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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各路人马都来问我，关于许知远老师的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作为一个采访者，许知远老师还需要接受一点新闻采访课的培训，知道采访者即使要做预判，也要小心谨慎，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进去，多看看美国的华莱士，增长一点姿势。 至少在出镜之前要懂得给头发上一点发胶。 或者在采访女明星的时候把衣服扣子稍微扣好。 许知远老师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不过，这世界上，讨人喜欢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曾经在台北的一个地方，在签到本上见过一次许知远的名字。他平时的签名是很潦草的（我曾经帮一个初中女同学搞他的签名书，签少了一本，昧着良心模拟代签，完全蒙混过关）但那个签到本上，他并没有写得那么漫不经心。 他很认真地写了自己的名字。 那本签到本也很寥落的，人不多。我翻了翻，经常一周也没什么人来。 找到这里，我颇费了一番周折。幸亏那扇土耳其蓝的小门，在郁郁葱葱的绿色藤蔓之中，颇为显眼，很远便看到了，一同看见的，还有旁边那块红底黑字的木牌：“殷海光故居”。 走进去，一个人也没有。里屋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殷海光先生生平的DVD，我推门进去，放DVD的工作人员好像有点懵，鼓捣了半天也没放出来，她看看我，我看看她，两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 殷海光是谁？ 他是金岳霖的学生，他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译者，他是《自由中国》的编辑，他是著名的哲学家，他是许知远老师们读书时的偶像。 他是一个不肯讨人喜欢的知识分子。 在殷海光故居外的书店里，挂着这样一段话： 但他比许知远们已经幸运了许多，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天使一般的女子。 * * * 1945年1月，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生殷福生投笔从戎，前往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七个月之后，日本投降。退伍的殷福生跟着女扮男装的同学夏君贤一起回家。 夏家位于重庆南岸黄桷垭小镇，这一天，殷福生穿着土黄色卡其布军装，拿着行李，到达夏家的住处。 开门的是17岁的少女夏君璐——夏君贤的小妹妹。 殷福生在夏家住了一个星期。对于夏君璐，他的印象并不够深刻。只是记得，这个小姑娘为了尽地主之谊，“自告奋勇带路”带大家去爬山，其实却是路盲，完全不知道怎么走。她有时晚上向他请教诗词和绘画，并且告诉他，她和一样，也喜欢李白。 ▲夏君璐和父亲夏声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热情开朗的少女，对他一见钟情了——全世界的少女，爱上一个人起来，都一样，傻乎乎的可爱。 亲爱的，您记得吗？当我们相见的第一面，是我为您打开那大门，让您──及您的行李──走进门里。想得到吗？我是打开我心扉，从此以后您便走入我的心中，占据我整个的心灵，改变我的一身〔生〕。我要抓紧您，永不让您飞去，离开如此这般爱您的人。 ——夏君璐致殷海光1949年4月5日 殷福生很快离开了夏家，前往重庆谋求职位，走之前他送给她一本书，是他写的《逻辑著作》，书页上题了两个字“君乐”——她那时候的名字叫君娜，湖北人“娜”的发音似“乐”，他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写对。夏君璐有点慌张，很多年之后，她在电台做节目，回忆起这段往事，用湖北口音的普通话，糯糯嗲嗲地说： “我那时候只想着，我要reach他。” 夏家后来也搬到重庆，他们的交往，一开始如同兄妹，他送她书，告诉她一路的风土人情，在路边看到小兔子，他带回来送她。据说，因为夏君璐的父亲觉得福生这个名字不好，他就改名取了海光这个笔名。这些细节都鼓励了她，夏君璐鼓起勇气，给他写了第一封信： 殷学士福生兄： 星期六（一月十二日），决定搬进城。 兄来舍下请到中一路167号。 小兄君路草（印章）Jan.7th 您有一个布口袋在我这里。 走法：先到七星冈再到和平路再到中一路，正门为染料管理（经济部），侧门可入也。 四月二十六日 好典型的没话找话。 