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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肃慎猫 （发自敦刻尔克） 编 | 十二辰子（巴黎）  《碧血长天》(1962) 剧照 法国历史学家Sylvie Lindeperg在她那本获得了让·维果电影学院（Institut Jean-Vigo）“让·米特里奖”（prix Jean-Mitry）的重量级著作《阴影下的银幕：法国电影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的开篇中，讲了她自己的亲身经历。 那是在1994年的6月，诺曼底海滩上人潮汹涌，挤满了疯狂的庆祝者，纪念D-Day五十周年。圣梅尔埃格里斯的商店向退伍军人和朝圣者们兜售纪念品。在那些泛黄的战争老照片中，有几张电影《碧血长天》（The longest day，1962年拍摄，美国史诗战争片）的剧照，照片的质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到岁月的侵蚀，这些真真假假的图像被放在一起，并排摆放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的柜台之上，这些短暂的、破碎的影像，被历史电影的回声取代，于是作者产生了关于这本书的最初思考。 Lindeperg是二战电影与民族记忆的专家。她的父母出生于法国的“黑暗年代”（维希政权时期），但他们当时毕竟太年轻，没有分享荣誉，也没有遭受什么牵连。而Lindeperg自己，对于二战的记忆，也不过是一帧又一帧的、在这场大混乱中被传递的电影图像。 在来到敦刻尔克之前，我不知道Lindeperg笔下描述的电影影像与历史真实的交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曾经去过诺曼底登陆地点之一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那里不但是世界驰名的旅游胜地，也是美军公墓所在的地方。 我之前没有看过《碧血长天》，所以当我面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一排排汉白玉十字架的时候，我心中的感觉是肃穆的、敬佩的、感慨的。这种感觉是“当下”的，没有任何的“回溯”，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想象。我不能在脑海中搜索出任何拼死登陆、浴血奋战的场景，当咸腥冰冷的海风吹过的时候，我是被困囿于此时此刻此地此情此景的囚徒。  诺曼底奥马哈美军公墓 而当我来到敦刻尔克的时候，当我走出列车，凶猛干燥的海风突然呼啸袭来，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里就是敦刻尔克啊，那个1940年大撤退的地方，也是诺兰拍电影的地方。”  敦刻尔克火车站 敦刻尔克位于法拉芒区，该地区受荷兰文化影响很大 敦刻尔克是典型的法国北方海滨小镇，人口不多，安静而恬淡。二战之后，敦刻尔克80%的建筑被摧毁，如今我看到的，都是战后的重建。有趣的是，战争给这座城市留下的痕迹几不可见，而我漫步街头，却似乎走在了诺兰的电影中，远远地，海滩那边，Tommy和他的朋友正在全力奔跑，奔向遥不可及的故乡。  敦刻尔克圣安利日大教堂 经受住了二战的枪林弹雨而屹立不倒，不过战后依然有修复，墙面上有清晰可见子弹的痕迹 在敦刻尔克，大部分有关历史的文字都会提到让·巴尔（Jean Bart）的名字，让·巴尔是敦刻尔克有史以来第一位名人，他是17世纪下半叶的著名私掠者，曾经在荷法战争中大显身手，后来加入了法国海军，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作战中十分英勇和突出。 实际上，连敦刻尔克的名字也是从让·巴尔一代的私掠们那里得来的，原本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因为大西洋北海一代的海上商路发展成为枢纽，最初来到这里的私掠者们被称为“敦刻尔克海盗”（Les corsaires dunkerquois），但其实私掠者和海盗并不是一回事儿，私掠是指由国家颁发私掠许可证，授权个人攻击或劫掠他国船只的行为。  让·巴尔广场上的让·巴尔雕像 底座应该是新修的 严格来说，只有在战时，私掠行为才是被允许的。在16至19世纪，武装民船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海上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性质类似于陆军常见的雇佣兵，私掠船通常被用来破坏帝国的海上贸易线——总而言之，在我这个“异文化者”看来，实在不太理解敦刻尔克人对于一个“海上强盗”如此崇拜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情感，更何况崇拜让·巴尔该多么伤害盟友英国人民和荷兰人民的感情呀！ 但敦刻尔克人始终认为，让·巴克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所以，在二战期间，尽管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残酷炮火袭击，而让·巴克的青铜雕像却没有倒塌，依然屹立在让·巴克广场，敦刻尔克人认为这象征着他们的让·巴克精神永不可被打到。  