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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战争杂志”网站发表题为《国防创新与适应之艰难选择》文章,作者为Rod Korba是位高级咨询师。 文章称,人类对稳定(安全)和变革(转型)的两种需求之间存在天然的冲突。这些需求记录在人类DNA中,由人的本能驱动,反映在行为上。稳定与变革之间的矛盾致使两者产生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挑战人们规范这些极端行为的能力。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进化和适应过程中遭遇的独有困境。在皮质的深度发育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原始人的每层脑质都保留、转换并扩展了大脑的全部属性和功能。在皮层活动或大脑功能的较低或原始层面,人们表现出对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需求,但在皮质功能的最高层次,随着额叶的扩张,人们表现出对理性、远见和创造的需要。因此,人们既是习惯的产物,也是创造力和变革的产物。在造物主的世界中,上述特征催生出“智人”这一新的物种。在人类创造的世界里,这些内在力量的平衡锻造了工具的发明和技术的渐进式发展。想象力滋养了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冲突,激发了人类的聪明才智,使人类社会蓬勃发展。变革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生活本身。 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天然冲突在美国国防部表现得最为深刻。国防部的使命是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战争,保卫国家安全是国防部存在的理由。自然界中的进化与适应是一个极度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创新与适应的发展却在人类的技术世界中以指数级加速。人类从学会利用飞行的力量到登陆月球只花了66年,从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到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只花了50年。摩尔定律预测,随着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每2年提高1倍,微处理的规模和成本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知识将出现爆炸式增长。目前人类的知识平均每13个月翻一番,根据IBM公司的说法,未来“物联网”的构建将使知识翻倍的速度降低到12小时。 更快、更小、更廉价的口号使普通人获得了从前难以想象的技术。目前使用的电脑其成本是20世纪60年代末主机电脑的百万分之一,但速度却提高了1000倍。计算的性价比实现了10亿倍的增长。由纳米技术指数级增长驱动的太阳能发电将在未来20年内满足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适应性和敏捷性对美军在动乱和扩张的世界中保持重要地位至关重要,但维护国家稳定的使命使国防部对必要的适应性变革产生抵触。国防部必须满足稳定和变革这两种需求,并实现这两项目标。这是国防创新与适应无法回避的艰难抉择。 ▲斯特赖克战斗旅士兵在本宁堡军事基地向官员演示空中火力支援系统 军事规则和创造力是相互矛盾的存在,制度和纪律不会产生创新思维。但国防部若希望成为拥有适应能力的系统,就必须了解创新是如何在军事体制中取得成败的,并以此改善国防部的创新记录。有关创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反复表明,具有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机构是能够接受失败、能够容忍意见多样性及反文化思维并积极鼓励分歧的地方。创新可能不是符合常规军事组织规定的行为,也不是组织鼓励作战人员做出的行为。 沉溺于传统的美军对创新和变革有着爱恨交加的态度。虽然军事领导人欢迎直接交战领域的战术创新,但在和平时期,领导层在支持战术或战略创新上表现得犹豫不决,特别是那些远离战争的机构。上一次冲突中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使国防部产生了规避风险、抵制变革的心态,形成了为最后一场战争而不是为下次战争做好准备的思想倾向。国防部的战略、战术、技术和流程是经受考验、切实可用的,已经确定的方法是固定不变的,条例是围绕新的武器系统所确立的。战争与和平的循环周期致使偶发性的创新总是被长期的平庸所打断,因此在战争结束后易使国防部的眼界僵化。如果不继续进步,国防部将成为不愿承担风险的因循守旧者。 但愿景和持续创新才是国防部真正所需要的。