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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生 我的故乡大鲁店村在北京城东南郊，毗邻古老的萧太后河南岸。小时候，我家和绝大多数村民一样，生活相当贫困，日子过得十分单调。因此，我们这些正上小学的孩子都格外盼望春节到来，春节一到，村里就是一片“热闹景象”。 所谓“热闹景象”，就是贴春联、挂红灯、放鞭炮、串亲戚及看村民演的评剧。那时不少村子都能演评剧现代戏，像我们村就演过《刘巧儿》、《小女婿》、《小二黑结婚》、《锯大缸》、《祥林嫂》、《苦菜花》等剧目。可农民从不排演京剧，原因是演京剧难度太大，比如扮演青衣和小生的演员演唱或道白要用假声，唱词也不像评剧那么通俗易懂，而且要借助戏台两侧的字幕，再说那时也不演现代戏。不过我早就知道京剧，因为我家屋内靠墙的长条柜子上有个“话匣子”（矿石收音机），粗通文墨的堂叔爱听京戏，常常坐在我家的椅子上眯着眼听，听完某个唱段，还和我父亲议论一番，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不少京剧名演员的名字。 农民不演京剧，我却在上小学时观看过舞台上演的京剧，不过不是在城里的剧院，而是在春节前农村现搭的舞台前边的露天场地上。演员虽演技精湛，却不是下乡慰问演出的正规剧团，而是被人民政府监管的劳改人员。原来1949年后，北京市政府就在朝阳区豆各庄建了个劳改农场（1983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二监狱），农场很大，因劳改人员的工作是挖土烧砖，那里有很多砖窑，于是人们口头上便把这个劳改农场叫作“劳动窑”。豆各庄春节期间露天上演的京剧，就是“劳动窑”里的劳改人员排演的。劳改人员中不乏京剧才俊——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京剧演员。 因为村里平时的文化娱乐活动很稀缺，我们小孩子又好热闹，所以只要听到附近哪个村子演评剧或电影，不管白天黑夜，都会结伴出村去看。记得有年春节，听大人说豆各庄演京剧，我和平时要好的几个玩伴都没看过京剧，一听，都异常兴奋，吵嚷着说得去长长见识。可是豆各庄离我们村比较远，有十多里地，快走也得走一个多小时。晚上天黑路远，我们一致同意白天去，因为白天也演。第二天吃罢早饭聚齐后，我们就兴冲冲地朝村北出发了。天气严寒，北风呼呼地吹打着我们幼小的身体，那时农村孩子很苦，毛衣毛裤不用说穿，见都没见过。我们踏着积雪，说笑着，打闹着，健步如飞。穿过冰冻的萧太后河河滩，穿过郎各庄，又走了五里多路就进了豆各庄村。 到了演出京剧的场地，只见舞台布置得花花绿绿，台上锣鼓喧天，还没开演。台前边宽阔的场地上熙熙攘攘，挤着来自各村的男女老幼。我还好奇地见到一棵大树上拴着个大喇叭，原来那是扩音器。玩伴中，羊子家境较好，能得到一毛压岁钱，他走到卖糖果、瓜子的小贩跟前，掏出宝贵的一毛钱，买了六个小糖球，分给大家。糖球圆圆的，有橘红色的，翠绿色的，金黄色的，粉红色的，含在口里，甜甜的，香气扑鼻。一阵锣鼓后，大幕徐徐拉开，演员登场。听说剧名是《女起解》。因为人太多，又都站着看，我个子又矮，台上的表演我看得不很真切，只能从攒动的缝隙中仰头观看。但见舞台上一个拄杖的白胡子老头和一个头上裹着蓝头巾、脖子上戴着枷锁的妇女边说边走，边走边唱。因为扩音器传出的声音很大，我能听懂那白胡子老头说的话，而那戴枷锁的女人说的和唱的却听不太明白，隐隐约约觉得她的处境挺悲惨。我还得边看戏，边盯着几个玩伴，生怕走散。忽然小二说，看啊，有人往树上爬呢！我一看，为了看清楚舞台上的演出，果真一些年纪和我们差不多的男孩子正在爬树。很羡慕他们，但我们谁也没提议爬树，因为害怕从树上摔下来。为了看清楚，我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直到散戏，我也没弄明白《女起解》的故事情节。 春节期间，豆各庄白天黑夜演京剧，一连演了好多天。但我和我的玩伴只去看了一次，因为我们还要看本村和邻村演的评剧和胡家垡村每年都有的高跷表演。过了一年，我们长高了，胆子也大了些，竟然在春节期间，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月光，去豆各庄“劳动窑”看了京剧电影《宋士杰》。那天晚上，因为刮西北风，银幕像一起一伏的波浪，极影响观赏效果。因此，《宋士杰》这出戏对我来说，依然像《女起解》一样，似懂非懂。大约又过了一年，1958年，农村放映队在我们村放映京剧电影《望江亭》，不料只演了一会儿，因为太冷，发动机出了毛病，演不了了。真扫兴，我和玩伴只好随着人流，悻悻而归。 说实话，儿时看的京剧并未给我留下多么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至今，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古稀之年。那时我的几个最要好的玩伴，也已有三位离世。人老易怀旧，有时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还会忆起玩伴的音容笑貌，忆起冒着刺骨的寒风一起去豆各庄看《女起解》的情景，仿佛又见到羊子买的彩色糖球，那么香，那么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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