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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主办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将于10月30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开幕。 本次馆藏文献集中展示张元济先生译书、印书、藏书、著书以及社会交往五个方面的第一手文献。 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将与来自本市、外省市的专家学者一起参加开幕式。 展览时间： 10月30日13:30至11月8日15:00 展览地点： 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 淮海中路1555号（高安路口） 展 出 背 景 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清廷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在京任职期间，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组织健社，关注时政，支持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经李鸿章推荐，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任总校兼代办院事三年，之后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进入该馆投身出版事业中。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译长（后改称编译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等职，主持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工具书、古籍、期刊和翻译引进了众多外国学术与文学名著、科学读物等，创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机构。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兼收并蓄，积极传播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大家第一人。此外，张元济先生还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我国文化事业和国民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元济先生与上海图书馆有着深厚的渊源，上海图书馆前身之一的合众图书馆即为张元济先生等人所创办。张元济先生在合众图书馆的运作过程中，运筹帷幄，与叶景葵、顾廷龙等在艰难的环境下多方征集文献，成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专门国学图书馆。为支持馆藏文献建设，张元济先生向合众图书馆提供了大量的个人藏品。这批珍贵的藏书经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1958年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今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的馆藏特色基础。因此，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彪炳史册的重要地位，为上海图书馆的历史前辈。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张元济文献（以下简称“张氏文献”），除来源于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旧藏外，还有建国后张元济先生及其后人的捐赠，以及本馆尺牍、近代名人档案、文化名人手稿等专藏文献中。据1946年合众图书馆编印《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著录，张元济先生所捐涉园藏书共有935部，3793册，其中张氏先人著述和海盐乡邦遗著尤具特色，不乏珍稀版本。张元济先生的多部手稿也在上海图书馆珍藏至今，如1912年至1926年的《张元济日记》，《涵芬楼烬余书录》修改稿本，1938年至1941年间张元济为整理出版脉望馆钞校元明杂剧的通信《校订孤本元明杂剧往来信札》等。在馆藏盛宣怀档案中，经过多年的整理编目后，从中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中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先生生平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在本馆名人尺牍专藏中，散见有多封张元济的书信原件，特别是2017年3月开启了封存多年的馆藏，上千封张元济往来信札重见天日，为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此外，张元济先生还陆续捐赠了参加社会政务活动的文献，如在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等。本展览从中精选了107件文献，其中多为首次公开展示。 为配合本次展览，上海图书馆从2016年起策划馆藏“张氏文献”的整理出版，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及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先生九十岁生日纪念册》线装三册、《涵芬楼烬余书录》线装十册、《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线装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涉园图咏》长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古籍题跋真迹》图录、《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十卷将在展览期间首发，此外大型古籍丛书《涉园藏古籍稿钞本》、《槜李文系》也即将问世，充分发挥了馆藏“张氏文献”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 “张元济与中华古籍保护学术研讨会”将在上图举行。  