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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械科，由原四连的张志渊连长任科长，由胡大佛同志任技师，负责枪械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步枪等武器的制造。此后不久，又在平山一带成立了“南厂”；胡大佛同志任厂长，原石诚连长任副厂长，负责南边各连，一、二、八、九连的领导工作。 弹药科：由唐振东连长任科长，张奎元同志任技师，负责子弹、炮弹、手榴弹等的生产技术工作。 矿冶科：由付江同志任科长，孙艳青同志任技师，负责开矿和炼铁的生产技术工作。 化学科：由我任科长，韦彬同志任技师，负责硫酸、硝酸、无烟药、硝铵炸药和焦炭等产品的生产技术工作。化学科下面，当时有这样两个厂：一个是化学厂，黄锡川同志是那个厂的主任；另一个是炼焦厂，这是个很小的单位，只有几个人，在灵山的缸北村附近，它的主要工作是用土法烧制焦炭，供六连化铁和焖火使用。在炼焦中要收回煤焦油应隶属于化学科。在各科中，化学科所属单位算是少的，人也少。化学科本身只增加了两个新人，胡云芳和季刚同志作为科员。我平时就住在大安沟，并常在化学厂和炼焦厂之间走动。开始时，我以豆腐村为中间站，以后改为以豆腐村北面的北庄为中间站，有时在北庄要休息一、两天，甚至更多。 傅江同志、孙艳青同志调到工业部后，就开始筹备冶炼生铁。通过老乡的帮助，最后确定，在有铁矿石的“北庄”开矿。为了开矿，集中了百、八十个下过煤矿的工人同志成立了一个矿工队，并任命一位姓葛的同志为队长。按一般规律，为了节省运输力量，炼铁的厂址都是邻近燃料或者邻近矿石产地的，有时也选在两者的中间。现在，燃料产地是在灵山附近，地势比较平坦，容易暴露，不宜作为战争环境下的炼铁基地。于是，选择了矿石所在地北庄，北庄是个偏僻的小村庄，这里不通大路，驻扎在这里。作为炼铁基地再合适不过了。 付江同志是中共党员，学矿冶的大学生，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跑到延安，入了抗大。他到工业部之前，是在地方工作的，他为人忠厚朴实，工作积极又认真，我和他不但有抗日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有共产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我们一见如故，他事事和我赤诚相见、言听计从。我也将矿冶科视同自己负责的化学科一样，无话不谈。矿冶科的另一位同志是孙艳清同志。他是知名大学矿冶系的毕业生，他比付江同志高两班，人很精明，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他这个人，话不多，常以自己的“精明”而自豪。他对我叙述过：他在冀中时，如何帮助领导划策，解决一个企图背叛我军投降日寇的头头。他请那个头头来“赴宴”，席间，出其不意加以解决的。他对那件事，很自豪。当然，他对自己在学校中学得的知识、学问，也很自豪。 我们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力量来源于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抗日，走到了一起来的。在我们眼里，大家全是同志，知识只不过是工具；人自为战，人人自觉，人人敢想、敢闯。谁想到什么，就提出来进行试验；不存在爱面子，怕人耻笑的问题；也没什么人倚仗自己有技术盛气凌人；在敌后根据地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谁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危险？谁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间碰到日寇，中了敌人的枪弹？那还有闲心去考虑什么个人威信，个人利益呢？过去我们从来没搞过什么任何正规生产。这有个好处，我们没有框框，不怕做那种幼稚的，使有学问的人笑掉牙的事。幼稚怕什么？人本来都是幼稚的，本来都是没有知识，缺乏经验，想到的事情，是不是正确，只有实践起来看。在现实条件的逼迫下，人人都自觉地动脑、动手，多几个人动脑、动手，比只有一个人动脑、动手好，“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你讲这，我说那，七嘴八舌，互相启发。