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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麓译 徐大山 节选 启蒙是人从自己强加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的挣脱。所谓不成熟，是指人无法在无他人指导时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之所以是人强加于自身的，是因为这个状态的根源不在于人缺乏理智，而在于无他人指引人便缺乏决心和勇气去运用自身的理智。Sapereaude!［敢于求知！］“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便是启蒙的箴言。 懒惰与怯懦，是为何有如此多的人已不受自然的阻碍成长起来很长时间后，仍一生中沉湎于不成熟之中的原因。出于同样原因，别人也就轻而易举地以他们的保护者自居。做个不成熟的人是多么的安逸！如果有一本书来代替我理解，一个牧师来代替我拥有良心，一个医生来为我制定食谱等等，那我何必还要自己劳动呢？只要我付钱，便不需要想事情；其他人会随时为我承担烦人的工作。那些承担起监护人类这一事业的保护者们很快就关注到绝大部分人都将迈向成熟的步伐视为困难和危险的。这些保护者们先使自己的家畜变得蠢笨，并仔细地确保这些温顺的家畜不敢摆脱学步车的牵引而迈出一步，如果他们尝试独自行走，保卫者们会再警告他们那样行走是多么危险并使之感到威胁。而事实上这样的危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在摔倒过几次后，他们最终仍将学会走路。只不过这样的例子会让他们畏怯，吓得他们不敢再做出任何尝试了。 由此观之，倘若这不成熟已被一个人看成是他自己的本性，那他要独自摆脱这种状态是万分艰难的。因为无人允许他去尝试，他甚至已经喜欢上这种状态，并且也根本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了。教条和公式，这些原本有助于人理性地运用自己天赋才能的机械工具，却成了将人类永久困于不成熟境地的枷锁。任何将其抛弃的人哪怕面对一个最浅的水沟也会畏畏缩缩不敢跳过，因为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自由的行动。结果就是，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培育自己的思维，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不成熟中解脱出来并稳步向前。 然而公众自己实现整体启蒙的机会却更大。事实上，只要他们被获准自由，启蒙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便以人类保卫者自居的人当中也始终会有几个独立思考者，这些人在摆脱了不成熟的羁绊之后，将会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每个人独立思考的使命加以理性的认识，并将这种精神传布开来。但我们需特别注意的是，倘若最初被压制的公众恰好是由他们的保护者当中完全不能启蒙的那些人刺激起来的，则他们在成功之后就也会迫使这些人戴上枷锁。由此可见培植偏见是多么可怕：它们最终会在鼓动这些偏见的人，或他们后代的身上复仇。因此公众只能慢慢地获得启蒙。一场革命或许能终结个人独裁，或推翻贪婪暴君的压迫，但是却决不能真正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新的偏见在取代旧的偏见之后仍将成为无思考能力的大众的束缚。 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这种自由是所有可称为“自由”者中最纯真的一种：即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但是我听到各方面都在叫嚷：“不要争辩！”军官说：“不要争辩，去操练！”税吏说：“不要争辩，去纳税！”牧师说：“不要争辩，去信仰！”我们发现对自由的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但是哪些限制会阻止启蒙，以及哪些不但不会妨碍它，反而能对启蒙有促进作用呢？我的回答是：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此一点便可将启蒙带给人类；只是为了不过度妨碍启蒙的进步，我们经常限制对理性的私下运用。关于“对理性的公开运用”，我的意思是每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在读者大众面前使用它。而我所说的“私下运用”是指一个人在被委任的公职上对它的运用。 在某些可影响到社会利益的事务中，建立一个让该社会的成员保持被动状态的政治机制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创造人为的一致性来达到公共的目标，或至少防止该目标遭到破坏。在这里是争论是不允许的而必须服从。不过当这部机器的某部分同时也将其自身看做是一个普遍社会——比如一个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世界社会的成员时（例如我们可说他将自己看做是通过个人著作理性地对公众讲话的学者）那么他的确是可以争论的，而此时他作为被动的一份子参与的那类事务也并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如果一个现役军官在接到上级命令时竟然批评起命令的适宜性和有效性来，那自然是有害的，因为他必须服从。但是我们却无权禁止一个学者关注军事中的错误还不准他自由地向公众提交他的判断。公民不可拒绝缴纳向其征收的税金——的确，无理拒缴应该被当做严重违法行为而受惩罚，以儆效尤。但是如果他从学者角度公开反对这类税收中的不当或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之处，则亦并没有违反其公民义务。同理，一个牧师必须要根据其所服务教会的教义对会众布道，因为这是他获得任命的条件。但是作为学者他也有全部的自由，确切说是使命，将他详察教义中的错误之后形成的建设性想法以及如何改善宗教信条和教会机构的意见传达给公众。对此他在良心上是不须有丝毫负疚的。对于他作为教会的代表依照职责所教授的内容，他不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去讲解，而是必须像受聘者一样，以另一人的名义并按照其指示来讲授。他会说：“我们的教会如此这般教导我们；这些便是它采用的论据。”所以即使他对这些教义并未全信且赞同，他也将通过讲解来尽可能使其教众受益。他让自己承担起教育的工作，是因为这些教义中不无隐含的真理。在任何情形下，教义中都并不存在任何与宗教的本质相违的内容。假使他认为其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那么他就不能问心无愧地执掌教职了，且不得不辞职。一个学者在雇佣他的会众面前使用理性应属对理性私下运用，因其听众规模不论大小，总是一个内部的群体。他作为一个布道者并不是且也不应该是自由的，因为他不过是在执行别人的命令。在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个通过著作向自己的公众（即世界）讲话的学者，那他在运用自身的理性和发表见解上面则可享受到无限的自由。 但是一个神职人员团体，譬如教会会议或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是否有权通过宣示效忠于某条不可更改的教义，从而获得对其所有成员，进而对其民众的永久性监护资格呢？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达成这种阻止人类进一步启蒙的协议，即使得到了最高权力、帝国议会以及最庄严的条约的确认，也只能是无效的。一个时代不能为它之后的时代订立契约来阻止后世在这样一些重要事务上增进和改善其知识，或妨碍它们在启蒙上取得进步。这种做法是对人性的犯罪，因为我们人性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这些进步。所以后代们完全有权利因其非法和粗暴而拒绝这样的协议。验证某一特定的措施是否能被人民认可成为法律只需问一个问题：该人民是不是愿意对自身施加这样一种法律。