高中一年级的少女，鼓起勇气，她的信写得越来越炙热而动人，称呼也从“殷先生”到“海光先生”再到“海光”，连殷海光这样的傻书生，也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 推进机的隆隆声都告诉我离开你越来越远了，而你呢？独自坐在卧室里那张桌边看着一本书，一点也不关心，也不想念我。 我感谢上帝，有许多人爱护而敬爱您，希望您能让他们得到许多安慰。任家花园又是那么美好的地方，朋友是那么关心。为了中国您必须小心你的身体，常常日光浴，尤其清晨的最好，并且鱼肝油不要忘记吃，应该随身带着。 我每发信给您，有如愚笨的学生交作文给先生看……但是我是厚皮脸。 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殷海光对于少女夏君璐的感情攻势，毫无还手之力。不过，在两个人一开始的通信里，他显然更为谨慎，最为热烈的话不过是“我现时正在吃一块美国果干，酸甜酸甜的，想来您很喜欢，寄您一点”。 ▲1947年，夏君璐一边答应父亲不再喜欢殷海光，一边给殷海光写的卡片 他的迟疑是有理由的。夏君璐的父亲夏声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夏将军对于这段感情，非常不看好。 当女儿第一次向他袒露对于殷海光的爱意时，他坚决反对，理由是，“太过桀骜不驯”，“这样的人很难长命”，况且，年纪又差了这么多。 可是，夏将军，你既然不赞同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又不断称赞这个青年，说他年轻有才华，说他爱国有见识？这些话，你的女儿，每个字都听进去了哦！ 两个相差九岁的年轻人，开始悄悄“笔谈恋爱”。有趣的是，夏君璐的父亲虽然反对两人恋爱，他在南京国防部任职时，经常叫殷海光到家里，两人谈论政局，颇为相投。有一次，他到殷海光家里来，差点翻到了殷海光和夏君璐的通信，把海光同学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时，夏君璐就读的武汉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对于男女通信颇为严格，所以，殷海光用了很多化名来给夏君璐写信，有一个名字是“吴琪”，结果字迹却被夏君璐的同学们认出，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无奇不有”，窘得夏君璐连忙写信说：“不要再用化名来信了。” 1948年到1950年，这两个年轻人在纸上抒写着对于彼此的恋爱，女方始终是热烈的，男方始终是矜持的。这当然是因为性格，也因为，彼时的殷海光，对于整个中国的忧患： 现在整个国家陷入悲惨之中，我们正陷入一个大不幸时代，当然是快乐不起来的……不过，无论如何，您应该快乐一点，因为，您自己在美丽的黄金时代；有好爸爸，好妈妈，好姐姐，好哥哥，在千千万万女孩中，是幸福的。人们在美丽的朝霞中，常常不觉得，等到发觉时，一切都快过去了。学校毕竟与外界是隔离的。愿您好好地坐在这一只游艇上，遨游湖面吧！生命总是美好的。愿您在年青的日子和朝阳里多逗留一会儿。清晨不妨长一点，黑夜必须快快溜过去！ ——殷海光致夏君璐1948年2月22日 1948年的圣诞夜，让夏君璐永生难忘。这一年，她得到了一张圣诞卡片，“卡片正面印着一对小精灵坐在松树枝上唱歌，卡片内页写着： I Love our little world of two, Just you foy me,and me for you, I love the things that we discuss, Things that mean so much to us; I love the happy plans we share And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 I love the dreams we cherish too, But most of all, Dear, 这张卡片看起来平淡无奇，在那时的中国，却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夏君璐说，“海光能找到这么romantic的卡片送给我，不单表示他的心意，也是极其大胆的行为”。她把这张卡片一直珍藏着，她的女儿回忆，母亲只要一念到最后一句，就会热泪盈眶，这是她的爱人海光，对她最炙热的表白。 也难怪夏君璐激动，要知道，殷海光的一支笔，并不擅长儿女情长，骂起人来可是十分厉害的。他在《中央日报》骂老蒋，一篇《赶快收拾人心》，一经刊发，立刻轰动全国：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赶快收拾人心》 这篇文章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他颇为得意地跟女朋友在信里汇报：“蒋氏看见众怒难犯，把我也没办法”，却不知道，其实是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求情，这才放了他一马。 为他求情的陈布雷在三天后自杀了。 