位于圣安利日大教堂内的让·巴尔墓 其实，二战与我的距离已经很远，遑论法荷战争，所以在我的直观感觉中，是大西洋海岸的这些国家：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英国好几百年来撕扯不断，你推我挡，血雨腥风，突然强大的纳粹德意志兴起了，曾经一起打架好比过家家的小伙伴们突然全懵了，想要团结起来对抗强敌，发现对抗不了——最终发生了敦刻尔克大撤退。 历史、政治、爱国主义，这些话题总是很复杂，无论如何，都不是非黑即白能够说清楚的，实际上，非但法荷战争说不清，就连敦刻尔克大撤退也说不清，是对是错，是英国人阴险还是法国人无赖——我们大概只能勉强自我安慰说“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但至少对于1940年5月底6月初那些在这里栖栖遑遑等待登船的英、法、比士兵们来说，他们曾经勇敢的为自由战斗过，他们曾经不得不撤退过，但4年后他们又从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反顾的冲向诺曼底海滩，历史不正是由这些渺小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过的个人填写的吗？所以此刻我大概也多少理解了一点敦刻尔克人的心情，无论立场如何，让·巴尔至少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不曾对敌人低头的人。  敦刻尔克的电影纪念厅 在敦刻尔克海边，矗立着两座玻璃厂房，其中一座，被用来当作“敦刻尔克与电影”的展厅，记录了所有以敦刻尔克为主题的电影。 诺兰并不是第一位关注敦刻尔克的导演: 1942年,米高梅拍摄了《忠勇之家》（Mrs. Miniver）,1943年该片获得了12项奥斯卡提名，其中6项获奖。 1958年,英美联合拍摄《敦刻尔克》（Dunkirk）上映。 1964年,法意两国联合拍摄《聚伊德科特的周末》（Week-end à Zuydcoote）上映。 1989-1990年,英国导演Michael Campbell拍摄了纪录片《敦刻尔克：为法兰西而战》（Dunkirk：Battle for France），导演Leela Creswell拍摄了电视电影《敦刻尔克：人类史的奇迹》（Dunkirk: a human endeavor）。 2004年,英国导演Timothy Dalton拍摄了纪录片《敦刻尔克》（Dunkirk），Peter Gordon为BBC拍摄了《敦刻尔克：士兵的故事》（Dunkirk: The Soldier’s Story）。 2007年,英国电影《赎罪》（Atonement）上映，获得金球奖最佳剧情片，BAFTA最佳电影奖，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2016年,诺兰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敦刻尔克，在5月23日到6月23日期间，花了24天拍摄，敦刻尔克人说，每一声“Lights, Camera, Action!”都是敦刻尔克人的荣誉，整个城市，所有的居民、商人都行动起来，积极配合拍摄，成为这一场伟大见证中的一员。  诺兰拍摄《敦刻尔克》时使用的平面道具  《敦刻尔克》中的木板“士兵”  诺兰电影中出现的红十字救援船  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诺兰给海边的一栋现代建筑加了一层锈迹斑斑的“外壳” 诺兰的《敦刻尔克》给这座小城带来了新的活力，实际上，“敦刻尔克效应”给这座城市注入了500至700万欧元的商业资本（当然也包括我的这次旅行所做的微小“贡献”）。 《敦刻尔克》剧照 及 拍摄花絮 诺兰的《敦刻尔克》是一场民族记忆的集体动员，正如敦刻尔克市长Patrice Vergriete所说：“（诺兰的）这部电影和其它的电影不同。它触及心灵最深处的地方，触及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并且给英国人所说的那个著名的‘敦刻尔克精神’（l’Esprit de Dunkerque）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恢复的精神，一种重建的精神，也是一种‘再夺回’的精神，一种走向胜利的精神。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敦刻尔克今日的新生带来回响。” 剧照中出现的街道和房屋 走在敦刻尔克的街道上，我突然理解了Lindeperg在诺曼底面对《碧血长天》的剧照时的一瞬间失神。我在奥马哈公墓没能体验的那种感觉突然猛烈袭来，我不知道我在寻找的，是1940年的烟尘还是诺兰电影中的场景，我也不知道70多年的时间怎么突然间一下子成了白驹过隙一般飞逝。 