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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伯诚 20世纪50年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著有《中国学习通史》《蛮触斋诗文集》。 第五天，天未亮就听到窗外下起大雨来。但早饭后，雨又停了。天上飘浮着大块沉重的云朵。北风虽然不大，老年人则披着光板羊皮大衣。昨天在山上看到固原的全貌，今天想走街穿巷，看看窑洞呢。实际参观之后，我感受到一种恢弘的历史情怀和深沉的牛命境界。令我吃惊的是，我在两家窑洞里看到悬挂着唐寅的《山路松声图》，陈继儒的《梅花图》，吴昌硕、陈半丁书写的条幅中堂 !我在一中后边的城墙根下，看到许多无人住的窑洞，门窗全无。当时南关街算是商业街，那里有几家车马店，我在那些宽阔的院里看到骆驼。我围着骆驼看了多时，只是想，千秋功罪，万古豪情，都伴随着清脆的驼铃声，邀风追月，驰骋高原荒漠，从秦汉走到现在，从沙漠走进这车马店。 我有一个下午都在南城门旁看光景。我试图爬到城门楼上去看看，有人对我说不让上，上面有军分区的武装库。我想这城楼曾经驻过披铠持戈的勇卒，旌旗蔽空，鼙鼓动地。我似乎只有在这城门下，才真正感受到人与大自然的伟大相比，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啊!对于这充满生命和历史内涵的固原城来说，现代人的任何语言都是贫乏的。我不能辜负她，也不能亵渎她。我要投入她的怀抱，变成一个“西北硬汉子”。 我在师范有位同级同学叫丁文庆。我一到固原就向行署文教处打听，知道他带着学生到乡下劳动去了。三天后他返校就来招待所看我，约我去师范。傍晚，他到灶上打了一盆热洋芋菜、二斤馒头招待我，这是我到固原吃的第一顿饱饭。 第六天，丁文庆约我到城郊的一位学生家做客。我们出城向东南，沿河走六七里路，到一个有四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进村但见荒径葛途，孤蓬自振，还没有完全摆脱大灾年的阴影。我们去的那位学生家，景况较好，他的太爷已有九十高龄，热情地接待我们：先是油饼、蜂蜜，后是羊肉臊子面，这是我到固原地区一年之内(包括到西吉中学)吃的最高级的饭食。饭后，老者点着烧干牛粪的小炉子，给我们捣罐罐茶，别是一番风味。90年我在杭州西湖畔住过一个月，几乎每天到茶楼吃茶，再也品不出在这家捣罐罐那种清醇了。午后三时告辞，老者送出三里路，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大识字人，是孔圣人派来的，来我们这穷地方受苦，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那上学的小孙子说。”我听了老者的话，泪水盈眶。真想跪下给他磕头呢!我想他老人家哪里知道我是摘帽右派呢?路上我反复默诵《诗经》中的几句诗：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们在固原住了十天之后，便将行李寄存在招待所，由行署文教处从固原师范找了两个西吉的学生为我们带路，徒步从硝口子沿川翻山到西吉偏城，再经白崖的上下堡，经过夏寨水库到西吉县城，整整走了一天，走到西吉县文教科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曾多次到固原，后来调到固原工作，但却没有乍到固原时的那种感受。1988年我由固原回山东，2001年，我重回固原，我的感受又特别强烈，我几乎找不到一点四十年前的踪迹。城墙扒掉了，戏台也无影无痕，到处是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宽阔的柏油路上，轿车往来穿梭，酒楼、歌厅、商店比比皆是，马路上的行人穿着时髦，衣履华贵，西装、超短裙取代了老式皮袄、军便服。人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数码、高科技、摩托罗拉、卡拉OK、WTO这些日新月异的新鲜事，习惯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和繁忙的快节奏的工作。四十年前的固原连同那时的生活方式，似乎都像侏罗纪的恐龙一样遥远而陌生了。 最近，听到固原撤地设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四十年内她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进步。固原改市以后的四十年将是个什么样子?固原的政治家与固原人手里都有一张蓝图。今昔对比，固原的优势是什么?我想是丰富的人文资源。过去，我们只看到宁夏南部山区贫穷的一面，没有看到她富有的一面，没有看到她有那么多丰富的人文资源可以开发和利用。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而固原是这个文化中心的闪光点，固原改市以后，让这个闪光点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吧！ 朗读者 李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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