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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伯樵 来源：豆瓣 在北美汉学的谱系之中，尤其近20年，相比于明清时期研究的蒸蒸日上、遍地开花，从魏晋至隋唐这近700余年的历史，从学者数量到学术成就上来看，都不尽如人意——比如在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中，《魏晋卷》和《隋唐卷（二）》就一直未能出版（后者据说在统稿编辑过程之中），这与美国汉学界在中古史领域的成熟学者数量相对较少不无关系。 而美国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于2014年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则是近年来美国学界罕见的一本对中国中古史的重要问题提出全新看法的论著。本书未推出中译版前，国内重要的研究期刊（如《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皆已刊布书评；而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本书中文版，则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看到了一部从材料到方法都完全不同的历史著作。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中古史大家陈寅恪曾谓学术研究要有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而对于谭凯这本书而言，则是用新方法（数理统计、地理分析、社会网络），将已然不新的材料（出土墓志）将以重新处理解读，从而探究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旧问题——即唐宋变革论，而谭凯也通过全新的方法、半新的材料，得出了与诸多中外学者迥异的结论。 首先，何为“唐宋变革论”？而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又居于怎样的位置？ “唐宋变革论”是20世纪初由日本汉学巨擘内藤湖南针对中国历史分期、社会形态变化提出的重要论断，后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等人阐发，其后又在北美学界经由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Bol）不断修正、细化，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古社会剧变的看法（当然，与内藤湖南同时期或稍晚，很多中国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就学说的全面性、影响性以及学术传承的脉络上讲，唐宋变革论仍是以内藤为滥觞）。 内藤湖南 简而言之，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交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政治方面从原来的士族统治转向了君主独裁和士大夫官僚体系，土地则从贵族手中逐渐分散到了更多的平民阶层，科举制度增强了社会流动性，而原来依靠血统出身定终身的选官体系逐渐消亡。其中，以政治生态体系——即从魏晋隋唐以士族-皇帝为中心的体制，变革到宋代之后以皇帝-士大夫为中心的统治架构——的更迭最为重要。 唐宋变革论或许是整个20世纪中国中古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论断。20世纪中国历史学领域有着多次学术范式的转移，很多红极一时的理论和思路都随着时间的迁移和后辈学者的研究而淡出历史舞台，比如冲击-反应模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唯有唐宋变革论历经近百年，虽然试图反思、修正乃至挑战其地位的学者不计其数，当代学术对唐宋变革问题的认识从深度到广度也远超内藤湖南当年，但唐宋变革论的主旨不仅未被推翻，反而愈来愈成为更多学者们进行学术探讨的前提。无怪乎张广达、葛兆光等学者都盛赞“唐宋变革论”其理论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超凡洞见。 然而虽然唐宋变革近乎学界共识，但是对于很多细节问题仍然讨论热烈。比如变革何时开始，有人主隋代，有人认为由武则天始，有人则认为是晚唐；而变革何时结束，则有安史之乱、藩镇时期、两宋之交等不同时间点——不过关于变革细节的认识五花八门，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次变革是一个渐进过程。 谭凯对此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唐宋变革很可能不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历史转型，而是因某次战争而产生的突变，原本支撑着官僚体系的士族贵胄一下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使得由汉代开始逐渐主宰中国政治的“士族-皇帝”体系崩塌，贵族消亡之后产生了巨大权力真空，才给之后皇权的集中和士大夫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而这场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战争，就是发生在878-884年的黄巢之乱。 谭凯用本书4/5的内容为他最后的结论进行铺垫，而其所资的主要研究客体就是数千方唐代墓志。墓志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味，它不仅先天上具有文物的特性（如出土地点、形制、书法雕工），同时也含有丰富的文献内容，可以帮我们确定墓志主人的生平、家谱以及人生大事记，同时墓志出土的本身就意味着墓志主人在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谭凯针对唐代墓志的分布和对墓志内容的统计分析，认为唐代的政治精英阶层都集中在长安、洛阳以及两都之间的两京走廊；其后他又证明了在安史之乱之后乃至藩镇势大的中唐晚唐时期，门阀大族虽然经历了多次冲击，科举制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但统治阶层的核心仍然是由贵族所把持。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在最后一章中，谭凯图穷匕见，他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贵族世家过于集中，导致在黄巢之乱中，两京地区的政治精英们被一网打尽，本来代表着权贵出身的墓志在这一时期之后，因贵族群体四散而亡，鲜有人还有能力和精力为家人妥善安葬、撰写墓志碑文，所以墓志数量急剧下滑。贵族数量的急剧消亡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最终使得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走向发生了极为深刻地转变。 