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政治变动最大、局势最乱的时期，政商两界人物，能够历劫不倒、全身而退的，而且还能保持声誉的，大约屈指可数。其难度，超过了五代时长乐老冯道。 张謇张季子当然是其中一位。他出身状元，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当过翰林，当过商部头等顾问官，入民国后，任过农工商总长，同时又成为“现代南通之父”——有传闻说，眉山将改名东坡，江油将改名李白，听上去都甚不靠谱，但如果把南通改名为“张謇市”，理由要充足得多。据地方史料记载，民国时南通人有一段时间打牌，“大王”不叫大王，直接叫“张謇”。 张謇 当我们回头看那些乱世幸运儿时，很难分清楚，他们的幸运，有多少成分来自先天禀赋、后天环境与个人努力，又有多少是盲打误撞的时势造英雄。 比如张謇小时候，读书并不出色，喜欢逃学，被塾师骂成“一千个人，取九百九十九个，那个不取的就是你”！居然后来中了状元，而后来中状元，又是因为当初读书读不好——听着乱是不？要不咋说是乱世人杰呢。 张謇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他父亲种过田，当过小贩，所以才有“冒籍案”，他家好比是革命年代的“黑五类”，子女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不对，没那么严重，梅兰芳才是“黑五类”，倡优役奴，都有厉禁，不许参加科考。咱们熟知的梨园行，子女婚配，不喜欢找“外行”，恐怕有这方面的考虑。张謇家属于“麻五类”，介于红黑之间，当时叫“冷籍”，可以参加考试，但会颇受刁难。 不去说案子本身，只想点明，张謇和他的父亲张彭年，对于日后无法读书做官，是有心理准备的。张謇兄弟幼时，家里有什么耕作、建筑，他们都得参与，这是中国“技不压身”的传统智慧。所以张謇如孔子自称的那样“多能鄙事”，这一点，在乱世，很重要。 张謇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有赏识他的官员邀请他“作幕”。这又是一重选择，好比本科毕业，是先工作还是先考研。考虑到张家的家底，以及张謇并不特别出色的读书成绩，最好当然是两条腿走路，读个在职研究生。张謇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游幕的头两年在江宁发审局，事务轻闲，同时就读于钟山书院。 又过了两年，张謇在南京文化圈，渐渐有了些名声，他收到了淮军大将吴长庆的邀请。一方面，这对于一名二十三岁的秀才来说，堪称殊荣，但另一方面，时局正乱，入幕军中，肯定影响读书。是继续充电，还是先行就职？张謇很犹豫。吴长庆爱才，把他的薪水从每月十两提高到二十两，又答应在自己府第后筑茅庐五间，供张謇公余读书。张謇这才答允下来，毕竟科举是“一命二运三人情”的事，游幕的前程要实在得多，做得好，还能军功保举。 吴长庆 这一步，后来证明，也走对了。大家也许听说过后来翁同龢、潘祖荫疯狂摸索张謇的卷子，先后四次误选他人的故事，还有翁同龢不惜与殿试首席阅卷大臣张之万翻脸，也要把张謇捧成状元的豪举？（不知道的人请去看拙著《野史记》：））为什么这帮朝廷大佬那么看得起这个南通小贩之子？一来他是吴长庆幕府中的红人，提拔他可以联络吴长庆及其旧部，从而制约淮军领袖李鸿章；二来，张謇到过朝鲜，对国际时势、军务民情，都有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发言权。其时朝廷文武对峙，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既有文韬、又怀武略的两栖人才。吴长庆去世后，李鸿章与清流出身的张之洞，都想延揽张謇入幕，其声望可想而知。 翁同龢 这时，张謇却选择了“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乡读书。他可能还是有一种读书正途出身的情结，总觉得当领导秘书的路子不够光鲜。而且，政治局势还不明朗，此时退步反而是向前，李、张幕府之门并不会因为他的拒绝而关闭，大可以学卧龙三顾，自高身价。即使入幕，以秀才身份，还是以进士身份，也大不相同。他在跟朋友的信里说：“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不肯轻出的意思很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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