部分展品介绍 1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 二百五十卷，清抄本    ” 《三朝北盟会编》是宋代史学名著，采用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 此本经清江声、吴城、朱文藻、彭元瑞等名家批校，并有清吴城、朱文藻、彭元瑞及张元济等名家题跋，又过录傅增湘跋。在诸多批校题跋的名家中，必须一提的是彭元瑞。彭元瑞（1731—1803），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勤。纪昀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彭元瑞是十个副总裁之一。与蒋士铨合称“江右两名士”。从彭元瑞跋中可知，此本原为杭州瓶花斋吴氏旧藏，后为彭元瑞所得，即用为《四库》底本。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四库全书》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但是秉承旨意的编纂者对众多经典肆意篡改，又对原著造成损害。以此四库底本《三朝北盟会编》与《四库全书》本《三朝北盟会编》相对照，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到《四库全书》本的篡改之处。对此张元济在跋中说：“惜原书被《四库》馆臣窜易，凡稍涉指斥金人词句，几无一字留遗。前人言《四库》书多不可信，得此可以证明。” 2 《涉园图咏手卷》 (清)张柯辑，张元济续辑    ” 涉园是海盐张氏的藏书之处，也是张氏私家园林，并且曾是海盐一邑的游览名胜。 明朝万历年间，张元济十世祖张奇龄在海盐南门外居所设“大白居”为书斋。九世祖张惟赤将“大白居”拓建，改名“涉园”，开始藏书。此后历康、雍、干、嘉四朝，修葺不废，风景绝佳，当时四方名士至海盐者必往涉园游览。同时藏书亦日富，并且也刻书，成为名重一时的著名藏书楼。张元济父亲张森玉曾对张元济言：“吾涉园藏书极富，积百数十年，未稍散失。 嘉、道之际，江、浙名流，如吴兔床、鲍渌饮、陈简庄、黄荛圃辈，犹尝至吾家，借书校雠。”（宣统三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线装本《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张元济跋）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涉园被毁，藏书亦散失。 对于涉园，张元济八世祖张皓曾请画家王巘（补云）绘《涉园图》，并徧征世贤题咏于后，传于三子张芳潢（客园），至民国时犹存，后不知去向。张元济百计寻觅，方才从徐轶如之手重金购得芳潢次子张柯（东谷）请查昉（日华）所摹之缩本。得到此图卷后，张元济欣喜万分。此图卷后原有张榕端、梁同书、阮元、林则徐等诸公题词（皆非本人原书）。张元济又请郑孝胥、陈曾寿、张宗祥、蔡元培、叶景葵、顾廷龙等亲笔题咏识跋，使题咏增至六十家。太平天国战乱之前，四方名士游览涉园时多有题咏，嘉庆十一年（1806年）张元济五世叔祖张鹤徵（鸥舫）将名家涉园题咏汇集刊印。张元济得到此图后，又将《涉园图咏手卷》上的题词跋语汇为一书，题名《涉园题咏续编》，于1928年在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但犹以“工巨力薄”，未能在遗址上将曾为一邑名胜的涉园兴复引为憾事。 涉园在张元济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张元济祖上涉园藏书、刻书的成就对于张元济以藏书、出版图书和建设图书馆为一生重要事业具有重大影响。 3 张元济名条 （1899）   ” 南洋公学译书院筹办之初，并没有一名正式的负责人，由时任南洋公学外文教员的李维格兼管译书院翻译事务。而随着译书院业务的发展，亟需既熟悉西文又精通印译之人来主持工作。张元济在戊戌维新时期，于北京主办通艺学堂，向年轻京官和官家子弟传授西学，在京城取得良好声誉，李鸿章、王文韶等大员对他十分赏识。变法失败后，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离京南下。1899年，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借张元济的名条写了封信，转达了李鸿章希望盛宣怀为张元济谋职的愿望。当年三月，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聘张元济为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 4 南洋公学译书院已亥年总报告册 （1899）   ” 1899年3月，张元济受聘开始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工作，张元济的到来为译书院的工作打开了局面。除了聘请中外译员，他更凭借自己在译界的广泛人脉，以外包、买稿等更为灵活的形式为译书院带来了充分的稿源。在院外译者著译出版方面，最为著名的是严复翻译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又名《国富论》）一书，该书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张元济在报告册中写道：“本年购买译稿，唯原富价昂而译笔亦独精审，如此文字此后恐不易多得。”他将译书院从当年三月至年末的各项事务汇成年报，详述了译书院在翻译、校阅、印书、送书、售书、存书及经费等方面的情况。在短短的九个月里，张元济“印书十种，除《日东军政要略》外，均经无济再四校核。”可见，张元济工作之强度。随着盛宣怀档案整理完成和公之于众，使人们对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此报告册中还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生平具有重要价值。 5 王云五致张元济函 （1929.8.19） ” 王云五，是我们今天试用的四角号码发明者，时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此信是王云五向董事长张元济回报有关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八大问题：一、教科书生意问题，以及措施。二整理旧书问题，拟编学生《国学丛书》一百种，“预计两年后可竟全功，此项书籍仍当有永久销路。” 三割裱影印旧书办法，分精印如《四部丛刊》，粗印“则以洋纸装割裱缩印”。四英文函授问题。五百科全书校改人手问题。六《辞源》增补发排问题。七关于精通旧学人事问题。八附呈《四部备要》说明书及样本。从此信函里我们可以看到商务顶层不忘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已任”宗旨的初心，把教科书生意列为第一，并“拟编学生《国学丛书》一百种”。同时，还讨论了商务办的英文函授学校等与教育相关事谊。是研究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文献。 