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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是俗话，说出了真理，很符合儒理。“有”字下得精准。就现世而言，从概率而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常态，“有”不是“必”，不是绝对的，意味着有非常态，有例外。关此，荀子说的颇为透彻。他说：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荣辱》）
这段话大意是说，光荣耻辱的主要区别、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是：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利益的就会得到光荣，先考虑利益而后考虑道义的就会受到耻辱；光荣者常常通达，耻辱者常常穷困；通达者常统治人，穷困者常被人统治，这就是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有才能而谨慎者常常安全得利，放荡凶悍者常常危险受害；安全得利者常常快乐舒坦，危险受害者常常忧愁有危机；快乐舒坦者常常长寿，忧愁有危机者常常夭折，这就是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
荀子分析了荣辱的根本区别和安危利害的基本状态，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供了儒式的说明。《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意谓善则降之以福，淫则降之以祸。福善祸淫，天之常道，这是儒家经典思想。
后面荀子又指出：“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同上》）奉行仁义道德，是能常常得到安全的办法，然而不一定就不发生危险；污秽卑鄙强取豪夺，是会常常遭受危险的办法，但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这就是非常态，特殊情况。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
二 《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家”原指家族，但家庭、国家也是如此。《易经》接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子弑其父是家庭积不善所致，臣弑其君是国家积不善所致。
例如，盗贼之家纵然富贵一时，终究“无后”：一无后劲，持而不坚，坚而不久；二无后福，无道之至，亲戚畔之；三无后嗣，盗贼之家，不过三代。这是历史规律和盗贼的宿命，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若有例外，必是其人其家做了大善事，有了大阴骘，或者已经改邪归正，致力立功立德。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俑葬虽然不害人命，但开启了活人殉葬之门，后患很大，所以很容易断子绝孙。
又如，历朝寿命长短，与其道德化和文明化程度成正比。儒朝寿命多长，夏商周汉唐宋明清都长，元朝略短，但后续极久，后福绵绵。唯有隋朝，虽以儒立国并开制科举，强盛一时，然不到40年就崩溃了。盖隋文帝篡位时杀戮极酷，且晚年昏庸胡为；炀帝弑父继位，凶狠残暴，隋朝整体品质甚低。这就是国家层面的善恶报应。
把“家”字换成“人”字，《易经》这句话同样成立。恶人即使位高金多，也没有未来，没有后福，没有希望，如果贫穷，更加不堪。盖恶人的穷，特别苦特别贱特别困难特别令人绝望。所以恶人一旦求富不得，或者从富返贫，就会毫无生趣，或病杀，或自杀。恶人是积不善之人，故必有余殃。
君子之穷则异于恶人及世俗小人，一则穷而不苦，依仁游艺，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乐在其中；二则穷而不贱，志道据德，自爱自尊，德高望重，受人尊重；三则穷而不困，纵然逢凶遇难，不难化吉呈祥；四则后福绵绵，或文化千秋，死而不亡；或德泽后世，子孙昌盛。君子是积善之人，故必有余庆。
《易经》关于善恶报应的言论很多，信手从《系辞》摘要如下：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以上讲的都是善有善报。《系辞上》开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那一段，更是善和善报之大者。易知易从是大德大善，有亲有功，可久可大，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还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和善报吗？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以上讲的是恶有恶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就是说，积善可以成名，积恶可以灭身。可见为善为恶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为善积善，会让命运好起来，为恶积恶，一旦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就难免连本带利地付出惨重的代价。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孔子家语》）逆天地是天道忤逆，违反天理良知及自然规律；诬文武是王道忤逆，诬蔑圣王；逆人伦是人道忤逆，悖逆五伦，其中又以违反孝道为罪之大者。孔子这里讲的就是因果律。手杀人者罪及其身，这个罪应由法治，其它罪恶则非刑法所能及，罪及二世至五世，就是恶报的延续。
有什么样的因，造什么样的业，就会结什么样的果。个人有个人的因果，社会有社会的因果。个人的命运由个人自造，社会的命运由全体共造。《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共业之报。王道政治是社会善业所招，极权暴政是社会恶业所招。
愚昧是通往罪恶的捷径，罪恶是滋养苦难的热土。一个社会苦难深重，也必然是高度愚昧、罪孽深重的。一个反孔反儒的社会，一个正理不彰、正人罕见、邪说泛滥、暴行不断的社会，要想建设良制良法，那是千难万难。暴政则是对这种社会理所当然的报应。
从利益上讲，儒家为善不是为了善报。然复须知，利者义之和，义利不二，道义也是一种利益，利民利世也利己。就道义而论，儒家为善就是为了善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为己就是为了成就自己，成就良知光明。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功，不也是人生最大的利益吗？这可不仅仅是精神奖赏而已。
三 有儒友对善恶报应论提出批评，认为不符儒理。他说：
“事实上，正是因为儒家根本不相信善恶报应，才主张积极进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去营建一个“善有善报”的理想社会。此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试想，如果预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儒家还去追求什么公平正义，一切不都是庸人自扰吗？”
殊不知，积极进取，追求公平正义，致力修齐治平，就是大善；只要不断努力，就可以“营建一个善有善报的理想社会”，这就是社会层面的善有善报。儒家心胸眼界非常宽广。报在自身，报在子孙，报在家庭，报在国家，报在天下后世，都是报，都大好，都值得追求。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俗话也不无道理。对于可怜之人，儒家不放弃手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予以物质帮助和权益维护，但更强调道援，追求良制良法，开展文化启蒙。让蛮人文明化，让小人君子化，让可怜可恨之人变得可敬可爱起来，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和拯救，也是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善。
顾炎武承认善恶报应为圣人说，同时指出儒家的报应佛道有所不同。他说：
“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日知录“惠迪吉从逆凶”条》）
关于善恶关系，除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另外三种：一是善必善报，恶必恶报。这又太绝对化了。若非佛教三世论，就难以说通。儒家不论前身后世，只关注现世，所以不完全认可；二是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三是是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就表层、局部、暂时而言，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得到大量事例的支持，然而皆非究竟之论。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为中正。
或将善恶报应论等同于宿命论。恰相反，善恶有报应，意味着命运可以因善恶而改变，为善则改良，有善果；为恶则恶化，有恶果。未古人云：“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来和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上。201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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