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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斯栗的年戏还在演出，只是早换了戏班，都是高价请外地的人来唱。老年人不怎么去看，宁愿呆在家里看看电视。反倒是年轻人，男男女女的去凑些热闹，但看戏回来基本上不去回顾和评价戏的好坏，甚至演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但他们脸上都荡漾着春天的气息…… 斯栗似乎从来没什么像样的戏班。 记忆里，隐约记得有户黄姓人家，父兄六七人，能文能武，唱功、武艺在当地均属一流。他们却不多唱戏。在二十几年前的一次“打醮”（斯栗一带春节祈求风调雨顺的习俗）上看到过他们的身影，据说他们一唱成名，但从那以后就没了声息，以至于二十多年来斯栗的年戏都是从外地请来的“半掉子”（对技艺不成熟者的称呼）勉强支撑着。 老家斯栗是一个苗、彝、蒙、汉等民族杂居的地方，自古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按当地的习俗，在干旱或水涝等不好的年份，都有人带头“打醮”，以祈求风调雨顺，谷物满仓。 带头者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称做“总会首”，手下有各村组有威信者十几或数十人，这些人称作“会首”，负责筹备、宣传和收“功德钱”（群众集资供“打醮”用的钱）。当会首除了要“多跑多跳”（多劳累的意思），出的钱或物也比普通人家多。打一次醮是不容易的。有时三年一次，有时五年一次。“打醮”要出钱出粮管酒管肉才请得起人。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家能出力就不错了，钱粮是没剩余的。但“打醮”在那时是件大事，马虎不得，人们纵是勒紧裤带也会挺力支持。“打醮”周期也长，少则六七天，多则十天半月，一般正月初五六开始，要十五过后二十才结束。一切花销不可细算。这是一年里最隆重的事，承载着大家对未来、对幸福的祈盼。 “打醮”需要设“文坛”和“武坛”。“文坛”负责念经焚香祈祷，“武坛”开锣唱大戏。“文坛”、“武坛”相隔稍远，以互不影响为佳。此外，“文坛”的先生“打醮”期间只能吃素，要等到“打醮”结束的最后一天才可以大吃一顿酒肉；“武坛”则荤素不论，最好有酒肉，那他们在台上会更卖力，往往会从清晨唱到夜深。现在想想，那时过年的味道，除了父亲唱的《柳荫记》、《八仙图》，除了寨上老祖公的大传书，最有意思的就数看戏了。 黄氏父子的戏我有幸看过一次，也算是我看戏的启蒙。 我童年时并不好动，在此前很喜欢听古代英烈和游侠的故事，迷恋“唐传奇”、“说岳”一类的小说，但小说里的字多半是不认识的，只能按别人讲过的故事去对应小说的内容，也只能粗懂大概。还是天生喜欢打闹的大哥看戏回来提起演什么“征东”、“扫北”，我一听是自己熟悉的故事，才燃起看戏的欲望。 更听说黄氏父子功夫了得，他们从小就在家练沙袋，练气功，能单手举起一百来斤的石锁，能倒着身子爬竹竿绳索，能踢连环腿，能跃丈高的墙，传奇的是黄家小儿子曾空手打跑八个持菜刀的歹徒，黄家老父还会些神法仙术。据说，老黄年轻时在外地与人做法驱邪，在人家堂屋的梁柱之间拉起块红布，然后纵身跃至布上来回疾走如飞；还听说有一次他从外地带回一只猪脚，夜路上遇到一伙歹人，他就把猪脚扔给歹人，第二天清晨有人发现那伙人竟在啃路旁的一截树桩…… 这些神秘的故事怎能不吸引我呢？更何况听说要演“大破天门阵”了！ 我便缠着大哥带我去看戏。 戏台设在原来的公社，离我家约两里路。远远地听到锣鼓的响声，他们大约已经开唱了。快到戏台，听到“太君为国把忠尽，命我挂帅平反臣”的唱词，我知道好戏才刚开始。接下来的唱词也还记得：“一不为官，二不为宦，为的是大宋的江山和黎民，也叫那满朝的文武看一看，谁是那治国保朝的人。”