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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广时间 忻钰坤，导演，代表作《心迷宫》《暴裂无声》。
生命里的光影 忻钰坤  大家好，我是忻钰坤，一个青年导演。
之前接到一席的邀请，我一直很忐忑，真的不太知道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作为一个电影界的新人，其实我还在探索和学习。一个导演的创作观又是很个人化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演讲的题目。
刚才有人说其实我可以讲一下瘦身减肥的秘诀，因为我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减掉了15公斤，我觉得这个秘笈可以放到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究竟今天要讲什么呢，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吧，有一个事情激励了我。
我在参加FIRST青年影展的闭幕晚宴的时候，有一个青年导演过来跟我打招呼，他介绍自己说今年他有一部长片入围了竞赛单元。然后我就恭喜他。他说忻导，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你的所有采访我都看过，你的很多事情对我有很多的启发，然后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让我有勇气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片。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地惊讶，然后慢慢地就变成喜悦。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一路走来时的样子。因为电影这条路真的很难走，如果没有那些无意中的鼓励，或者前方的光亮，很难走到今天。
我今天也有幸在别人的生命里面扮演了那一点点微弱的光，我由衷地感到喜悦。我也很想借此去梳理一下我一路走过来那些帮助过我，为我照亮前方的人，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生命里的光影”。
第一位想说的其实就是我的母亲。我一直觉得作为父母关心子女或者支持自己子女的梦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后来我跟很多同龄人去聊天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他们的家庭并不都是这样。
这时候当我再回望我母亲对我的支持，就尤其地珍贵。甚至有时候有些细节现在让我想起来，我都觉得好像她支持得有点过火了。 大概是在2001年9月的一个傍晚，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当时气氛特别凝重，因为电视里在广播美国9.11的恐怖袭击。但是其实在我们家的餐桌上，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正在被讨论。
我们家是一个特别民主的家庭，有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拿出来商讨、投票，然后做决策的。但是因为我成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大概从11岁起，我们家就只剩我和我母亲两个人了，所以所谓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
如果我母亲不同意的话，那基本上我想做的事情还是做不了。我们那天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打算辍学去学电影。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从小长到大有很多人都会问：小朋友，你将来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有很多很奇怪的理想，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想当一个考古学家，后来有的时候可能又变成想做一个武林高手。再长大一点我就发现：喔，原来我的理想好像都是来自于电影。
比如说想做考古学家这个理想，是因为我看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侏罗纪公园》。我对这个电影非常地痴迷，很多电影中的剪辑点我都完全可以背下来。什么时候会起音乐，我都会早于那个节奏去哼出来。
想做武林高手是因为我看了李连杰的《精武英雄》。看完了之后特别地热血，第二天一早就爬起来跑到楼下去锻炼，誓要强身健体，保家卫国。但是当时是寒冬腊月，太冷了，我热完身就回来了。这个理想其实是我坚持时间最短的。
后来上了中学就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电影。我突然发现电影特别有意思，它仿佛有一种魔力。再后来又看了很多关于电影背后制作的讯息，我才知道原来创造这个魔力的人是电影导演。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做一个电影导演的话，那应该会是特别酷的一件事。
我妈妈当时也关注到了我的这个兴趣，然后极尽所能帮我收集各种有关电影的资讯和消息。有天她拿回来一张列表，是一个订阅杂志的列表。她说，我们要不要订阅几本跟电影有关的杂志回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翻遍了那个列表，里面只有两本上面有“电影”的字样。一本是《世界电影》，一本是《电影技术》，我觉得那就这两本吧。一个月之后我妈妈拿回来了，我一翻开书就后悔了。
因为《世界电影》是一本非常专业的学术与研讨性的杂志，它里面刊登的都是完整的经典电影的剧本，或者是一些电影语法、影像，或者一些流派讨论的论文。全都是黑白的，没有图，这跟我同学之前翻看的什么《当代歌坛》完全不一样。人家那是彩色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明星的新闻，还有很多的彩图。
另外一本《电影技术》倒是有很多的图，但是它都是图纸。因为那是一个讲电影放映技术的杂志，还有讲怎么维修放映机。所以这些杂志当然就被我束之高阁了。
很多年之后我开始学习电影，《世界电影》这个杂志我又把它拿出来阅读了很久。所以这也足以能说明我妈对我的态度和对我理想的支持，让我可以胆大妄为地觉得如果在高二开学不到两周的时候，跟她提辍学这个事她应该不会打我。
当时我提完这个想法之后，我妈就说那你打算去哪学呢？我当然是有备而来，我掏出了我们当地一张日报递给她。在那个日报夹缝中有一个豆腐块大的招生广告，那个学校叫作西安电影培训学院。今天那个学校已经没有了。