在当时，在八路军内部，在连队的内部，强调发动群众。我们充分交换意见，充分讨论，知无不言；形式上的分工和职责，没有阻碍每个人对集体事业的关心。因此，在讲明要求，发动群众之后，人人公而忘私，一齐动手，废寝忘食地围绕一个目标，动脑筋、想办法。这，也成了我们的正常情况。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军工建设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北庄的铁矿，是在山脚下打个深深的斜井，用人力开采的，开出来不少的铁矿石。炼铁时，不知为什么却炼不出铁来。小高炉出铁口，只出“釉子”不出铁。于是，他们只好改变办法，改用筒状陶土坩埚，装上混合好的矿粉和炭粉，排列在方形炉里熔烧，想将矿石还原成“海绵铁”，这是中国古老的炼铁方法。一加热，坩埚底先坏了掉了底，坩埚太容易破裂。为此，他们从其他工厂找来一位做坩埚有经验的老工人，研究坩埚的制造方法。 我去神南西南面各连队，中途在北庄休息，顺便去看望他们，晚上翻看工业部收集来的发给矿冶科的与冶炼有关的书籍。不幸得很，工业部没有收集到专讲炼铁的书籍，只找到了一些零星的旧书。有几册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百科小丛书》，还有几册是旧的中学课本，课本中有关于炼铁的示意图和简单说明。 我读着这些书籍反复思考，为什么人家的高炉能炼出铁来，而我们的不能？这里山上的树木不很多，我们不能放手地使用木炭，只好利用现成的“土产焦炭”。可是为什么一点铁也炼不出来呢？是不是炉气的还原力不够？是不是风力过低？是不是空气太凉？能不能像人家似的，搞个热风炉，将空气预热？手边没有可以对新鲜空气加热的现成铁管，我们六连只有一个矮的，勺式的化铁炉，每次能熔化的铁水数量不多，我们又没有铸造“热风管”的知识，不好再麻烦他们去干这种既困难而又没有把握的事。但是，我们能不能模仿书中的办法，用耐火砖砌成花格式热风炉，引来一氧化碳气将它烧热，再换新鲜空气通过，以提高人炉空气的温度呢？ 于是，我请付江同志做了个试验，后来才知道是幼稚的： 找一个去了盖的柴油筒，里面糊上耐火泥，干了以后，装满“土焦炭”，下面点着火，用风机吹风。再在上面，封起柴油筒的顶部，用一个长管子把“炉气”引出很远，用火试着点燃。结果，“炉气”燃着了，而且烧得很好。这说明：一氧化碳气是可以很容易地从我们的“土焦炭”中产生的。它的“还原力量”很强，也很容易引出很远，来烧热旁的东西。建筑热风炉还是缺乏材料，我们只有耐火砖，没有合用的预热空气的铁管，也没有给热风炉作“外套”防止漏气的铁皮。考虑的结果，我们只好先在地上挖两个长方形土坑，坑里用耐火砖砌成“花格形式”，试着制造“热风”。 砌好后，将煤气引入“热风炉”中。开始点火，怎么也不着，忽然一下“轰”的一声全着了。热风炉顶上的耐火砖被崩得各处乱飞，点火工人的头皮也被耐火砖碰破了，是由于一部分先进入“土坑”的煤气，已成混合了空气的煤气炸了。看来不符合科学的“将就”方法是难以成功。热风炉失败了，看来这种缺乏起码条件，只靠“将就”的办法，成功的希望不大。 是否还有其他的道路呢？经过我们反复讨论研究，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我们制定了以下的措施： 一、参考各时期中学课本里的高炉炉型，画出我们自己的炉型曲线。阅读各种中学课本，包括古老的课本，有好处：虽然他们的图，画的简单，但通过它，可以了解到高炉的发展过程。课本越老，高炉上部的“矿石还原区”的直径越大，高炉底部即盛铁水的部分的直径越小。推想：近代高炉上部直径较小，可能是使用耐压的焦炭，炉大、风强，风力也较热的关系。据此，根据我们的高炉较小，风力较弱的条件，画出了我们自己的炉型曲线。 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动力”不足。北庄是山区，运输条件差，更远离河水。我们没有锅炉、蒸气机或水车之类的动力，只有一个号称“五马力”的旧内燃机。这就是工业部的最大动力了。可能它的力量还不够大，但工业部再也没有比它更大的动力了。我们只有一个普通的离心式吹风机，也没有其它形式的鼓风机。虽然我们没用热风，没有热风炉对空气的阻力，但高炉内的阻力也还是不小的，风也可能难以吹到离炉里去。为了避免风吹不进高炉，将原吹风机叶片的弯曲情况，根据我的“想当然”，加以改变，牺牲一些风量以加大一些风压，从而确保动力虽小也能将风压进高炉里去。 