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整病卒时间及原因探讨 ——宋元之际降将研究之一
翟禹
[摘 要]宋元之际出现了众多叛宋降元的将领，蜀中名将刘整是其中一员。关于其病卒时间文献记载有歧异，经过考证认为应卒于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某日。刘整在元朝灭宋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降将身份，始终不被元朝统治者所信任，且与蒙古将领矛盾重重，终在听闻伯颜率军占领鄂州、取得灭宋关键胜利的消息后，因愤惋未能立功而病卒，对于刘整个案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宋元之际降将的境遇问题。 [关键词]刘整；降将；宋元战争；蒙古 [作者简介]翟禹，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大变动时期，蒙元帝国发兵大举南下灭宋，并将迎来一个空前的大一统时代。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作为最后一个即将被蒙古军队征服的南宋政权，有大批南宋士人和将领投附元朝，蜀中名将刘整即为其中一员。刘整原为南宋四川泸州守将，中统二年（1261）六月以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投降蒙古，此事震动了南宋朝野，对于宋蒙在四川地区的战争局势影响巨大。刘整归附以后屡立战功，积极主张讨伐南宋。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刘整入朝觐见忽必烈，向其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然而却遭到廷臣阻止。刘整又上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1]（卷161P.3786），或许是其激烈的言辞打动了忽必烈，忽必烈决议南征襄阳。至元五年（1268），刘整与阿朮率军围攻襄阳。攻克襄樊之后，刘整被任命为淮西行枢密院事，后在至元十二年（1275）奉命攻打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闻听伯颜大军渡江，占领鄂州，刘整“愤惋而卒”。宋元之际，元朝在灭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由宋入元的降将，刘整是其中的佼佼者，入元以后在川蜀、襄樊和淮西等战场上都曾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但学界对其关注不够，目前尚未见专门文章讨论。[①] 一、病卒时间记载歧异及考证 关于刘整病卒时间，几部主要的文献记载存在歧异，现罗列如下： 《通鉴续编》卷二十四载：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大元中书左丞刘整死于无为军”，后小字部分载：“整受伯颜命帅骑兵攻无为军，久而不克，闻吕文焕舟师东下，所至迎降，耻首谋而功不逮，失声曰：‘首帅诳我，使我功后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发愤死于无为城下，正月癸酉也。”[2]（卷24）至元十二年正月癸酉（初一），即公元1275年1月29日。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载：至元“十二年春正月戊寅，刘整卒。”[1]（卷8《世祖本纪五》P.159）《蒙兀儿史记》所载时间与《元史》相同：“一夕愤惋而卒……时十二年正月戊寅”，且后附屠寄按语：“上距鄂州之下凡十有五日”。[3]（卷82《刘整传》，P.539）“戊寅”为正月初六，即公元1275年2月3日，元军占领鄂州事在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己未（十七日）[1]（卷8《世祖本纪五》P.158），与刘整病卒时间相差18天，大体一致。李天鸣《宋元战史》采用的是这一时间。[4]（P.1181）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少帝》载：“徳祐元年（按，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刘整死。初，整与文焕分兵南渡。及是，整无功，发愤死于无为军城下。”[5]（卷五《少帝》P.378）王瑞来先生认为，《宋季三朝政要》与《钱塘遗事》卷七《刘整死》所出同源。后者载此事曰：“正月初七日，刘整死。初，整与文焕分兵南渡。及是，整无功，发愤得疾，死于无为军城下。”王瑞来注意到与《元史·世祖本纪》的歧异，《宋季三朝政要》未载具体日期，而《钱塘遗事》记载“正月初七日”，为己卯日，较《元史·世祖本纪》戊寅日晚一天。[5]（卷5《少帝》P.378）；[6]（卷7《刘整死》P.141-142） 《平宋录》卷上：至元十二年“二月丙午，大兵至安庆。丁未，丞相令行枢密院军马过江相合，行院官刘整卒。”[7]（卷上）此处所载病卒时间为至元十二年二月丁未日（初六），即公元1275年3月4日。