当时它的校址是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它有导演、编剧、摄影，还有很多很相关的专业。我当时一直听到一句话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电影导演的摇篮。那我觉得这个学校应该不会错，所以我就说那我想去这学。
我妈接过这个报纸之后就仔细看，举得很高，挡住了她的脸。那一幕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报纸上面沾满了油污，上面还有很多食物的残渣，那其实是我们家吃饭垫桌子的一张报纸。
我就在试图劝说她说，你看，我文化成绩其实一般，将来到了高考也是个坎儿，倒不如提前去学一个自己有兴趣的专业，也能节省时间。她没说什么，然后就一直那么看。我也沉默了。
在之后的那一周里，我托我一个在西安上学的朋友帮我去打探一下那个学校。他给我打电话回来说：哎，那个学校还真的有，还挺正规的，有保安，不让我随便进。我妈妈就默默地回到我的高中给我办了退学手续，我们就一起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那一年我17岁，我妈妈也是在17岁那一年离开家，下乡去做知青的。这差不多就是我追梦之路的起点，我妈就这么亲手放飞了我的梦想。其实她当时做这个决定背后所承担的压力，我很多年之后才慢慢体会到。 通常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听到我在学校如何刻苦努力读书之类的细节，但其实真的生活远比电影残酷和狗血。大概上了一年之后我就选择放弃了，我没有放弃我的理想，我只是放弃了这个学校。
那个学校的师资其实特别好，因为都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一些特别好的有资历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但是因为那是一个大专制的社会力量办学，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赢利，所以学生的来源都鱼目混杂，基本没有秩序可言。
我除了认识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之外，基本没学到什么东西。我的老师就说：你其实悟性还不错，你不应该在这儿浪费时间，你应该回去好好学一下专业课，然后将来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那一刻才恍然大悟，原来北京电影学院才是中国电影最高教育的学府。
所以我想了一下，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我要退学。真的很难为她。差不多我的青春就这么被我作过来了。回家那半年里面，我把老师给我开的书单和片单都收集来学习，然后准备考北电。
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每天给我妈做饭，我的厨艺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突飞猛进的。我觉得如果再不表现一下的话，那真的会把我赶出家门的。但是很可惜，半年之后去北电的考试也不是很顺利，文学系和导演系的初试我就被刷下来了。
出榜那天看到榜上没我的名字我特别地难过。但当时我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我的母亲，因为我不知道该跟她怎么解释我之后要怎么办。我想了想，鼓足勇气拿起电话跟她说：妈，你知道什么是DV吗？
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在传递一个坏消息的时候，避免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提出一个新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即便我考试失利了，我还是说服了我妈给我买了一台DV。
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要买一个这么高档的数码产品还是有压力的。但是我妈当时很痛快就答应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辍学这么多年，然后又省去很多补课的费用，所以其实还是有这个消费空间的。
我的理由是我要拿这个DV回来，去学习如何拍摄短片。然后再好好看专业课，来年再考北电。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其实心里是越来越没底了。因为我真的还不知道前方还有多少未知的东西在等着我，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没有底的指数可能在我妈那要乘以十。
这差不多就是我踏出梦想的第一步了。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就算是入坑了。这一脚真的是扎扎实实地踩到了坑里，一走就是十多年。其实几次求学失败我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每当我回头，都有一双手不计任何代价在后面默默地推着我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母亲。
后来我拍了我的长片，站到了荣誉的讲台上。我妈见证了这一刻，她在台下哭红了眼睛。说真的，再没有任何一刻让我觉得能比这还要更感到幸福的。
回去之后我妈成了她朋友圈里面的教子模范，很多朋友都来跟她请教怎么去教育孩子。我妈也慢慢学会了给人家灌鸡汤，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她老提我退学这个事。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好，中学还是要念完的。
其实在坑里漫长的岁月里，除了我妈在后面默默地支持我，还有一个像心灵导师一样的光辉形象在前面给我指引，他就是李安导演。 因为在家学习了一年之后，我总觉得好像我跟专业院校无缘，所以我选择回到西安，和一些朋友做一些跟影视擦边的工作。但是人越长越大想的也就越多，就越感到迷茫，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些心理的慰藉。
李安导演有一本传记，叫《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章节就是，将近30岁的李安导演还没有机会拍摄自己的长片，然后缩身在自己纽约的家里面做煮夫的日子。可能也正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做饭，在这一点上特别地有共鸣。