三、最后，可能是这件工作终于成功了的关键——和正常高炉作业比较，没按照付江、孙艳清同志在学校中学学过的书上介绍的“焦铁比”，进行工作。而是参考我们自己作过的“一氧化炭气试验”的结果，加大了“焦铁比”中焦炭的用量，以求高炉内有更巨大的热量和更大的“还原力量”发生。 照这些办法搞了，高炉上高高飞扬起红热的火焰，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的。高炉，终于顺利地炼出了铁。 不过，因为没有“热风炉”，又受到“动力”限制，再无法加大风压、风量。虽然，我们加大了“焦铁比”，炼出的铁还是“白口铁”而不是“灰生铁”。用它铸出的炮弹，还需要“焖火”，才能上车床加工。 除大安沟化学厂外，炼焦厂也是化学科所辖主厂之一。它是和炼铁有直接关系的。 炼焦厂任务，供应冶炼生铁所需的焦炭，供应六连熔化铁水所需的焦炭。它和炼铁“成套”，因为在炼焦过程中要提取炼焦的副产品煤焦油，也隶属于化学科。 当时，在炼焦厂里，是用土办法制造焦炭的。办法是：在凹坑内铺上一层粉煤。用耐火砖和块煤垒个十字形风道。上面再堆装粉煤。粉煤装够了，把表面拍齐，拍成一个“煤馒头”。在风道内将火点燃。“煤馒头”上面冒起了烟。随时间进程，用耐火砖在煤馒头上，由下向上的分层垒盖。开始时，只垒部份耐火砖，露出“煤馒头”的上半部。以后随火势的上燃，砖也逐步垒高，直至将“煤馒头”全部封住，火也逐渐窒熄。全过程要经过六七天。熄火后，再经过淋水、冷却。将制得的焦炭，供“熔铁”和“炼铁”使用。这样的“土炼焦炉”，我们炼焦厂有三座，轮流使用。 如何就这个土办法提取煤焦油呢？我们尽早地将“煤馒头”上部用耐火砖全部封住，再用一个不很粗的管子将冒出的烟气引到一旁，冷凝。这样我们也得到一些油和水的混合物。这和家用煤炉烟囱中产生的东西一样，是黑油水，数量有限。这种土法炼焦，是依靠发生的“煤烟气”（其中包含着煤焦油）燃烧发热，将其余的煤“焦化”了的。除了已经燃烧的煤烟气外，没有多少可供提取煤焦油的东西了。 如果改用现代化方法，预先将煤焦油从煤烟气中提出，再将剩余的煤气供燃烧使用，则：第一，我们没有密闭的、反复使用的“炼焦室”和大的“推焦机”。第二，我们也没有够大的焦炭生产规模，允许我们建造现代化的密闭炼焦室。这第二点，“生产规模”，是决定性因素。百十个人吃饭，用小锅小灶自然不能一次将饭做足。而为一个病人做饭，没必要使用百十个人吃饭的大锅大灶。加上，目前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炼焦的副产品需求不十分迫切。于是，炼焦厂提取煤焦油工作，暂时半途而废。 不合理的事物是不能存在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只有客观的可能和合理，才是判断事物可能性的最终标准。客观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链条”组成的。在炼铁和炼焦的“链条”里，在热风的需要和可能这种矛盾没有解决前，在“焦炭产量”和“生产条件”这种问题没有解决前，只靠主观努力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在制造无烟药时，我们也是看发展情况再进行下一步，边摸索、边前进的。我们在这个“链条”中，首先抓住的是“硫酸制造”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将它作为主要环节，加以突破。在解决了敌后根据地条件和建立生产硫酸制造这个主要矛盾之后，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住出现的其它各个矛盾，逐个加以解诀。最后，才达到了成功。对炼铁和炼焦，只是遇到什么问题，就抓什么问题，却缺乏此种主观方面的规划。在炼铁方面，在“花格式热风炉”一次失败后，我们就被失败吓倒了，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坚持向各种形式的“热风”努力，同时，我们又缺乏办法，没有早抓“动力”和“风机”这些关键环节。而“炼焦”呢？则是既没有生产规模，又没有根据“条件”创造性地开拓适合的设备，只是“将就”，而“将就”又超过了限度，于是它们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九四一年五月因这年工业部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在神南村外的空地里，召开了庆功大会。 