以后唱的再听不清晰，似乎只是演员间的嬉笑逗乐而已。但台下时时掌声雷动，呼哨四起，而此时演员们也最为得意和起劲。 台上灯火通明，把演员的旧布戏服映照得格外鲜艳。说是戏服，不过是些彩布床单缝成的衣物，那时却是十分珍贵和华丽的。所有演员都是男的，我们那里女人是不唱戏的。演穆桂英的男人开始嗲声嗲气，还像女人的声音，时间一久声音涩了就“嗲”不出来，恢复到男人的音色。那扮样水灵，秋波流转，倒是有些迷人的。这种年戏，似乎都不按什么剧本去演，除了开始正规唱几句，后来的多是世俗的表演。比如，那演穆桂英的会将胸部两个馒头大小的东西拿出来让观众看，也有无聊的村民趁机摸一把，引出一阵阵的欢声笑语。 原来我期待的“大破天门阵”不过如此而已。想来黄氏戏班也没什么看头。但接下来一个威武的将军就要出场了。 至今还记得一个孔武有力背插令旗的“将军”拿着木制的贴上锡箔纸的青龙大刀迈上台来，高唱：“将军哎——提刀哎——砍东门哎——”这声音一波三折，高亢激昂，台下顿时静寂下来。有人悄声说演的是关公，有人说是薛仁贵，也有人说是杨令公，还有说是岳飞的，有人神秘兮兮地说这戏叫“斩瘟神”。唱罢纵身一跃，就坐到台中央大桌子中间的太师椅上。那桌子本是两张重叠起来绑住固定的，约两米高，他竟一跃就上去了。 台下瞬时没了声息。只听得“将军”拖长声音大声叫道：“叫三军——” 幕后众人也拖长声音回答：“在——” “给我冲杀——拿下瘟神贼子的首级——” 紧接着锣鼓喧天，“将军”纵身一下，把手中的青龙大刀舞得出神入化，和幕后出来的一伙蓝衣人干起仗来，看得人眼花缭乱。一阵锣鼓后，终于抓住了“瘟神”，就要在台上“开铡”了。那铡刀看起是真的，开铡的时候大人们捂住小孩的嘴巴不许出声。然后台上就像演魔术似的，用块红布遮住铡刀和“瘟神”，将军一声令下：“斩——”红布拉开，“瘟神”不见了，地上一颗鲜血淋淋的头。胆小的都叫了起来，胆大的凑近一看，原来是沾了猪血的木头。这时阵阵鞭炮声震耳欲聋，宣示人们战胜了“瘟神”，祝福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斩瘟神”故事，我多年来从未在书上看到过，也非当地传说，也许是某些故事的“嫁接”，但那时那地，叫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创造性。 演将军的便是黄家老父。 这幕戏也是那年整个斯栗“打醮”的高潮。散戏后，在场的人都可以领回一张印着“清醮平安”和“春耕图”的小画，人们回去会郑重其事地贴在门楣中间。 但那时人们最喜欢的戏却是“二郎神桃山救母”和“按孽龙下水”。只是那年黄氏父子没演过，多年以后看到，却激不起半点兴趣来了。 这些年，斯栗的年戏还在演出，只是早换了戏班，都是高价请外地的人来唱。老年人不怎么去看，宁愿呆在家里看看电视。反倒是年轻人，男男女女的去凑些热闹，但看戏回来基本上不去回顾和评价戏的好坏，甚至演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但他们脸上都荡漾着春天的气息…… 而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戏后，黄家戏班的几个挑大梁的儿子都随“南飞”或“北漂”的洪流涌去，听说有一个儿子已在南方定居，一个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公司，其他几个靠一身本事和胆气也闯出了些名堂，他们过年也驾着“大奔”回乡，带着红粉女郎。黄家老父以后的日子也滋润，去年满85岁才去世的。 只是没有人知道，那年那月，他们在斯栗的戏台上留下的记忆，像一颗种子种进我的心田，在每个年来年去里萌发滋长，翻滚沸腾。 来源/毕节日报 作者/杨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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