都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好静谧的海边小径，青砖白墙的可爱民居，可是，人们没有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或在掠夺、或在逃亡，透过镜头，我仿佛听到了诺兰的拷问：人类，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敦刻尔克》在美丽港路拍摄的剧照 我走在美丽港路（Rue Belle Rade）上，这就是诺兰取景的街道之一，街上的房子颜色艳丽活泼，不难理解诺兰选中此地的原因，但我并不知道这些房子是战后重建的还是原来留下的历史遗迹，我知道一年多以前，诺兰和他的团队们曾经在这里井然有序地拍摄，那70多年以前呢？ 这条街道上，是不是真的有勇敢的法国士兵为了大撤退拼死掩护，年轻的Tommy是不是在这里一边躲避着纳粹德国的枪林弹雨，一边一路奔向敦刻尔克人满为患的大海滩？任何一个看过《敦刻尔克》的人，是不是会把这个画面牢牢的记在脑海中，每一次走过这条路，甚至听到“敦刻尔克”这个字眼的时候，眼前都会闪现电影中这个片段？ 敦刻尔克海滩的码头，当年大撤退的地方 看过《敦刻尔克》的观众，一定会记得影片中阴沉沉的天，空旷的海滩上密密麻麻簇拥着等待回家的英国士兵，他们挤上了狭窄的码头，望眼欲穿天边的航船。诺兰在拍摄《敦刻尔克》的时候，曾经根据史料记载，用卡车搭建了一段临时的“码头”，现在已经完全被拆除了，保留下来的是当年曾经的码头，被炸毁后又修复起来的一段。 敦刻尔克是一个多风的区域，而且有着号称“法国北部最美丽的海滩”，走在码头之上，说是“狂风肆虐”也毫不夸张，更令我没想到的是，狂风卷着细沙，拼命的打在我的身上，不但打得我脸生疼，而且头发、耳朵、嘴巴里都进了沙子，一时间竟不知自己是在海滩还是在大漠了，我眯着眼睛看向远方的海，想着那边就是看不见的英格兰，当年在这里等待的兵士们或许和我经历过同样的“狂沙凶猛”。当然，回家心切的兵士们可能并没有注意这些，不过，《敦刻尔克》的主演菲恩·怀特海德倒是跟我“心有灵犀”了，他曾经在采访中吐槽敦刻尔克海滩的风沙凶猛，每一天内心都是十分崩溃的，不过“能有机会和诺兰合作，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敦刻尔克大海滩 实际上，当时英国人选择敦刻尔克作为撤退地点，除了北部加莱市被纳粹紧紧盯着，掩护压力过大之外，也有看中了这片海滩幅员辽阔的原因 海岸线上连绵不绝的沙丘山 沿着敦刻尔克的海滩向北，大约4-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Leffrinckoucke的小镇，镇上有著名的“沙丘山”（des dunes aux monts），那里坐落着历史遗迹 “沙丘堡”（Fort des Dunes）。前面也说了，敦刻尔克的沙滩，那可真是不一般的沙滩——含沙量超乎你的想象（《敦刻尔克》电影中有一个埋葬尸体的场景，就发生在这儿附近的沙丘山下）。 站在“沙丘堡”顶端，远处是碧海蓝天 实际上，整个Leffrinckoucke小镇就是建立在沙子之上，颇有些海边沙漠的意思，但因为绿化得还不错，远远望过去，倒也郁郁葱葱，走过去一看才知道，绿色植物下，是干燥的、浅黄色的细沙。普法战争之后，因为法国人被德意志帝国揍得鼻青脸肿，所以短短十年内在整个法国的北部边境修了几百个堡垒，用于防御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只不过，这种防御工事的重点在东北法德边境之上，大西洋一线的堡垒修的都是“意思意思”，不能抵抗太猛烈的炮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40年，本来盟军的指挥部设在“沙丘堡”，结果纳粹没费多大力气就把这里炸成一片废墟，轻松占领。 沙丘山下、海岸线上被废弃的炮台掩体 曾经被废弃的炮台掩体，如今贴满镜片，大概是某种现代艺术 当《敦刻尔克》影片中的战斗机飞行员法瑞尔用光燃料，迫降敦刻尔克海滩的时候，就是降落在沙丘堡附近，德国纳粹一拥而上，俘虏了他。二战结束之后，沙丘堡被废弃了很久，后来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原因，这里被改建成了博物馆，这座本来“马马虎虎”上线的战略堡垒，历尽沧桑，几经磨难，就这样继续默然矗立于大西洋的海岸线。 敦刻尔克1940“发电机行动”博物馆 在敦刻尔克，我最后参观的一个重要的地点是“1940发电机行动博物馆”。实际上，我们今天经常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当时是一个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往往是有代号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代号就是“发电机”（Dynamo），去年借助诺兰《敦刻尔克》的拍摄，敦刻尔克市政府重新修缮改造了这座博物馆（很有可能是用诺兰给的钱修的）。博物馆位于海边，距离之前提到的玻璃房和码头都不太远，原本就是1940年用来存储战略物资的仓库。博物馆的管理员是一群挺可爱的老爷爷，会认真的记录下每一位访客的国籍，我和他们聊了几句，他们告诉我：“来我们这里的英国人特别多啊……德国人也不少！今天中国人也有好几个呢……”似乎很为能够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而开心。 “发电机行动”中的“小船” “发电机行动”博物馆中，收藏了大量当时的图片、武器装备、军事制服等历史物件，在这些锈迹斑斑的“老物件儿”中，我眼前仿佛又闪现了《敦刻尔克》的场景：来自英国的民用船船主道森先生带着小儿子彼得和船上帮忙的17岁少年乔治离开海港，前往敦刻尔克，迎接远方的战士们“回家”。实际上，这些民用船在当时被称为“小船”（little ships），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具体有多少志愿船主参加接应行动不得而知，根据最新估计，大概有1176艘到1588艘来自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的市民“小船”参与行动。“小船”是市民们的英雄史诗，自从1965年以来，在英国，每隔5年都有一次关于“小船”的纪念活动，不但是作为英雄的纪念，也是作为英国人民——无论是市民还是战士——面对逆境和困难临危不惧的勇气之证明。 1939年9月法国的报纸 头版头条表示“英国已经和德国宣战，法国也要宣战” 二战时期的讽刺漫画：“小心，茶壶有耳！” 在所有的展品中，一片螺旋桨的残骸格外让我感到震撼，它就这样孤零零地矗立着展厅的中央，一张简单的白纸上面写着它是英军轰炸机的残骸，二战之后在英吉利海峡中被打捞出来。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我们不知道曾经驾驶它的飞行员是谁，来自那里，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谁的父亲，他曾经有怎样的生活，喜欢吃什么样的饭菜，抽什么牌子的香烟，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或许他还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说，而他留下来的，只有这一片螺旋桨。电影《敦刻尔克》中的两位飞行员，柯林斯飞机失事坠海被道森先生救起，而法瑞尔迫降敦刻尔克后被德国人俘虏，俘虏之后呢，他会去哪里？大概是战俘监狱吧？那么，他等到1944年D-day的那天了吗？我们不知道，可能诺兰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大西洋的海风知道。 英吉利海峡中打捞出的英军轰炸机残骸 二战后从海中捞出来的炸弹残骸 二战后从海中捞出来的战略装备 离开博物馆之前，我翻了翻访客留言，毫无意外的翻到了中国游客的留言，他乡之遇，倒也让我有些好奇，于是我看了看他（她）写了些什么——原来是一些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希望。 我突然有些感慨，为什么在欧洲的战争博物馆，能带给人反战的情绪，而在国内的抗战博物馆，却只能滋生仇日的情绪。我并不认为，过去的罪行应该被轻易原谅，但如果满心满眼都是对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仇恨，那战争的反思到底在哪里？是否也是同样的仇恨和毫不反思，在中印边界出现问题的时候，会让人毫不犹豫的说出“与印度阿三开战”这样的话，那前辈们的血到底为何而流，丧钟到底为谁而鸣？也有朋友辩护说，因为二战后德国人的道歉态度比日本人的诚恳，所以对日本唯有仇恨。“道歉态度”的问题太复杂，我没法在这里谈，然而，难到讨不讨厌战争的心情，和日本人的态度有关吗？ 实际上，如果说我从诺兰这部又冗长、又压抑、台词少、镜头摇晃得我反胃的《敦刻尔克》中读懂了什么（这并不是什么故作谦虚，实际上我对电影基本算是一窍不通），那就是：昨天的他们可能就是未来我们，It could have been me，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会有多么绝望。 在敦刻尔克，随处可见《敦刻尔克》的海报，这一张拍摄于我所住的酒店大堂 敦刻尔克的旅行结束了。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这是一场“朝圣之旅”。我却不同意，这里没有什么圣人、圣土、圣迹，有的只是一座战后复兴的小城市，和千万年不曾改变的狂沙大海滩。这是我的“赤壁怀古”，当将近一千年前，贬谪黄州的苏东坡来到赤壁的时候，看到光秃秃的一片石矶，想到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而今天，来到敦刻尔克的我，想到的是70多年前那场匆忙慌乱又激荡澎湃的大撤退，没有什么“风流人物”，只有那些惊恐不安、渴望回家喝上一碗热汤的普通士兵——这些士兵来自诺兰的《敦刻尔克》。诺兰的影片会重新定义这段历史吗？ 在将来，会有人把《敦刻尔克》的剧照放在纪念品商店当成老照片卖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未曾在诺兰的《敦刻尔克》中感到任何英雄主义的情怀，只有人性的美好与良善在闪光，我也希望就让英雄沉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人性美好的火种能一直传承下去。 - F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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