白天开会，晚上演戏。白天，并再次用自制无烟药的复装子弹打枪。在首长讲话之后，还给当时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每人发一支由敌区购来的自来水笔，发一身细布军装。我们一般的军装，都是用老乡们织的粗土布做的，细布要由敌区购进。胡大佛提着这身细军装的衣襟，笑嘻嘻的对我们说：“这是黄马褂呀！”另外，对有突出贡献的人还发了奖章。奖章是铜制的，由原来子弹排会烧制珐琅的工人烧成的。一种是红色的，刻的文字是“模范干部”。另一种是蓝色的，刻的文字是用罗马字母拼音组成的“有功人员”。 黄锡川、我、付江和一些党员干部们发的是红色的“模范干部”奖章。胡大佛、张奎元、韦彬、孙艳青等同志发的是兰的“有功人员”奖章。会上，除工业部自己的同志演戏外，还请了军区的抗敌剧社来演话剧。这次又遇到我熟识的吴良同志。这是我们在军城学习班分子后，第一次相遇。他是以话剧演员的身份随剧团一起来神南的。 除开会、演剧之外，会上还出了“会刊”，刘再生部长给“会刊”题了字，字是毛主席讲的“自力更生”四个字。 “自力更生！”太好了，这是革命队伍里做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敌人后方，在被敌人层层封锁、禁运物资中，更体会到，不自力更生则不能发展，不自力更生就不能生存。毛主席将革命队伍中“自发的”现实，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概括变成格言、警句，起了普遍的指导作用。 大会后，我到大安沟去，又碰上敌人进行“扫荡”。我们还是住在大安沟，没有动。大安沟处在群山之中，真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这次司令部拉的一条军用电话线就经过那里。我们在那条军用电话线上搭条电线，偷听各处部队向司令部报告的敌人活动情况，敌情了解得很清楚。除了我们，大概沿途搭电线的单位不少，电线搭的多了，电力消耗大了，讲话就听得不清楚。司令部的人发火了，说：“沿途搭线的，都给我将耳机放下！”就听到：嗒，嗒……的响声，大家都将耳机放下了。我们也放下。不过，没过多久，像顽皮孩子被大人申斥“不许吃手指”似的，一会儿心痒难熬，又拿起耳机来听。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突然经常为疟疾所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一个人由矿冶科到炼焦厂去。快走到炼焦厂了，也发起疟疾来了，一步也走不动。我在大树下面整整躺了一下午。天快黑了，疟疾才基本过去，我才慢慢地摸到炼焦厂。在炼焦厂，我正遇到张奎元同志，他是路过这里回神南的。天色晚，他就住在这里了。到炼焦厂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张奎元是在其它厂吃过饭上路的，但他却拿钱请炼焦厂的高志替他买些青菜煮着吃。他让我，我说：“我才发过疟疾吃不下。”并问他：“为什么时间已经吃过饭了，你又吃菜？”张奎元回答得好：“东西反正是要在肚子里混合的，就让它们在肚子里去混合吧！吃的时间有什么关系？”。 一九四一年这年夏天，我住的最久当然还是大安沟，当时供应子弹生产的无烟火药和供应炮弹生产的更薄的无烟火药，都已经正规生产。我虽不是矿冶科的人，但去矿冶科工作现场次数却不少；其次，我常去的地方就是炼焦厂。对这两个化学科直属单位（当然，也包括通天寺那块“飞地”）我都有许多事情要做。 这年夏天，我又得了疟疾病。发疟子，老乡们也叫打摆子，过去这一带的老乡们也得过，但从没有这时期的疟疾严重。它可以使人连续若干天发烧、昏迷，只不过有时重些，有时轻些而已。有人讲，这疟疾是红军长征中由西南边疆带来的恶性疟疾。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对，还不对。当时生活条件太差，以致人们的病情表现得更为严重。总之，疟疾很严重，也很普遍。当时部队里又没有蚊帐，传染也是自然的。药非常少。有少量的奎宁，不敢多吃。也有少量的针剂，也不能多打。 为了防止疟疾，工业部曾号召干部们用自己的津贴购买“小帐子”。什么是小帐子呢？为节省纱布，组织上向被服厂定做一些长、宽、高各半米多的小蚊帐，我们称它小帐子。夜晚就寝前，先用床单将全身盖严，再将头部罩在这小帐子中，以利呼吸。由于纱布很少，工业部不可能给每个干部发给一顶小帐子，只好号召大家自己出钱买，技术研究室的人津贴较多，因那时我们都备置了普通蚊帐，而不是买小帐子。