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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由大学者蔡邕等奏请灵帝同意,
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文字校勘正定后书丹刻石，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立于都城洛阳南门外原太学门前。据《后汉书》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故也称“一体石经”。根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八分体隶书。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后又屡遭破坏，几乎毁坏殆尽。自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于洛阳太学故址，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除现收藏于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外，有的已流失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原石久佚，传世所谓旧拓者皆宋、明重刻本。 关于洛阳汉魏故城及其太学遗址，文物考古专家论述较多。关于熹平石经残石研究，以1957年出版的马衡先生遗著《汉石经集存》为当时学术研究之最。民国以来，随着熹平石经残石继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大量出土，石经残石被金石学者视若拱璧，古玩商人争相收购，收藏大家竞相追逐，使石经研究成为上世纪初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出土众多的熹平石经残石里面，有一块引人瞩目，那就是现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熹平石经《春秋》残石。 一、关于该残石的基本情况 （一）出土及购藏经过。根据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介绍，该残石出土于东汉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旧址——洛阳城东南十八里之碑楼庄朱家疙瘩，内容为春秋公羊经，表里镌刻，背面高49厘米，宽48厘米，两面共六百二十四字，是千年以来所出土最具代表性的石经。由沾化李杏村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购得，卅八年亲携来台，民国五十三年李氏因年事已高，以此国宝藏诸私家不如归诸公有，乃由立法委员会王广庆先生居间，复得政务委员叶公超先生赞助，由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以象征性之价格，即新台币二十三万元有价捐赠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终使辗转流离之国家重宝为博物馆永久保存。自此石经遂能公开展示。该馆为使石经及其书体之美普及于世，请由专家精拓模板印行，于1981年出版《汉熹平石经》字帖，使人人得以目睹千数年之国宝，并可追抚古人之遗墨。 （二）目前保存现状。该石目前存放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由黄色锦缎盒包装单柜展览。根据该馆馆长黄永川先生关于《公立博物馆执行古物分级现状》一文介绍，该馆拟建议为“国宝”者文物十三件，其中该熹平石经残石（编号8361、8362两件）名列其中。该石无论书迹、刻工均一时之胜，为个中翘楚，允为考据东汉经学之圭臬，也是汉隶最重要的模板，故而被选拟为“国宝”之一。 二、洛阳文物研究者对该残石状况存在着误区 误区之一：洛阳文物美术研究专家宫大中先生《洛都美术史迹》（1991出版）所载这块石经的情况： 1、“据洛阳东花坛老拓工王克信说，汉石经出土最大的一块是《春秋》，为盗运方便，并谋取暴利，被人从中间竖剖，锯成两半，流落到美国。他曾以拓本见示，碑残高51厘米，宽47厘米。”； 2、“据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举办的汉魏石经残石和拓本展览提供的资料，《春秋公羊传僖公襄》残石，现藏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1934年出土的《春秋》残石，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1929年出土的《周易》残石藏上海博物馆。《太学赞碑》残石两块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3、“王克信所说残石，据《十三经注疏》八《春秋公羊传注疏》的《监本春秋公羊注疏僖公卷第十一》，可知碑阳为僖公十三年至三十三年残石，而碑阴则为《监本春秋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二》的昭公三年至二十一年残石。” 误区之二：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界元老、专家黄明兰、朱亮2003年编辑出版的《洛阳名碑集释》第27页在介绍熹平石经时也说，早期出土的熹平石经残块大多已流散到各地，其中最大的一块约50厘米见方，内容为《春秋》，已被锯为两半，流落到了美国。 显然，宫大中老先生并没有搞清楚这块石头的下落，实际上王克信所说残石正是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残石，并没有像王克信所说的流落美国，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洛阳专员李杏村带到了台湾。同样，黄明兰、朱亮二位专家的论述可能也是参照了宫大中先生的《洛都美术史迹》而没有作深入了解所致。 三、有关著作对该石的记载和研究情况 （一）郭玉堂先生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又十九年冬复出《春秋》残石一，亦表里刻字，存字七百余，有人平折为二，以便携藏，未几归王道中，于先生欲得之，未果。廿九年冬，沾化李杏村以售汽车所得万五千元易之，拓本无多。 （二）马衡先生的《汉石经集存》：刊载该石正反两面之拓片，马衡先生主要考证了该石在整个石经中的序列和经文的一些文字等研究。其他无涉。 （三）马子云、施安昌先生的《碑帖鉴定》（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这块石经的记载：“又洛阳古玩商王道忠存一石，为两面，前为《春秋》僖公十年至二十三年，存三十行，每行十七、八字至二十字不等；后为《公羊》昭公三年至二十一年，为十八行，行十字至二十字不等。共六百字之谱。王氏早已售出，是归何人，询之者若干人，均不知其所在。又闻，洛阳王锡古云，石存台湾。现仅存少数拓本。” 四、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一）该石出土时间：以时地记为准，即1930年。 （二）李杏村购得时间：以时地记为准，即1940年。 （三）该石下落：台北历史博物馆，而非美国。 五、关于该熹平石经残石的书法 在李杏村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购得此石前，洛阳碑估拓有少许该石拓片，目前洛阳民间尚有部分流传，弥足珍贵。洛阳古代艺术馆中陈列的汉熹平石经拓片，正是该石民国时期的拓片。《洛都美术史迹》中关于汉熹平石经的图片介绍，也是这张拓片。 关于该石经内容，宫大中先生在《洛都美术史迹》里面已经做了详细著录和补充。就书法来讲，其特点主要有三： （一）汉隶之集大成者，标志隶变过程的最后终结，达到了隶书发展的最高成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当为的论。近人有讥其过于方整者，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板刻，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 （二）作为官方标准文字的特点，从整体章法设计、单字结构安排和具体点画用笔，皆创一代楷模。《熹平石经》的书法，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 （三）在完成了隶书总结的同时，探索并开启了魏晋楷书的先河。《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此后，隶书衰微，逐渐黯淡，但其书法风格，影响深远，魏晋以后的隶书作品，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这种影响直至清季隶书的再次复兴才有所改观。 （本文源引大汉朔风老师原创文字，倚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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