黄巢起义 谭凯在此的结论相当惊人，首先，他将黄巢之乱的意义从中国历史上海量的农民起义中点化出来，黄巢之乱不仅成为唐帝国灭亡最直接的导火索，同时还不期然间触发了中国历史的统治核心、社会流动等一系列变迁改制。其次，在面对历史重要问题时，历史学家总是先天地喜欢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长期性和渐进性。而谭凯的论断相比于前辈历史学家，则非常之犀利且反动——他将黄巢之乱所引发的士族覆灭当成了“唐宋变革论”的直接原因，这无疑是将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渐进式转变的唐宋变革看成是一个历史突变的结果。 谭凯此观点在中国学者看来或许略显激进，但是如果放在北美历史、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大脉络中，其实也并不奇怪。北美学界过去二三十年间，历史研究受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影响，越来越否认历史的线性进程，相反开始注重历史发展中的偶变性（contingency）、行动体（agency）和结构化（configuration），抗拒历史必然性的“强有理”，转而强调历史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偷窃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都是明显受到这股思潮影响的历史著作。谭凯身处美国学界，与《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还曾在加州大学共事，虽分属不同分校，但北美历史学大潮流，外加加州大学的小环境，在史观上不局限于传统的“渐变说”，而基于统计学和地理分析系统敢于得出唐宋变革的“突变说”，确实有其学术环境和方法潮流影响的深层原因。 谭凯此书另一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大量使用了定量统计、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定量研究限于某种学科偏见一直不是学术方法的主流，如果一定要使用的话，要么是在经济史领域，要么则是在档案积累比较丰富的清代、民国社会史领域。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中采用定量的方法，不仅会面临数据搜集困难、缺失严重等问题，而且主流学界对于定量研究极度不熟悉，甚至因不熟悉而产生偏见，同时定量较之传统的定性手法（如文献考订、二重证据法、训诂等）比起来也显得有失优雅，加之相关计量史学教育薄弱，所以定量统计、数理分析等手段一直不被主流学界所广泛采用。 当然在中古士族的学术上，也有定量分析的先行者，如日本学者矢野主税、台湾地区学者毛汉光等，尤其是后者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通过大量数据统计让学界认识到了隋唐一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士族大家在政治上仍然葆有的垄断性。虽然严格从统计上看，仍有方法上的缺陷，但确实是通过直观的数理分析方法驳斥了贵族政治精英自隋始衰落的旧见。 安史之乱 很多中国学者也在针对《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的书评中认为谭凯通过墓志的出土地点、内容数据采集的方法带有极强的随意性，或认为不能因两京地区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就断定唐代的中央精英都聚居在这一代；或认为谭凯搜集数据过多，其他学者无法有效核实——此类批评基本都是完全不了解统计学采样原理和数据处理方式所致。 近十余年来，北美学界越来越注重通过新的数字科技手段来进行历史研究。比如由郝若贝着手，后经包弼德等北美汉学家所建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以及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还有莱顿大学的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基于CBDB建立的MARKUS古籍标记平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中国研究彻底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当学者们想要对历史人物的行止、交游、关系做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时，再也不用全凭博闻强识或是手动搜索的方式，这无疑给学者们提供极大的研究便利。虽然可能会有学者认为科技的便利会使得后世学者对基本文献的熟悉度严重下降（事实上四库搜索确实使得很多当代学者在研究时更爱“偷懒”），但是数字化的潮流已然不可逆转。尤其在地方志、区域史、档案研究方兴未艾的大趋势引导下，数字化研究无疑是当代学者所不得不面临的新课题。 过去十余年间，墓志研究以及士族研究虽然学界著述不断，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却寥寥。北京大学陆扬教授曾指出墓志研究应从“史料分析”走向“史学分析”，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是“个案多，综论少”，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细节知道得越来越清晰，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士族研究领域也同样面临着这样“有增长、无发展”（仇鹿鸣语）的现状。 而在北美学界，自姜士彬（David Johnson）、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于1977、1978年前后对士族问题有所撰述以来，美国学界的士族研究已经沉寂了三十余年；而墓志研究因其较为琐碎，且其价值多在校正、补充传统文献，同时还需要极强的文献阅读能力，一直也非海外学者的强项，陆扬甚至认为在墓志研究方面“西方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远远落在了后面”（当然，此处的讨论语境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墓志）。 而谭凯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则不仅接续了自姜、伊以来的北美士族研究，对唐宋变革论的主因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同时也扬长避短，巧妙地避开了西方学者文献在分析上的弱项，转而发挥其善用新科技、新技术、新方法的强项，将西方学者本来极难处理的墓志资料也纳入了海外汉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并在经济史和档案研究、社会史研究之外，为海外学界树立了一种以定量方法研究传统汉学议题的典型，让我们看到了在数字化时代重新看待中国历史的无限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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