夏初靠中国近海常刮的东北季风而航行，因此博多开往明州似乎多在三四月，而反之，要利用夏季靠中国近海常刮的西南季节风，多在五六月间。可以想见，由于航运科技的发达，方向定位，气象知识的普及，双方来往已经方便，船只也要优于前朝，像遣唐使怀着必死的决心与恐惧渡海，这般现象已经少见。（27） 宋日贸易的便利把大量的茶具输入日本，日本吃茶的风气更甚，吃茶方式也全方位受宋人影响，那么这儿要说说宋人是如何吃茶的。在说宋人吃茶之前，先了解一下唐人有关茶道的论述，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说：“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论述。唐朝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描述当时的茶宴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而每一种茶宴皆有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讲究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茶宴必须营造一种优雅与宁静的气氛，被看做是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在陆羽心中，自然之味，天地大美，胜过任何功名利禄的价值，所以“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道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30.1）宋人吃茶，自然形式更为多样，从宋代文献《茶录》里的描述可看出，宋人吃茶，讲究情趣，并非一吃了事。比如，朝野流行斗茶文化，且由皇室推波助澜。斗茶，也称“茗战”，是文人集体评茶优劣的游戏，这游戏包括茶种、茶色、茶汤、烹煮、茶具、仪式等综合的表现，品评茶之色、味俱佳，方为胜者。如此吃茶，情趣首要，提高了品茶技艺与制作茶具的水平，也为茶道增添色彩。当时人的概念里面，建盏是所有茶盏里面最适合斗茶的，胎体比较厚实，利于保温，皇帝也喜欢，建盏底足铭有“供御”，就是证明。斗茶，可能起源于五代与北宋之间的文人聚会饮茶，当时的茶人和凝与朝官共同组织“汤社”（即茶会），“递日以茶相饮”，即轮流做东，请同僚饮茶。并规定“味劣者有罚”。从此“汤社”成为文人聚会饮茶的一种形式，开了宋代斗茶的先河。（28）可见，宋代的茶道（包括之前的唐代），并不是像今天有些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吃茶，而是充满了情趣，不仅如此，吃茶还讲究修炼性情，浸染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果仅仅是吃茶，苏东坡就不会说，茶具备纯洁无暇的力量，有如刚正不阿的有德君子。宋代禅宗的南宗，深受道教影响，建立了一套精致繁复的茶会仪式。僧侣们举行茶会时，集结于达摩祖师的画像前，依循着隆重正式的仪节，以同一茶碗轮流饮茶。冈仓天心研究认为，这些禅宗礼仪最终于15世纪时在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29） 日宋时期的日本茶道，在上层文人中间特别是在汉诗文造诣较深的文人中，饮茶被看做是高雅的风尚。这一时期，入宋僧带回的在南宋已经绚烂之极的禅宗，同时还带来极具特色的禅茶合一的茶道新文化，这茶道新文化的重要性，超过日本其他时期对中国茶文化的移植。日本荣西和尚来宋，宋孝宗赐给他千光法师的封号，到了宋光宗时代，荣西和尚把南宋寺院点茶法和蒸青绿茶制法带回日本。回国后在京都修建建仁寺，在镰仓修建寿福寺，大力宣传禅风，是日本禅宗的始祖，又是日本的茶祖。早在奈良朝时，茶就传入日本，但专供药用。平安初期，在贵族社会和留唐的僧侣中间也有嗜茶的，之后这风气曾衰弱过，荣西从宋朝带回茶种，显得尤为注目，并著以汉文写成日本第一本茶书《吃茶养生记》二卷，从此品茶的风潮随着禅宗思想在日本传播开来，乃至点茶法被日本茶道完整而细腻地保存至今。日本后世的茶道之所以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和禅有密切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此。（32） 宋朝点茶法的茶具是被南浦绍明和尚带回日本的。南浦绍明（1235-1308）25岁入宋学佛，参禅于天目山径山寺，在华八年，跟从诗人虚堂智愚高僧学禅学茶道。虚堂智愚高僧是浙江象山人， （模拟图：虚堂智愚正传授茶道知识给南浦绍明） 博学多才，把大量的禅学、茶道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南浦绍明可以说是中国茶道传授日本最重要代表。1267年，南浦绍明回日本，带回了七部茶典和一套点茶用具。至于点茶用具可能是点茶架、茶炉、茶瓶、茶盏、铁壶等。文献方面的是当时经典著作，有一部是宋人刘元甫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由此，茶禅一味的精神便为人所知。