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采纳了这一时间，但未言明具体是二月的哪一天。从此书的行文内容可以看出，采用的是《平宋录》至元十二年二月史事写成，后面所引刘整去世的经过为《元史·刘整传》的记载。[8]（P.367）可见，此书并没有注意到《元史·世祖本纪》、《蒙兀儿史记》等其他文献所载内容。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载：至元“十二年正月，诏整别将兵出淮南，整锐欲渡江，首将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颜入鄂，捷至，整失声曰：‘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愤惋而卒，年六十三。赠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右丞，谥武敏。”[1]（卷161《刘整传》P.3788）可见本传只记载了刘整病卒于至元十二年正月，但未载明哪一天。 综上，刘整病卒时间有四种说法，即至元十二年正月癸酉（《通鉴续编》）、正月戊申（《元史世祖纪》）、正月己卯（《宋季三朝政要》）和二月丁未（《平宋录》），那么哪一说为准呢？ 首先，综合各类文献可知，刘整病卒之时有两点可以确定：（1）刘整死于攻打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中途，病卒时无为军尚未攻陷；（2）刘整的直接死因各文献记载比较一致，即由于伯颜大军占领鄂州，消息传来致其“愤惋而卒”。 其次，至元十一年正月，元廷君臣商议征宋之事。九月十三日，伯颜与阿朮率中路军攻宋，正式开始了最后的灭宋战争。经过几场战役，元军成功渡江，并于十二月十八日进入鄂州。[1]（卷8《世祖本纪五》P.158）这一消息如果迟至至元十二年二月才传到刘整处，时刘整正在攻打无为军，算起来消息传递了大概将近50天，据现代距离测量从鄂州（今湖北鄂城市地区）到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县）最多不过五百公里，中间间隔时间有些过于漫长，在当时战争激烈的时期，各处均建有驿站以传递军情，像如此之长的传递消息时间是非常不合理的。 第三，《元史·阿塔海传》载：“至元九年（1272年），命（阿塔海）驰驿督诸军攻襄阳。襄阳下，第功授镇国上将军、淮西行枢密院副使。筑正阳东西城。五月霖雨，宋将夏贵乘淮水溢，来争正阳。阿塔海率众御之，贵走，追至安丰城下而还。拜中书右丞、行枢密院事。渡江，与丞相伯颜军合。”[1]（卷129《阿塔海传》P.3149）其中有关“渡江，与丞相伯颜军合”之事，在《平宋录》是这样记载的：“二月丙午，大兵至安庆。丁未，丞相行令枢密院军马过江相合，行院管刘整卒。”此事在至元十二年二月。此外，《世祖本纪五》载：至元十二年三月壬申朔，“行中书省分遣淮西行枢密院阿塔海驻京口。”[1]（卷八《世祖本纪五》P.163）由此可知，攻占襄阳以后阿塔海因功擢升为淮西行枢密院副使，与刘整同为行淮西枢密院事，此事在《蒙兀儿史记·刘整传》中记载：“整与阿塔海、塔出、董文炳等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于正阳。”由于阿里海牙与刘整不和，因此不得不分置二行枢密院，这才设立了荆湖、淮西二行院。[②]受命之初，阿塔海为行院副使，至元十二年二月与伯颜“过江相合”之时，已成为“行枢密院事”，那么他很可能接替了刚刚去世的刘整而独揽了淮西行院大权。《平宋录》中那句“过江相合，行院管刘整卒”应当可以理解为，伯颜要求淮西行枢密院官率军渡江与其相合，而刘整已于此前病卒，因此与伯颜相合之人是阿塔海。 综上，刘整应卒于至元十二年正月的某一天，大部分文献记载为戊申（初六），也有癸酉（初一）、己卯（初七）两说法，因这几种说法之间最多相差仅六天，因此如要具体确定为哪一天，尚需更加详细的史料佐证。 二、刘整“愤惋而卒”原因探讨 文献记载刘整病卒表现基本一致，前已述及。那么，他为何会有如此表现呢？一个攻占鄂州的消息竟致其死地，初看似匪夷所思。但通过考察刘整的身世及其在仕元时期的境遇，或许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刘整在仕宋期间，就屡遭他人排挤。由于刘整原本为北方人，曾捍御西边有功，南方诸将多为其部属，这招致了吕文德的猜忌，于是“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构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将见杀，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1]（卷161《刘整传》P.3786），正是如此才致使他最终再次做了降将，叛宋仕元。 在攻打襄阳的漫长过程中，刘整屡立战功，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战略战术上献计献策。由于作为南宋降将，刘整曾长期镇守四川抗蒙前线重地，比较熟悉南宋的布防。至元四年十一月刘整入朝，上言忽必烈请求先攻襄阳，并说：“襄阳吾故物，由弃弗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复此，浮汉入江，则宋可平。”[③]可见他对于当时宋元对峙的形势和先取襄阳、后由汉口渡江的灭宋规划早已成竹在胸。