同样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状态，我觉得仿佛找到了一个知己一样。其实我从这个书上得到的另一个启发就是，作为一个想做导演的人，你应该更早地去写自己的剧本。因为不太可能有一个现成的剧本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去执导，这个机会必须要靠自己去争取。
但是那个时候要自己糊口了，长大了，所以经常会干一些跟电影无关的工作，自己也很不喜欢，可能有时候就会越走越远。迷茫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再翻一下这本书，里面很多生活状态的描写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觉得或许还可以再坚持一下。然后又重新上路，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大概过了五六年。虽然说没有放弃，但真的越来越成熟了，面对这个梦想就感觉有点有心无力。后来我到了北京去电影学院进修摄影，然后留在了北京。虽然离文化中心近了，但是感觉离目标是更远了，因为扎实地看到了这个行业那么高不可攀的壁垒。
那个时候我只能靠拍一些宣传片糊糊口。随着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就越觉得好像过够了这样的生活了。在我临近3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跟自己好好谈一谈。我要静下来，努力去拼一把。我的计划就是闭关，写完我自己的长篇剧本，然后想办法找钱把它拍出来。
如果这个过程很难，或者结果不好的话，我就彻底放弃。因为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希望给我太太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我已经做好了打算，如果不能拍电影了，我就开个饭馆。
其实李安导演的丈母娘当时也劝过他说，你手艺这么好，不如开个餐馆吧。李安导演当时选择了拒绝。他后来在家写出了两个剧本，在台湾的剧本大赛里面拿到了头奖，并因此得以拍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片《推手》。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就是在家每天给我太太做好饭，然后她带走，我就开始低头写东西。有时候她可能晚上要加班，我去接她，她单位的同事就会拿我调侃说：哟，李安，来接你太太下班啊。所以慢慢地我也就习惯这个称呼了。
当时我们租住在一个40平米的小房子里头，地方不大。我看完了很多书没有书架去摆，就只能打包起来都放在阳台上。但只有李安导演的这一本《十年一觉电影梦》，一直活跃在我的书桌一角，随着时光慢慢地泛黄。
后来我开始自己创作电影了，也经常再会翻开这本书，去看李安导演关于电影的那些执着和严谨，我也用这个态度不断地敲击自己。说来也巧，从我17岁入坑到我完成我第一个剧本的梗概，也差不多是10年。
10年了，梦要醒了。跟我一起醒来的就是我下面要介绍的这一位，他也是我第一部长片的制片人，任江洲。他是我在北京拍宣传片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当时他是甲方，我给他干活。那个项目说好了大概是一个多月的周期，我的劳务是一万块钱。 后来他只给了我八千，直到今天他还欠我两千块钱。但是我也没跟他计较，因为我觉得好像接触下来这小伙子还挺朴实的，可能确实他那个项目公司也没挣钱吧。
他跟我说他也在写剧本，我说那你传给我看一下。我看完之后觉得这不叫剧本，这是小说。他说反正我也没学过，我也不懂，我就是想写。我觉得他应该还挺有表达欲望的。其实我身边不多的朋友里面，他是我最没有想过会一起合作拍电影的。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就在这个柔弱看着朴实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颗想干大事的心。
我们就成为了朋友，经常在一起见面、聚餐、聊天。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河南老家的真实的事，我听了之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它很黑色，然后很有电影感，我们当下又讨论了很多如何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
但是后来兴头一过我就忘了这个事了，我就继续回去写我的剧本了。但是江洲没有闲着，他把工作辞了，开了一间小公司，就是那种老板和员工只有一个人的公司，开始想办法把这个乡村的奇闻轶事策划成电影。
又隔了很久，我的剧本差不多第一稿出来了。我就想约他出来给他讲一讲，让他给我一些建议。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觉得不错，挺有意思。但是他又说其实你这个很复杂，而且成本应该不低，你第一次做，怎么去找这个钱？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故事吗？其实那个应该花的钱不多，而且现在可能有人愿意投，要不你考虑一下，咱们一起把那个拍了。我做制片人，你做导演，你也积累一点经验。
他说的有道理。我知道很多青年导演想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的时候，去找钱是最麻烦的，因为有很多导演甚至要卖车卖房换了钱去拍片。我又回头看看自己，房子是租的，只有一辆自行车还是朋友送的。我觉得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其实对他之前那个故事特别有兴趣，而且他又愿意承担制片人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事就这么定了。所以我们当下就决定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一年的时间筹备。我找了我另外一个编剧朋友，冯元良，两人一起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江洲就在外面继续去找钱，去融资。
其实过程很顺利。我真的当时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这些没经验的人筹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危机正在酝酿。大概2013年的10月我带着我的主创到了河南的外景地，也就是在江洲的老家。我们开始最后的筹备，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按部就班做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们前期筹备的钱差不多花完了，按道理应该在开机之前有一个几十万的款再到账，才够我们开机继续往下拍。但是这笔钱迟迟没有到账，我觉得可能有问题，就找江洲来聊。一聊才发现原来他融资渠道并不是专业的影视资金，而是从身边做生意的朋友那边去一点点凑来的。