美国防部不但要应对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长期恐怖主义战争,同时还要维持应对民族国家偶发战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颠覆性技术加速了武装冲突,引发了国防部对持久创新和适应的需求,因此国防部必须制定管理改革的新办法和新机制。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和威胁网络的便利化表明,美国防部正处于准备应对全球化冲突的示范性变革之中。美国防部必须改变并不断适应这个复杂的、日益动荡的全球新环境。 ▲沉溺于传统的美军对创新和变革有着爱恨交加的态度 认识到这一挑战后,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2014年发起了国防创新计划;其继任阿什顿·卡特则将技术和创新工作列为优先事项。为此卡特展开了若干个未来力量投资;为促进国防合作在硅谷创建了首个国防创新试验小组(DIUx),并继续在波士顿和奥斯汀创建第2个和第3个DIUx,要求在国防部各部门展开更大规模的创新。尽管如此,为了让创新倡议在国防部推行,卡特必须使创新项目在国防部“社会化”。讽刺的是,国防部官员们都善于称赞其部门为高度创新的机构。这种悖论可以通过3个基本因素来解释(或解释一部分): (1)人类本质上是好奇、机智、聪明、执着并善于创新的。只要为国防部服务,自然会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真正的挑战不是找不到好的想法,而是将想法变成现实。 (2)军事机构能以无组织和不连贯的方式进行创新,在这些机构中,高层领导人欢迎一些创意,但无法将其变成在整个机构贯彻的创新潜力。国防部门回避专业知识的行为倾向致使创意自上而下垂直流动,而不是将共同的“问题意识”横向整合,建立更加广泛的潜在员工解决方案。垂直创意流可能会导致某个创意得到采纳,而横向创意流可能会导致组织文化和持续创新流程产生变革。 (3)为了取得成效,同时避免创意垂直流动,创新项目必须利用机构资源在国防组织内部和整体层面上进行。 在全球恐怖主义和技术先进国家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新形势下,在美国“花小钱办大事”的能力受到挑战的经济环境下,国防部必须做好协同一致作战的准备,强调分布式行动和协调控制。创新可在这种环境中蓬勃发展,但需要国防部领导人做出承诺,持久进行这种组织机构的改革。目前,包括作战司令部、国防部业务局在内的十几个国防部门已经开始成立自己的创新办公室。国防部长恰恰应该给与这种支持。 ▲颠覆性技术加速了武装冲突，引发了国防部对持久创新和适应的需求 识别两种创新类型和人员解决问题的两种工作方法是国防部必须深入开展的工作。革命性创新是重大的、颠覆性和变革性的创新,是导致思维重大范式转变的“开箱即用”式思维和启发人员创新天赋共同产生的结果。这种创新是罕见的,通常需要问题解决人员和主题专家成立联合工作组对问题进行深化重组。这些创新类型相对罕见。相比之下,渐进式创新属于持续的、适应性改良。这是一种更具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对增量式产品和流程创新有利。一般来说,渐进式创新是不断累加的小范围创新,可以维持一个机构运转多年。在向横向思维转变的过程中,国防部可以为职员提供机会开展实验,开发新的解决方案,并在日常工作中消化一部分风险。倾听、指导和支持才是管理的核心。 国防部需要重新思考管理创新的制度手段。考虑到美国存在应对民族国家偶发战争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长期恐怖主义战争的双重需求,国防部有必要认识到渐进式创新而非偶发性颠覆式创新的意义。认识到问题解决与创新之间的差异也是至关重要的。解决问题需要收敛思维,创新既侧重收敛思维,也需要发散思维。因此,当来自多个领域的多元专家团队互动时,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来自同一组织、由相似领导人构成的团队产生的方法截然不同。新兴的解决方案空间变得更加广阔,进而大大提高创新出现的概率。跨机构创新合作的成效远大于单一机构。 国防部必须从思维上突破自身,将“稳定”重新定性为可计算的风险而非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采用降低驱动力的战略替代对安全感的天然需求。面对革命性和渐进性的改变,无所作为更加危险。改变点燃智慧,激发人对变革的天然需求。 “艰难的抉择”(dilemma)一词来自古希腊词“dilēmmatos”,指主体站在同样可行的立场上在两个假设或前提之间做出选择。国防创新引发了国防部在稳定(安全)与变革(转变)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但在技术以惊人速度扩散的背景下,国防部要么转变,要么承担被对手反超的风险。国防部必须重新调整两者之间的平衡。实力对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国防创新则是构成实力的决定性要素。 作者：袁政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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