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人给《新青年》杂志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对包办婚姻的无奈与痛苦。最大的难堪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下,你没的选,也没有人要你选。其实,在那个时代,没得选的项目,还有很多很多。只要你不是当家人,就什么都得听人家的。结婚、择业自不必说了,连吃饭吃什么,干的还是稀的,吃多少,都得别人决定。齐白石晚年,都富得不能再富了,每天做饭的米,还得他老人家亲自掌握,每次都嫌米放多了。这是他早年在湖南农村过苦日子的遗留,改不了的。 至于更大的事儿,一般老百姓,连想都不会想。就算民国了,他们中有些人有了选议员和总统的选择权,他们也避之唯恐不远。有皇帝的日子过久了,这样的选择,对他们太陌生,也太危险。 在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里,家庭、官场、社会,高等级的人决定低等级人的命运,替他们做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都说那时候可以白衣致卿相,但白衣想要通过科举登龙门,前提是家里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书。绝大多数种地的农民,就算有能力送孩子去读书,一般也读不出来,不过识几个字罢了。如果有钱,有书,而且自己又勤奋,那么这条科考之路,也是父兄替他选的。绝大多数底层百姓,不过一辈辈重复前辈的故事罢了,没的选。 只有具有相当地位的官宦之家,子弟才有点自由度。不愿意读书,可以选择做纨绔子。父兄即便觉得你败家,没出息,但也不至于把你打死。一茬又一茬的浪荡子就这样冒出来了,败家固然败家,但活得挺逍遥。只有极个别的人,才能在特殊的情况下,选择另一条路,而且走通了,一样飞黄腾达。比如袁世凯,读书科考不成,居然去从军,尽管被同阶层的人看不起,但这条路硬是让他走通了,他本人,比他的时代所有的科门高第都成功。 不会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择,进而不为选择负责任,当然不是国民性问题,这是后天形成的。野鸭和大雁,在家养之前,都是会飞的,而且飞得很远,几千公里的迁徙。但是,一旦被人豢养,翅膀虽还在,但也就是能扑通几下罢了,飞是绝对不会飞了。动物如此,人也是一样,总也不让人选择,自然就不会选择了,此后的一些作为独立个体的特性,自然也就没了。 但是,跟鸭子和鹅一样,如果没有人养了,被逼无奈,也有可能会重新学会飞翔。人一旦被逼到墙角,没有人依靠了,固然有垮下来的可能,但被逼学会选择的能力,则是生存的必须。碰几次壁之后,兴许就会了。 陷入绝境,是一种莫大的危机,但只要不死,也许就会因此而重生。学会选择,是度过危机的第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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