6 张元济致蒋维乔函 （1926.9.12） ” 蒋维乔，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张元济写此信时，蒋维乔已任东南大学的校长。张元济对他主持编辑的《四部丛刊》很为重视，所以，他密切注视同行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此信就是与蒋维乔论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异同。他认为“中华所出《四部备要》乃有清《十三经注疏》之名，经义一门以《经义考》、《经义述闻》、《春秋繁露》三种並列。纪事本末仅有《圣武记》一种，金元人集仅有元遗山、袁清客、虞道园三家及杨铁崖乐府。明人集仅有宋文宪、高青邱，方正学、归震川四家。就此数端观之，其声价各何？可以想见。《四部丛刊》虽不敢谓悉臻妥协，然断不至如此胆大妄为也。”张元济衷恳地说出了中华《四部备要》之不足，以及《四部丛刊》虽不敢谓悉臻妥协，然断不至如此胆大妄为也。两家异同自明。 7 张元济日记 （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 ”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为处理馆务张元济记有工作日记。现存馆务日记时间范围1912年-1926年,共35本，每本60页。日记本为商务自制的表格形式，除标注月日星期和发信收信外,相关内容可以分别填入“关于编译事件” 、“总公司事” 、“用人” 、“关于印刷事件” 、“应酬”等栏目，使人看来一目了然。 由于工作关系，张元济在商务馆接触到不少文化名人，日记中都有简短记载。如（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本日“用人”栏所记“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二十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 这里提到的沈德鸿，即后来文学大家茅盾。而这条记载，即反映了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具体细节。而这与茅盾回忆录完全吻合。 8 《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著 稿本凡十册，纸捻毛装 ” 涵芬楼系商务印书馆庋藏古籍善本之处，1932年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位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近五十万藏书顷刻间毁于一旦。幸好张元济事先把涵芬楼珍藏的5000册宋元善本存放于上海公共租界金城银行保险库里而幸免于难。《涵芬楼烬余书录》即张元济在炮火劫余后为这批宋元善本编撰的古籍书目. 题名“烬余,所以志痛也”. 顾廷龙手书篆文为《书录》题名。 《书录》稿本，凡十册。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一、二册经部，三、四册史部，五、六册子部，七至十册集部。收录涵芬楼所藏宋刻93部,元刻89部,明刻156部,钞校本192部,稿本17部,总计547部. 每部著录书名、卷数、版本及旧藏信息. 稿本为张元济在经过整理的打字油印本上，进行修改，最后以此发排付印。稿本保留了张元济在修订过程中的许多原始面貌，如史部宋绍兴刻本《后汉书》，张元济原来对所有避讳字都以墨笔悉数注出，之后又加以删除。对这些避讳字及其它版本信息，51年商务版铅印本荡然无存，而在稿本仍可见勾乙前原貌。 9 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 （1956年10月） ” 1956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10月31日），是张元济（菊生）九十寿诞。生日前一天中午，上海市委统战部在张府设宴，为先生祝寿。商务印书馆深知寿翁历来反对庆寿，于是仿照他七十岁生日时，蔡元培、胡适、王云五三人发起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的做法，邀请寿翁的故友旧交和文化界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撰写祝词、赋诗、作画，以示庆贺。先后征集到诗文、书画作品一百一十二篇（副），精工装裱成锦缎装《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两巨册，作为寿礼呈现先生。纪念册上、下册分别由陈叔通、黄炎培题签，函套由叶恭绰题签。其中大部分作品未经发表，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纪念册》卷首有商务印书馆同人祝寿词《敬祝菊生先生九十大庆》。其后，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周建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胡愈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常委邵力子等，都以私人名义献上贺词。 1959年，张元济逝世后，其哲嗣张树年有鉴于国内形势变化，认为珍贵文物不宜久存家中，将此事与顾廷龙商量。顾廷龙鼓励张树年将《纪念册》捐赠上海图书馆，于是此《纪念册》在上图书库避过了此后的浩劫。如今，展开这60年前的旧物，原书连同包装纸盒，不仅完好无损，且色泽依然，未见陈旧。 10 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册书后 ” 1933年11月24日是明末上海科学家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时任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主任，徐光启第十一世孙徐宗泽倡议举行纪念活动，发起征集各界名流题詠。徐宗泽致函张元济：“特呈上宣纸一方，敬求宠锡鸿文，俾可制成册页，陈列于徐汇天主堂藏书楼，以作永远之纪念。”张元济因病“请汤颐翁代撰一文”，亲自改定后，请公司同人代书。于1934年3月3日寄送徐宗泽，复信云：“书后数语，藉表敬忱。”（见《张元济全集》第三卷，第83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张元济在题辞中评述了徐光启的历史贡献：“西学东渐，凡天文、历算、格致、制造之大端，皆有公引贤赞治，盛极一时。清初诸儒精天文、历算，得窥西来法者，何莫非公所饷遗。”“大上海之建设，虽谓公在二百余年前即已播其种，而造其因焉可矣！公既有功于乡，如是之久且远，抑有功于全中国。方兴未艾，岂不伟欤？” 本次展览相关讲座预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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