很多朋友可能在饭桌上，喝了点酒一时兴起说：没问题，年轻人，我支持你。但是也没签合同，所以后来可能人家反悔了。但当下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那个场地，而且眼看要开机。这时候如果说停止的话，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丢人的事。
那怎么办？我们一边在表面装着若无其事，跟各个主创开会说：你们继续工作，我们按时开机。然后我们一边私下想尽办法去筹钱。当时我给我身边所有可能能借我钱的朋友打遍了电话，但是都没有结果。
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那么多钱，大家通常会觉得你应该是进入传销了。最后江洲给他一个在南方做生意的大哥说明了情况，那个大哥口头上答应我们说愿意帮我们，那当时基本上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我们给自己的最后期限就是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如果钱不到账，那我们就回去。第二天一上午那个钱都没有来，我们心里面觉得可能就要终止了。所以我、江洲，还有我的制片主任，我们三个人开着车，到江洲的家里面去把那些原来准备拍摄的物资运回来。
当时路过我们选好的一个外景地，是一个庙。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可能我们不拍了，不用这个场景了。那个庙一出来对面就是一片原野，上面有个戏台。这个地方可能每个月会有那么几天是集市，会很热闹，但平时就那么荒着。 江洲有一个朋友是做酒的，给了他一些香槟，说你们可以留着开机的时候用。但我觉得可能那些酒我们用不上了，就把它取出来。因为我也不喝酒，看着那天特别阴霾的天气觉得很气愤，我们把酒打开洒在了那个戏台上。
我知道拍电影挺难的，但没想到有这么难。我把那个酒瓶狠狠地砸在了后面那个墙壁上，碎了一地。我们把车开回来停在酒店楼下，当时已经将近12点。那时候江洲的妹妹是我们剧组的财务。快到12点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就给他妹妹打电话说：怎么样了？要不要你再去查一下这个账户？或许短信提醒有延误了。
他妹妹查了，说还是没有钱。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了。我们当时想好，上楼，开会，跟各位主创鞠躬道歉，然后说抱歉，我们出了一个资金的状况，可能要让大家回去了。然后我们三个人打算去剃个光头，回北京，从此再不踏入这个行业。
但是，人间尚有真情在吧。那个时候已经12点10分了，当我们差不多快要推开车门要下车走的时候，江洲的电话响了。他妹妹说，钱到了。但是只有10万块钱，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很多很多。
因为遇到了资金的问题，当时我们就商量钱必须要全部到账我们才开机。因为如果只到了一点，你开机了，拍到一半再停机，那之前所有的钱也都打水漂了。所以我们面临一个抉择，到底怎么办？那真的是很难很难，很不容易走到了今天，真的差这一步了。
眼看就要到了，我们真的不想放弃，所以觉得那就坚持往下走吧，所以我们就照常开机了。开机那天艳阳高照，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美术把这个地方布置了一下，贴了很多横幅。红色的帆飘来飘去，底下挤满了来看热闹的村民。 当时他们让我上台去讲话，我从侧面上台的时候，一眼就瞄到了当时我们砸碎的那些玻璃，心里面还是挺忐忑的。因为我知道还没有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就坚持往下拍，我在现场尽快尽快地往前赶，不要延期，不要延误。江洲一边在外面找钱。
有时候我扫到他来现场，我们看他那张哭丧的脸，就知道完蛋了，可能钱没找来。但是我能做的没什么，我只能专心拍，尽快往前赶。后来就这么5万、10万、5万、10万一点点地凑。
我们最终提前6天的时间完成了拍摄。我拿着这些素材回到家，又默默剪了半年，终于把我们的第一部长片剪出来了，就是《心迷宫》。 《心迷宫》拿出来之后，我把它送到了FIRST青年影展，从此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我们通过这个电影都得到了自己的事业。但是江洲因为我，因为这部电影，得到了更多，他还得到了爱情和家庭。因为现在他不光是我的好朋友了，同时还是我的家人。
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去年，我终于把我之前写的那个剧本拍了，在前段时间制作完成，就是要在今年10月13号上映的《暴裂无声》。
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人我要提。
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和追梦的道路上，都有一个人是不能忽略的。这个人的选择，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付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人就是自己。因为不管是谁的支持和指引，都是还要靠你自己扎扎实实地走出每一步，才能越往前，才能越来越靠近自己的目标。
所以那天晚宴那个导演说了很多肺腑之言之后，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说其实到最后，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
我的演讲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承诺大家的，要说一下减肥这个事。前面说的东西可能有点鸡汤，因为你每天鼓励自己，激励自己，30年过去了，这个人设会慢慢变得有点乏味，有些话就变得没有那么有力量了。所以今天面对自己，我换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时常会给自己很多负面的压力。
比如说减肥这个事。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会说：你肯定坚持不下去，你肯定会中途放弃，你一年之后还会是这个满身赘肉的样子。然后我就转身去运动了。所以这一天一天的变化，就是今天大家看到我的样子。
我觉得其实真正减肥的秘笈是你得逼自己，你得对自己狠一点，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潜力有待开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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