据《茶道经》记载，刘元甫乃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禅师的弟子，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那就是意味着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与中国茶道的渊源关系。南浦绍明从宋朝带回的茶典、各类茶具以及茶道文化，给予了日本吃茶方式最具体的指导。从南浦绍明自宋带回的一套点茶用具中，可发现宋代的茶道已经相当完善，这套点茶用具包括：摆放茶具的茶具架（日语称台子）、烧火用的风炉、烧水用的茶釜、盛清水用的水罐等。（图25）这张图表现的茶具是现代产品，其风格从唐宋时期的茶具演变过来。这些茶具都是当时中国禅寺所用之物。（33） 冈仓天心研究后也认为，之后日本盛行的点茶，来源于宋朝，点茶的喝法，是先将茶叶在小石磨中研成细末，这些茶末用热水冲入后，再用竹制的，扫帚状的茶筅，来一手点茶。（34）之后日本流行的点茶法虽做了改良，但仍与宋时径山茶礼类似。这时日本茶会用的什么器皿也很明确，就是宋代的黑釉茶盏。在博多12世纪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建盏，即福建生产的黑盏。黑盏茶碗虽然之前已经传到日本，但到了南浦绍明离宋返日，日本禅堂茶礼大兴，文人、权势阶层争相仿效，建盏才开始身价大增。建盏在日本逐渐被捧为珍品、古董，特别是14世纪日本出现了争相收藏、鉴赏、转卖建盏的文化现象。这只能认为，当时日本对宋代黑釉茶盏需求量确实很大。在中国，虽然建盏的产量惊人，但这不等于说，出口日本的黑釉茶盏量很多。而且，不少日本僧人从中国带回去的建盏，很多还是建盏四边窑口的仿品，或者说是建窑系的产品。比如福建福清等地生产的黑盏（图26），但质量不如建阳产。日本僧人从径山寺带回的黑釉茶盏，其实是多个地方生产的，而都被命名为“天目茶碗”。“天目茶碗”一词最早出现在一则有趣的日本文献里，《大日本史料》（1335年）里面一则文书中，说寺院被盗公物中有“天目盏两只”，此后，有关天目茶碗的记载多了起来。（--增加：但并没有见到为何把宋代黑釉茶盏称之为“天目”的文字，因此当今流行的说法，日本人在天目山得到的黑釉茶盏，误认为是天目山产，此说只是推测，没有文献支持。这一点肯定无疑，天目茶碗是当时日本茶会的主要茶具。日本茶道还专门设计了用天目茶碗点茶的一套程序，称之为“天目点”。这种点茶法只在贵人光临时才进行，又称“贵人点”。学界一般认为，“天目点”是至今数百种日本茶道点茶法的源头（35）。”（待续）
注22，（日）桥本实《探究茶的起源》，转引滕军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8页，人民出版社 注23，（日）冈仓天心《茶之书》5、26--3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注24，滕军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45、49页，人民出版社 注25，（日）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247页，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 注25.1Chinese Export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1986，by Jean McClure Mudge“Imperial porcelain”mexican forms 注26，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赵嘉斌，1页 注27，（日）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298、299，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 注30.1，《茶谱·煮泉小品》序言，（明）朱权、田艺蘅著，黄明哲、吴浩编，中华书局 注28，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166页，商务印书馆 注29，（日）冈仓天心《茶之书》3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注32，（日）本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305-362页，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 注33，滕军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110页，人民出版社 注34，（日）冈仓天心《茶之书》，3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注35，《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著，人民出版社，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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