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可能将其视为在一个特定的短时间内获得某种秩序的手段。这同时也意味着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学者的神职人员，都应该有公开做出评论的自由，即通过他自己的著作对当前体制的不足做出批评。同时，这种新建立的秩序也可继续存在，直到公众对这些事物本质的看法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并已经充分证明经由一致的同意（即便不是全体同意），我们已经可以向最高权力提出改革的计划了。在此对于某一部分因有较高见解而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并同意对宗教机构进行变革的教众我们要加以保护，但同时却不应尝试去妨碍那些仍希望保持原样的人们。但是如果说要我们同意永久保持一个无人可公开质疑的宗教制度，即使只将其保持一个时代，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对人类进步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否定，这样做将达不到任何成果，且会对我们的后代有极大的危害。一个人可出于自身的原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对其应该知道的某些事物推迟自身的启蒙。但是完全放弃启蒙，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后代，则意味着将人类的这一神圣权利践踏在脚下。如果有某样东西民众甚至自己都不会施加于自身，那么其君主就更不应该将它施加于民众身上，因为他的立法权威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将其民众的集体意志团结起来。只要他能保证所有真实或想象的进步不违反公民秩序，他大可让他的臣民自由地去做那些为获得救赎而必需的事情，毕竟谁获得拯救与他无关。他的任务是要阻止任何人强行禁止他人尽己所能来明确拯救的含义并加以推广。如果他干涉这些事务，并管束他的臣民们不让他们通过自己著作公开地讨论宗教思想，那么这会令他的权威尽失。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当前是否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了的时代，我的回答是：不，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中。没有了外部的指导，人类整体是否能自信和正确地在宗教事务中运用自身的理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离这个目标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也看到显著的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清理出一条道路，得以自由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此外那些阻止人类达到普遍启蒙和从不成熟状态解脱出来的障碍，也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 当一个君主认为在宗教事务中不对其人民施加任何限制而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是他的责任——假如他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感到这有损自己的尊严，甚至他还因此拒绝接受“宽容”这一高傲的头衔时，则他自己就已经启蒙了。作为一个最先将人类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及让所有人在与良心有关的事务上都能自由运用理性的人（至少就政府而言），他理应得到当前时代和后世人民的赞颂。在他的统治下，那些神职领袖们，除了履行自己的公职之外，亦能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将他们的结论与观点交由整个世界来判断，即使它们与正统的教义有偏差。而对没有受到公共职务限制的其他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的精神也正传播到国外，甚至在那里还与那些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职能的政府设置的障碍做斗争。如今这些政府已经看到自由如何能够在不危害公共和谐和社会团结的情况下在共同体中发展壮大。只要我们不去人为的将人类禁锢在野蛮之中，那么人类就会自己想办法逐渐从野蛮状态下走出来。 我已经将有关启蒙的一个重点放在了宗教事务上：即人如何从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对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承担起人民监护者的责任并无太大兴趣；其次是因为宗教上的不成熟是所有不成熟中最有害和最不光彩的。不过一个在艺术和科学上支持自由的国家元首，其思想观念也会进一步发展，因为他意识到即使他让自己的人民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即使他让他们公开地讨论如何更好地制定法律，甚至即使这样做会导致对当前制度的批评，这对整个国家的立法也是没有危险的。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人类事务中一种奇怪和意想不到的模式，也就是当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思考这些事务时，总是发现几乎每样事情都存在矛盾。高度的公民自由看起来对人民的思想自由是有利的，然而又对它设置了高不可攀的障碍。相反，减少公民自由却可给思想自由以足够的空间使其充分发展。因此一旦那个被自然精心照料的种子——即人类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和召唤，从内部破壳而出时，它就会逐渐对人民的观念产生影响，而人民也慢慢地越来越能够自由地行事了。最后，它甚至还影响到政府的执政方式，并让它们看到，不把人当机器而是以维护其尊严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什么是启蒙》微课通知 这次课程的前45分钟将精读康德的文章，并向大家提出一些文本解释方面的问题。后45分钟，我希望以康德的标准检验我们这个时代，我会以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例子，和大家一起评判一下，新文化运动能否算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最后，我也希望能以康德的标准反思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观点的对错不重要，但我希望带领大家以历史性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现代生活。 希望大家能在课上畅所欲言，我会在课中提出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太害羞，可能会比较尴尬。 1.开课时间：2017年 9月10日 20:00 －21:30 2.课程参考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我会把这篇文章的PDF发给来上课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边看边听课） 3.主讲人：徐大山，来自杭州，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与人类学专业，即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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