他们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翻腾，那些完整保存下来的情书，成为整个大时代里最温存的可贵，战争是残酷的，现实是残酷的，在江河巨变的前夜，这些便尤为可贵。 * * * 圣诞节之后，他们的通信便不再正常了。夏君璐的信里依旧儿女情长：“只有目前不要失去了联络，总有办法。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决定。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的相爱。” 而殷海光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变乱，恐怕不是短时间所能终了的。在这一大变局之中，个人底生死存亡和悲欢离合，显得多么渺小啊！” 一开始，他并不打算前往台湾，决定要留下，要么教书，要么加入游击队。夏君璐回信，很着急地劝他快走，“我真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呆在南京。逃难对于您仿佛是一种屈辱。真的，在抗战时，我们还不是一样逃到后方吗？当然情况不同，但是总是逃。” 最终，殷海光前往台北。1949年除夕夜，他在上海给女友夏君璐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封信，在信里，他憧憬着他们未来的新生活： 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在那儿沉思，读书，写文，种园。至少还希望和您在一起在海边散步，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 在殷海光前往台湾，并打算从此要投身学术，做一个教授的时候，他的女友夏君璐却在经历着人生最悲痛的悲欢离合。一开始，她并不着急去台湾和殷海光会合，在他们的通信里，殷海光提到结婚（M），夏君璐的想法是希望他等她思念，大学毕业再结婚——这时候，她仍旧认为自己会在大陆完成学业。她先跟着家人到湘潭，“现在社会完全陷于混乱中，匪盗丛生，使人不得不提心吊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更差。她向父母袒露了和殷海光的恋爱关系，夏将军立刻做出了决定，要送女儿去台湾。 殷海光寄来了一枚金戒指和十元美金作为路费，他让聂华苓作为同伴和夏君璐同行，他冷静地嘱咐她： 此次离家，不知何日可归（不要难过，稍稍冷静一点。这是个非常的时代啊！），有纪念性的东西需要带走，必需物品须带走。不必需的东西要丢下，以免累人。 她那时却仍旧是懵懂的，很多年之后，她回忆起分别那天，又想起殷海光给她信中说的那句“不知何日可归”： 那天，父母送我上船。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一片混乱，大人小孩争先恐后地挤上轮船。在这种情况下，我与父母亲无法话别就急忙加入人潮，用力向前推挤。突然回头看父亲一眼，见他正在用手擦眼泪。好不容易挤上船，我就直冲甲板，站在船沿栏杆前朝着岸上寻找爸妈的身影。我看见他们在人丛里正向我挥手------天哪！这就是我们的永别！ 这是她和父母的最后一面，海峡阻隔了他们，阻隔了千百万中国家庭。 * * * 他在基隆港接她的那一天，是6月3日。 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他们拍了第一张合影。
到台湾后的殷海光很快放弃了《中央日报》的工作，到台湾大学教书。刚到台大，他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这个举动惊动了傅斯年，但殷海光的回答是： 这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
这时间的夏君璐在台大念书，她的志向是毕业之后，要做一个最合格的妻子，在信里，她对他说：
他也希望力所能及，给她最好的婚礼。他这样的书生，居然操心她的衣服是否合身。他们想要做一对最普通的夫妻，也是最恩爱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这后半生，恐怕他们只有彼此了。
他热爱花花草草，在院子里种了许多，但养得总不如夏君璐好。他有了一点钱，都拿去买书，最后弄得连早点钱也没有，总是要和聂华苓的母亲借：“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 聂华苓说，殷海光讲话很“低气压”，但一到夏君璐那里，“就老实了”。夏君璐笑着说，自己把他宠坏了，要做什么都可以，但她想不到，他终究会因为写文章而遭遇飞来横祸。 《自由中国》的工作人员们，有的被暗杀，有的遭遇牢狱之灾。当时担任文艺栏主编的是聂华苓，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在《孩子，你不懂》里这样写道： 1960年八月底，一天傍晚，一位《自由中国》的办事人员，骑了脚踏车，喘着气跑进屋子跟妈妈说：“老瞿被一辆大卡车撞了，在台北到木栅的路上……”我好像还记得他说：“尸体挂在栏杆上。” 身为《自由中国》主笔的殷海光对妻子说，要不然你先出国吧。
