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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我1957年出生在京城南锣鼓巷的一条胡同里，一直住到了1982年。记忆中，大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才开始用上了煤气罐。而此前20来年，无论冬天防寒取暖，还是四季烧水做饭，都是靠生炉子来完成的。 想当年，吃穿用烧，是日常生活的四项基本内容。“烧”是与“吃穿用”并列，且同样重要的事情和行为。而烧的主要原料是煤，所以当时北京市有一个煤炭总公司，专门从事煤制品生产销售的经营和管理，在各区县也均设有煤炭公司。当时，在我住的那条胡同，经营副食品的只有一个小铺，但却有一个很大的煤厂，生产供应蜂窝煤、煤球等煤制品。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胡同里的小孩们都知道煤厂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好电视节目时都去蹭着看，凸显着煤厂也是家大业大。当年，俺常到煤厂订煤，交了钱，下一个单子，送煤师傅就把需要的煤呀、碳呀、劈柴呀什么的送货到家了。我记得常来送煤的有两个师傅，一个姓郭，一个姓杨，两位都是地道的北京工人老大哥，不仅服务态度好，而且浓眉大眼、轮廓分明，特像电影里的节振国、李向阳。他们主动把煤在窗台下码好，我们生炉子就方便了。 生炉子可是个技术活儿。我家住的是一个小四合院，虽然住的是阴面房，但因为房间较小、且一家三口上班上学，所以习惯烧蜂窝煤。炉子的构造和生炉子的程序真的挺科学。打开最下面的炉门，用火柴点着废纸，用燃烧的纸引燃劈柴，用劈柴再引着放在炉膛最下面的碳，用烧着的碳再慢慢引着蜂窝煤。每一块媒和碳都均匀、规则地布满了大小相等的窟窿眼，加碳加煤时要用铁夹子把窟窿眼对正。做完吃完早饭，上班上学一走四五个小时，不能让炉子烧得太旺、都烧荒了，就需要把炉膛上面的一个小盖和一个大盖盖上；但又不能盖得太死，否则可能把炉子压灭了；要是盖一半敞一半，几块煤都可能一半烧过了一半还没烧，所以，这活儿真的挺技术。有时中午下班下学回家，看着炉子不死不活地不给劲，只好到胡同口吃一盘烧疙瘩，否则下午就要迟到了。 生煤球炉子更是个技术活儿。虽然家里不生煤球炉子，但学校教室里生的绝对是大煤球炉子。刚上初中后，班里就确定了轮流生炉子的制度。轮上谁值日，天黑着就要赶到学校。烧煤球炉子要多加劈柴，以把煤球引燃。但是煤球不禁烧，所以燃烧起来后还要加硬煤。硬煤像石头一样硬，很禁烧，在炉子里燃烧起来常劈啪作响。同学们陆续到校前，生炉子的不仅要把炉子生起来，还要把屋里的烟放出去，以便同学们可以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上课。一般来讲，即使是有四五十人上课的教室，也仅有一个炉子。尽管用大炉子烧硬煤，但整体的温度仍然比今天有暖气的屋子差之甚远，所以大家坐在教室里不仅常穿棉袄、棉裤或毛裤，而且整个一上午都不会脱大衣。而在教室不同位置，温度还真的差别很大。所以在课前或课间，一帮半大小子围着炉子烤火，就成了教室里的一景。 无论是烧蜂窝煤还是煤球、或是硬煤，是煤总有烧尽的时候，炉子里的煤就变成了炉灰。把炉膛下面的插板一撤，炉灰便都倾泻下来，我们便用煤铲一铲铲将其铲到簸箕里，最终倒到胡同里的垃圾堆上，等待清洁工晚上开车拉走。但炉灰又是一个宝，因为经过了高温消毒。所以，给它们派的最大用场，就是清洁厕所。当年，我们胡同的院子里大都有一个男女通用的厕所，俗称茅房，里面有一到两个茅坑，每天有掏粪工人来掏茅房。虽然师傅们都很客气、小心，有时还不忘呼喊院里的人收衣服，但有时也难免把粪便遗撒到便坑周围或是路上。这时，用刚从炉膛里清出来的炉灰清扫一下，既干净又能消毒。 那些年，我们生炉子，不分冬夏。夏天主要是为了烧水做饭，一般都把炉子放在屋檐下的台阶上，逢刮风下雨还要特别遮挡一下。后来胡同里兴起盖小棚的风气，家家户户都画地为牢，在院子里盖起自己的小棚，炉子也就跟着进棚了。而到了冬天，炉子要发挥取暖功能，必须放在屋里。为了防止煤气中毒，炉子进屋时都要安烟筒，让烟和毒气顺着烟筒排出室外。安烟筒必须小头插大头，必要时再贴上锡纸，以防煤气泄漏。 到了春暖花开季节，把炉子搬到室外，烟筒拆下来放在水桶里，用刷子清洗干净，晾干了捆起来，吊放在屋檐下面，等待着下一个轮回。有一次，早上起床后到老妈房里请安。老妈说感觉头晕恶心，我便留在她屋里继续观察。没过多久，同样的感觉也逐渐强烈起来。趁着还有知觉抬头观望，原来两节烟筒的连接处断开了。于是赶紧开窗通风换气。好险啊！要是发现的再晚一些，可能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写文章讲故事了。 曾载于2017年2月16日《中国电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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