在围攻襄阳长达五年之久未果的情况下，刘整提出先攻樊城，并设计了具体的攻占策略，最终一举成功，并招降了吕文焕。二是在历次战役中身先士卒。至元九年，在攻打襄阳期间，刘整曾在襄阳城下招降吕文焕时中弩箭。早在降元之前，刘整就在宋金作战中表现勇猛，人称“赛存孝”。降元以后，南宋军听闻赛存孝之名，往往望风而逃。 刘整在降元以后，一心仕元，建功心切，这与他身为降将、急于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有莫大关系。早在刘整降元的第二年（中统三年，1262），刘整被授以“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继续负责镇守四川地区，他表现的兢兢业业，以所受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但却遭致同僚的嫉妒，甚至要对他施以陷害。[1]（卷161《刘整传》P.3786）；[3]（卷82《刘整传》P.538）《蒙兀儿史记》载，欲陷害刘整之人是纽璘：“蒙兀都元帅纽璘以整新附，一旦骤与同列恩宠且出己上，害其功，谋陷之。”[3]（卷82《刘整传》P.538）这使得他非常惊惧，遂“请分帅潼川”，只管辖一路，以求自保。但刘整在纽璘面前也并非一味的被动，至元四年，纽璘曾“为刘整所谮，征至上都，验问无状，诏释之。”[1]（卷129《纽璘传》P.3145）纽璘出身高贵，其父祖曾追随成吉思汗、太宗等东征西讨，为大汗宿卫出身，地位显赫，以刘整的身份自然是难以与其抗衡的，而且还会招致蒙古统治者的不信任。 至元九年（1272），宋元军队于襄阳对峙已长达四年之久，南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使出了一条计策：“以金印牙符，授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为书，使永宁僧持送整所，期以间整。”[1]（卷161《刘整传》P.3787）结果此事被永宁官员发现，告知于元廷，刘整入朝向张易、姚枢解释原委，最终使得李庭芝此计没有得逞。第二年（至元十年，1273）正月，刘整献计先破樊城，后取襄阳，一举成功，或许也有将功补“过”之嫌。南宋的计策虽然没有奏效，但此事很可能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警惕，一个南宋降将具有如此卓著的功劳，又非常熟悉宋元双方的军事情况，这实不能不加以防范。元军占领襄阳以后，刘整入朝提出进军临安的方略。至元十二年正月，刘整率兵出淮南，“锐欲渡江，首将止之，不果行。”[1]（卷161《刘整传》P.3788）《元史》中将首将略去，但《蒙兀儿史记》中载首帅为阿塔海[④]，这一点在上文考证刘整病卒时间时已提及。正当此时，却传来伯颜大军成功渡江并占领鄂州的消息，刘整失声曰：“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刘整立功心切，而且推测他最终的理想目标就是希望亲自率军渡江东进，横扫江淮南部，最终攻进临安，但最终还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不信任，导致无法成就功名。 刘整在仕元生涯中，始终没法摆脱与他人的矛盾。刘整在征南宋大军中，与阿里海牙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自至元五年忽必烈决定南征襄樊地区开始，刘整就与阿里海牙共掌军兵，共事长达五年左右，两人应是在此期间产生的矛盾。至元十年（1273）正月，元军攻破樊城，刘整随后便立即向襄阳进发，意欲迅速破城、执吕文焕，以达到“同列参政阿里海牙不可。”[3]（卷82《刘整传》P.539）可见，刘整不遗余力的进攻襄樊、剿灭南宋，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也是为与其素来不和的阿里海牙争权夺势，其内心是非常急迫的。前已述及，正是由于两人存在矛盾，元廷才不得不分置二行枢密院，以分离两者，缓解矛盾。 从一些片言只语中，可以窥见元朝统治者对刘整是不太信任的。在刘整入元以后的军旅生涯中，始终受制于蒙古统帅。尽管其在入仕元朝的汉人当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仍免不了处于被监控的对象。刘整在金宋交恶时入宋，其时已近金朝末期，具体时间暂未知。刘整卒于至元十二年，享年六十三岁，向上推算刘整约生于1213年。金朝亡于1234年，在金亡之前刘整早已入宋，那么据此可以推算，在刘整的一生中，以“降将”的身份生活了至少四十年以上，在这期间多次遭受他人嫉妒、陷害，甚至有被杀的危险，可以想见他的心理状态是何等的谨小慎微，对于建功立业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但在最后争夺灭宋首功上，又遭阻止而功亏一篑。无奈之下他只得遵照旨意出淮南进攻无为军，但偏偏又“久而不克”，加之此时更闻听吕文焕“舟师东下，所至迎降”[2]（卷24），他认为自己是“耻首谋而功不逮”，意即这个最后进攻南宋剩余国土的谋划是他提出来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又没有自己的功劳，残酷的现实终于击垮了他最后的信心，于是终乃“愤惋而卒”。 