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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票号初期主要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所作的业务主要是商业汇兑，例如据记载，1853年日升昌河口分号共收汇款181043两，其中商号交汇的占74.3%，官员交汇的仅占2.1%。如果如此发展下去，票号估计也就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了。转折点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引发转折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清政府财政危机。要说清这个事还是要先简要解释一下清朝的财政税收体系。清朝中央集权空前强大，中央政府掌握国家全部财政收入，清朝财政机构设置体现了中央总揽财权的指导思想，中央设户部，户部银库为天下财赋总汇。各省设布政使司，主管地方财政事务，布政使司是户部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不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机构。各地要将税收除按中央制定的金额交各地藩库外，其余全部押送京城户部，这部分税款叫做“京饷”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押送工作由军队负责，民间不得插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政府军队被打垮，税收押运系统瘫痪，南方税收难以通过常规渠道由官方押送到北京，清政府财政濒于崩溃，不得已放弃了严禁各省将京饷交商汇兑的规定，从此以后各地税银大规模通过票号汇兑。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又开展洋务运动，在沿海地区开办大量的工商业实体，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都是靠全国各地税收支持，而依然要通过票号汇兑。这使得票号每年都有巨额的流动资金，对票号的快速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这巨额的财政资金就像一把双刃剑，为票号迎来大发展同时也从此彻底改变了票号的发展方向。 票号合法汇兑官银以后，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业务品种——地方债。清朝地方督抚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按时收齐税款，但是京饷上交却无法拖延，历史上地方督抚为了按时完税向商家借钱交税待税收收齐后返还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在票号产生前，这种借款对双方都存在较大风险，对商家而言官府能不能按期还款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官府不还款还没有救济手段。对官府而言，这种借款交税的方法本身就是违规操作，而且单个商家实力有限要借齐款项也颇费周折。票号汇兑官银以后，官府和票号双方逐渐发现，对方都是在借钱完税这件事上最佳的合作伙伴。从票号方面说，由于官府每年都要把京饷交票号汇兑，票号手里等于有了“保证金”不怕官府借钱不还。而从官府方面来说，票号资金实力很大，很容易借税款，而且票号税款需要票号汇兑，那么汇兑的税款是借的还是收的只要双方不说朝廷也很难查清楚。票号从此做上了“向地方政府融资”的业务，而且发现这个业务是在是非常的赚钱。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借钱给官府、给朝廷逐渐成为票号业务的主体。例如，据资料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粤海关由于难以完成税收任务，而向票号借款交京饷，以后税收仍不见起色只能年复一年向票号借款，1870年以后，每年借款经常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到清朝后期，由于对外巨额赔款造成的财政持续紧张，政府各项开支几乎都靠向票号借款支撑。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巨额赔款需要由地方征收再汇总对外支付，清政府交票号汇兑款项逐年提高，到1900年后每年交票号汇兑的银两高达一千万两以上，最高年份高达两千万两以上。票号掌握大量低成本资金后，大力扩展放贷业务。在此期间票号利润大幅提升，例如，据资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8年利润只有两万四千两，到1908年利润高达74万两，真是“躺着赚钱”。 到这个时候票号和官府就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了，票号的主要业务来源和利润来源都是官府了，因此票号间抢业务也就变成了“潜规则”官员了。官员对此也心知肚明，官员可以将公款无息或低息存入票号，使票号获得无成本资金，而票号对官员个人的贪污所得则给予优厚利息，并严格保密。票号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当权官僚客户，时人对此种现象曾有评论说“博得长官之欢心,青芙自然飞来”否则“交游不广，官路不通，而利微矣”。 就像昙花一现的所谓“同光中兴”一样，票号这种畸形繁荣也是难以持久的。另一个转折点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为了进一步推进大清金融近代化，1905年和1907年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清政府官办银行先后成立。户部有了“亲儿子”，票号就要靠边站了。户部银行成立后，清政府规定，各省应上交户部款项，一律交户部银行兑交京师。官办银行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后盾，逐步抢占了票号各项业务：原先由票号交兑的京饷改由银行交兑，断绝了票号的“存款来源”，原先由票号借款垫付的税款和赔款，改向银行借款。同时，银行给出比票号更高的存款利息，票号自己叹息他们的存款“至多不过四厘息”银行则可到“五六厘”，工商业汇款和借款也由票号转向银行，到这个时候票号的命运已经注定，剩下的只是苦苦挣扎。 和清政府捆绑在一起的票号，给它最后一击的就是清政府的垮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大动荡，存款人纷纷挤兑，而动荡中票号根本无法从借款人处收回借款，又没有政府信用支持，导致票号最终纷纷破产，从此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只在山西老家留下一个个空院落，宛若恐龙灭绝后留下的化石。 票号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遇到社会剧烈转型而突然兴盛，又在社会进一步剧烈转型中消亡。票号从实体经济需求中诞生，而由于搭上了清政府财政这条船走向兴盛，又无情的被清政府抛弃而走向消亡。一个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金融机构，抛弃市场奔向权力，其命运就成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也许就是票号带给为我们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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