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往活在自己的辉煌里,即使那已经成为历史。孔子也难以免俗,坚持“出有车”,即使以自己儿子和最喜欢的弟子寒酸下葬为代价。
那时候孔子已经七十二岁,他最看重的弟子颜渊三十二岁英年早逝,“颜路(颜回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一)
“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意思很明显,当时大夫以上的人可以享受“专车待遇”,孔子曾经当过大夫之位的司寇,也就不能步行了。可以推断,孔子从五十二岁到达其人生政治生涯顶峰,当了大司寇之后,就有了“专车”,包括他出走鲁国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出有车”,该是一种当时非常荣耀的政治身份标志吧,要知道,几百年后,冯谖向孟尝君的要求之一还是“出有车”呢。孔子不当大夫的官已经很久了,但还要保留这种“习惯”。
所以,最喜欢的学生死了,孔子虽然痛苦地表示“噫!天丧予!天丧予!”(注二)但是,当颜回的父亲要求孔子“来点实际的”,让他卖了“专车”把颜回的后事办得更“体面些”,使逝者内有棺外有椁,孔子就不答应了。他说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埋葬儿子孔鲤的时候,也没有椁的“待遇”;这一切的最终理由就是因为“大夫是不能步行的”。
孔子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这可从付给“管家”原思工资一事中可以看出。但是,在生者社会地位、身份的车和死者的厚葬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他是一个更重视生者需求的人。如果在今天,孔子年也就是一位退休的“部级干部”,不为逝者的“虚荣”,卖掉维持自己“面子”和“荣耀”的“专车”,也并怎么为过。更何况,颜回本是陋巷中的乐贫者,厚葬反而是不顾经济基础的虚荣性消费。
孔子从当大司寇开始,尽管以后的政治生涯很不平坦,在列国奔走十四年,旅程估计上万里,几度险遭不测,被体面地迎回故乡鲁国后,也只是当了国宝级的“古董”供着,并没有获得什么职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孔子至死都保持着“有车族”的身份。这可以说这是一种没落贵族式的死要面子,但是,就像他的学生子路被敌人断头前还要把断了的头冠带子系好,这种细节性的坚持与孔子对车的固执,其实是一种贵族气质的信仰和持守。
那么,从当司寇到逝世的二十多年中,孔子的专车又是什么样子呢?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周代衣食住行》中介绍,以车轮的辐数而论,春秋时期的车为二十五辐,车的尺寸最大分别是:轮径140厘米,轨宽180厘米,车箱(舆)180厘米,长150厘米;最小分别为95厘米、140厘米,95厘米,43厘米。当时的车两轮;大车乘三人,小车乘两人。(注三)另外,春秋时期“车箱上设车盖”,“盖一般为伞形”。(注四)可以想象,孔子的“专车”也该大致如此。
孔子坐车很“绅士”,“升车必正立,执绥(拉着扶手带)”,上了车后,“车内,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注六),就是不向内回头,说话不急速,手不指指点点。
孔子维持“专车”的开销该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当时“行车以二马为常”,二十多年里,孔子就要专门养着两匹马以供驱使了。孔子不可能亲自去打草、喂食,他就要雇佣专门养马的“圉人”。所以,《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注六)
在车子和问题上,孔子乃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者,当厚葬死者与生者的需要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他“看重”车,这也是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原则的体现吧(注七);在载他的马和养马人出现危险的时候,他更“看重”
人。
孔子“出有车”,他有没有专门的“司机”呢?孔子自己就是赶车的高手。别人曾嘲笑他没有什么“专长”时,他说“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注八)不过,他的学生樊迟等经常给他当“司机”。
注一:《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先进》第八,111页。 注二:同上,112页。 注三:许倬云,台湾学者中国史文化论丛,《生活与文化》,《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6页。 注四:戴吾三,《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02页
注五:《乡党》第十
,108页。
注六:同上。
注七:《先进》第十一
注八:子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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