三、元朝社会对以刘整为代表的降将的看法 姚燧在为阿里海牙所作《神道碑》中提到了刘整并大发感慨，对其作了如下评价：“燧尝读望诸君书，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未尝不兴慨叹于武敏，开用兵端，视南国为奇货，思图形丹青，垂誉竹帛，于今与后者，如取诸怀。及襄阳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己。大师南伐，复分兵淮东，渡江捷闻，一失声而死。岂先福始祸者，诚如道家所忌耶！”[9]（卷2《楚国武定公》，P.36） 姚燧之所以引“刘武敏公碑”[⑤]文字的目的在于将刘整与阿里海牙进行对比，在后文他便讲到了阿里海牙诸多成功之处：“而公鼓其孤军，留戍所余，不能倍万，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尽海表，图地籍民，半宋疆理。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广西二十有一，广东、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余洞夷山獠，荷毡被毳，大主小酋，棊错辐裂，连数千里，受縻听令者，犹不与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张雷霆之余威，以会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9]（卷2《楚国武定公》，P.36）可知，对这两位在平宋战争中功绩卓著的将领的评价差异之大，据此可见一斑。 从《元史》中我们知道，刘整与阿里海牙素来不和，占领襄樊之后，更是因为两人关系交恶，朝廷为化解矛盾而不得不分置二行枢密院。但是，姚燧在为阿里海牙撰《神道碑》之时，仍不忘将刘整“愤惋以死”之事作为颂扬阿里海牙功绩的反面教材。姚燧生于太宗十年（1238），卒于皇庆二年（1313），大体为与阿里海牙、刘整同一时代之人。他的这种抑刘整、扬阿里海牙的做法或许能够大体上反映当时元朝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于刘整等降将之流看得很低。当然，因为阿里海牙为色目人，“畏吾氏……从受北庭书，又荐其忠谨，得宿卫潜藩”[9]（卷2《楚国武定公》引“牧庵姚公神道碑”,P.31）；[1]（卷128《阿里海牙传》P.3124），可见其出身非同一般，且曾作为忽必烈濳邸时期宿卫，自然受到重用。 不独姚燧存有如此观念，《南村辍耕録》亦详细载有廉希宪薄待冷落刘整之事：“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国初，拜平章政事。秉政日，中书右丞刘武敏公整以初附，为都元帅，骑从甚都，诣门求见。王之兄弟凡十人，后皆至一品，内王弟昭文馆大学士光禄大夫蓟国公希贡，犹布衣，为通报。王方读书，略不答。蓟公出，整复凂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据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侧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谓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及出，愧赧无人色。倾之，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缕，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出酒馔，执礼甚恭，且录其居止。诸儒但言困苦，乞归。王明日遂言于世皇，皆遂其请。是夜，诸兄弟问曰：‘今日刘元帅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穷秀才，礼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无疑。’王曰：‘我是国家大臣，言动嚬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王之作兴斯文若此，是大有功于名教者也。”[10]（卷7《待士》,P.87） 此条史料所记之事是否可信，尚待考证，但《辍耕录》作者陶宗仪辑录这类材料，名之曰“待士”，或可反映当时元朝官宦士人们对待由宋入元的诸多降将的一种普遍观念，而这种做法与姚燧将刘整之事作为反面“教材”来颂扬阿里海牙等人，其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小结 综上，刘整病卒时间为至元十二年正月某日。因刘整的叛宋入元的降将身份，导致其始终不被蒙元统治者信任。刘整凭借杰出的军事才能取得了辉煌的战功，但始终与蒙古将领矛盾重重、受其掣肘，最终导致功未成而身先死。作为由宋入元的降将，对刘整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详细展开对刘整事迹的详细考述，有关其人及家族史事，将另行撰文探讨。宋元之际为数众多的叛宋仕元之人（“贰臣”）究竟如何去认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明]陈桱.通鉴续编[M].元至正二十一年刻本. [3]屠寄.蒙兀儿史记[M].《元史二种》影印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李天鸣.