夏君璐一下子大哭起来，她说，她不能想象自己会离开他。
受“雷震案”的波及，殷海光很快被全方位封锁了。他受邀去做演讲，台大学校当局会以“教室不够”为理由否决；发表了他的文章的刊物，出版后会被抽掉，没有任何刊物敢请他写文章；196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访台，台湾一家银行老板邀请其座谈，点名邀请殷海光参加。座谈会前一天，一名台湾当局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来到殷海光家中，告诉他：“请你不要去开会。”
他只好在后院做苦工。他自己动手，在院子里给女儿开挖了一个简易游泳池，用了足足20包水泥，夏君璐知道，他哪里是在挖游泳池，他是在挖自己内心的痛楚。
挖出来的土，堆了一座小山。他在这上面搭了桌子和一起，戏称为“殷先生读书处”。小院子之外，是每天都有的特务盯梢。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对着特务们拍桌子说：“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因为心情郁结，殷海光得了癌症，胃部切除了三分之二。 夏君璐在一夜之间，忽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向他提供稳如磐石般的支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成了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空间里开辟无限乐土的人。
她在院子里种了一小片麦子，因为他动完手术，只能喝流质。她种了麦子，只为了每天早上割麦草打成青汁给他喝。 她打听到有一种治疗癌症的新药，又不知道是否有副作用，她就自己先吃三个月，再给殷海光吃。 他的体重急剧下降，甚至已经不能自己走动。早上太阳大，她把他抱到东边的沙发，下午，夕阳西下，她再把他抱到另一间屋子。 她自己在他的床边搭了一个小床，“像个棺材”，她每晚在他睡着之后再躺下，“有时候会想，不要醒过来就好了”。 但第二天，她依旧早起，为他磨青汁，抱他去晒太阳，为他应付那些门外的特务。 * * * 1969年7月，台北中华电视台曾经采访殷海光，问一生中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殷海光答：“我没什么心愿了，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能再见一下我的恩师金岳霖先生……你们将来有机会去大陆，请替我问候一下，就说他的学生殷很想念他。” 9月16日，殷海光的女儿殷文丽给父亲写了一封慰问信，信的地址是父亲当时所住的病院：“台大医院公保内科727病室”。然而，这封信很快被退回来，理由是“此处病人已经出院”。殷海光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50岁生日还有整整3个月。
夏君璐后来带着女儿前往美国，随身带着的，是殷海光和她的两百多封通信。她在美国搬了十五次家，一封信也没有弄丢。 直到1980年，她才再次回到大陆，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婶婶都因为反右而被迫害致死。
殷海光的学生们让她写自传，她写了一点，决定不写了，说自己文笔不好：“海光常常说我，写的一点没有逻辑。” 最终，她拿出了这些信，出版了《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他们的女儿殷文丽说：“假如诺贝尔有爱情奖，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 在杨照的电台节目里，年已耄耋的夏君璐再次回忆起那些时光，羞涩地说： 我是配不上他的，但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感谢山河小岁月的读者Mark pound慷慨赠我《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电子版，文中部分照片出自这本书。 *参考文献： 傅国涌，《殷海光和夏君璐情书中的时代剧变》 林毓生，《高贵灵魂的一生——悼念、怀念殷师母夏君璐女士》 聂华苓，《一束玫瑰花》 马骥远，《殷海光，“五四的精神在他的血管里奔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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