宋元战史[M].台湾: 食货出版社. 1988. [5][元]佚名.宋季三朝政要[M].王瑞来笺证本.北京: 中华书局.2010. [6][元]刘一清.钱塘遗事[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元]刘敏中.平宋录[M].元钞本. [8]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9]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M].姚景安点校本.北京: 中华书局.1996. [1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 中华书局.1959. [①]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李天鸣《宋元战史》（台湾食货出版社1988年）、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等几部著作在部分章节中提到了刘整及其事迹，但因均系通论性著作，未能针对细节展开。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一文对刘整之子刘垓神道碑进行了介绍和考证，其中涉及了刘整，但并未深究。按，关于刘整及子刘垓事迹，将另行撰文探讨。 [②]《元史》卷八《世组纪》，第150页：至元十年（1273年）“六月辛卯，以刘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军为二各统之。”此事亦见于《蒙兀儿史记》卷八十二《刘整传》，第539页：“四月，朝议罢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改置行枢密院二，以整与阿里海牙不相能，故分汉军为二，各统其一。命阿里海牙与伯颜、史天泽、阿朮、忙兀台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整与阿塔海、塔出、董文炳等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于正阳。”按，两书所载时间不同，《元史》载为“六月”，《蒙兀儿史记》载为“四月”，未知孰是。 [③]《蒙兀儿史记》卷82《刘整传》，第538页：“襄阳吾故物，往者弃而弗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 按，这句话不见于《元史》。载刘整献策时间与《元史》同，均为至元四年（1267），《国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楚国武定公》收录姚遂撰“神道碑”载，刘整上书为策时间是至元五年（1268）。姚遂《牧庵集》卷21《少中大夫静江路总管王公神道碑》载：“至元五年（1268），故左揆刘武敏公开用兵端于襄阳，诏集天下兵，临之制，宠武敏汉军都元帅，专将其军。”刘整于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入朝，至元五年（1268）七月被授予镇国上将军、都元帅，九月率军围襄阳。因此，不同文献所记时间稍有差异，当为理解不同。 [④]《蒙兀儿史记》卷82《刘整传》：“七月，乃改淮西行中书省，仍为行枢密院。诏整依前行院事，而阿塔海为长。有诏命整别将一军出淮南。整锐欲渡江曰：‘大军自襄樊东下，宋人悉力西拒，东方虚弱，径造临安，可一鼓而捷也。阿塔海不可，曰：‘吾受诏缀东兵，使无西耳，渡江非所闻也。’整不得已帅骑兵出淮南，正攻无为军，闻渡江捷至，不觉失声曰；‘阿塔海误我，（旧传称阿塔海，首帅隐之也。）顾使我功后于人，昔人言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愤惋而卒。”《新元史·刘整传》所载与此大体一致，但也与《元史》刘整传一样，未提首帅之名。 [⑤]所谓“刘武敏公碑”不知何据，所引文字与其他文献记载大体一致：“始上书策宋必平，时庭臣哗然异之，以为虚国病民，未见收其成功可岁月计者，不谋一喙。而天聪独沃然，曰惟汝予同。为大兴兵如所策，围襄阳，而宋宿援师十万于郢，讫不可前。乃遣间怀伪燕郡王昌化军节度使告身、金印、牙符，声致之公，以幸吾元假手以甘心也。公奔走，待罪阙下。诏磔死间，俾中书移书让其谋国臣曰：‘汝礼义邦，乃今出盗贼计，诬我大臣。’大赉加公，还之于军。襄阳既下，诏丞相伯颜，将数十万众，浮汉济江，俾公别将数万众，游击淮南。公锐欲济江，为首帅者累，不可，曰：‘吾受诏特缀敌兵，使无西耳，济江非所闻也。’及丞相入鄂，捷至，公失声曰：‘首帅束手，我乃顾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愤惋以死。”（[元]苏天爵辑撰《国朝名臣事略》卷二《楚国武定公》，姚景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页）周清澍《<元朝名臣事略>史源探讨》说：“<牧庵集>没有这篇<刘武敏公碑>，<全元文>未收，也不见于<金石志>等书。”（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注：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