虽然有了小帐子，但蚊子太多，太厉害，也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得疟疾病。 材料科的原来那位徐科长在一次夜里打游击中失踪了。听同志们说，那天夜里，只听到徐科长所在方向有打枪的声音，以后没再见到徐科长。于是，又调来一位新的胖胖的材料科长，走在队伍前面。。这位材料科长带个宽沿草帽，帽带悬丝绳的，衣冠整洁讲究，看着很不平常。这种不平常，并不一定是好事。以往，工业部有一位科员，他的生活很讲究。打游击中，在河滩里宿营时，他还铺上雪白的褥单。我当时就对身旁的同志说过：“这么讲究！在游击环境中，怎么坚持呀！”以后这位不是以“自己生活模式服从环境的要求”，而是“要求环境条件服从自己的生活模式”的科员，终于在一次打游击中自杀了。现在又遇到这位生活讲究的材料科长。他在这次游击中还没有什么，但打完游击回到神南以后，自己换上便衣，一个人向敌区走了。中途被我们岗哨卡住，送回工业部。工业部判他私逃、投敌，将他处决。 大安沟是个好地方。打游击时间久了，工业部在各地转来转去，也转到这里来了。 大安沟村子小，工业部人多，只好大家挤着住。在一天上午，忽然房后队、叭……响起“排子枪”的声音，我和任一宇、韦彬等人都以为日本兵来了，慌张地由屋内向外跑。一会儿，静下来，一问才知道：一个老乡在山梁上跑，工业部警卫排的同志们喊他下来，他不但不下来，反而跑得更欢了。警卫排的同志们就向着天放排子枪警告他。这只是误会，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经过这次事件，我们更觉得在大安沟和许多人挤在一起，不安全。于是，我和张奎元、韦彬等人就离开了大安沟，分散到“门楼头子村”去住。 由大安沟出发，向东南方向走，经过上庄子，翻过山梁，顺着山再向南绕，就渐渐绕到门楼头子村了。由那里顺沟而下，可到杨家庵。再向前走，可到葛公村。这是一条小路，路很窄，来往的人很少。有时，我一个人由大安沟去神南，就走这条路。一个人走，只带着个日本时髦的无柄小手榴弹，它是装梯恩梯炸药的，比我们自制的手榴弹力量大。它又较小巧。我一个人走路，带着它，万一在山里遇到狼，好用它炸狼。 门楼头子沟只有一户人家，比大安沟更隐蔽，更僻静。我们住在这里又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听不到敌情，这是打游击中的最大苦闷的事。有时，闷不住了，我们就离开门楼头子沟到下面的杨家庵去探听消息。我们怎样才能放心地向前走呢？日本兵向哪里进攻，那里的老乡就钻山。如果我们在山路上遇到老乡匆忙地向上跑，我们就知道敌人从哪个方向上来了，我们就可以转回身去隐蔽。 有一天，五连几个工人和几个老乡向上跑来说，日本兵已然到了杨家庵。于是我们也随他们向上跑，翻过山梁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但，后来又没有什么动静了，我们隐藏了许久，又出来往回走。在路上听老乡说日本兵在杨家庵被炸，撤回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前面探听消息，才知道，五连有几个工人，带着一小盒做底火用的雷汞，藏在杨家庵。这盒雷汞约有一斤多，就放在老乡家的桌子上。那几个工人年轻，一听到日本兵来了，在村外拔腿就跑，顾不上再回村边屋去取那盒雷汞了。日寇进村后，到处乱闯，用刺刀乱捅。一刺刀捅到装雷汞的盒子上，轰的一声爆炸了。那些日本兵就慌忙地抬着炸死的尸体，撤出杨家庵，出了这个山沟，向神南方向去了。 一九四一年初，冬天未过发生的对我个人有影响的事，是刘云同志经过组织批准调到工业部来了，调到化学厂任文化教员。 自从“熊案”结束，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工业部以后，对过去熟识的人，就再没有主动联系过。这因为：第一，在战时环境下，大家都各有工作，又相离较远，不便联系；第二，“熊案”给我的教训！没有什么事，还是少同人家联系的好。自己虽无愧于心，但并不能阻止别人的怀疑和猜想。因此，除了与工作有关之外，我很少同其他的人来往。 后来，我曾在神南工业部接到刘云同志寄来的信，她在信上告诉我，她早已调到豆腐村当小学教员。现在她一直住在豆腐村。豆腐村，处在从神南到红岗的路上，正是我由工业部去六连时，中间“打尖”吃饭的地方。于是我利用出差之便，顺路到豆腐村去看望她。 在豆腐村，刘云同志热情地招待了我。 刘云讲了这段时间里她的遭遇。因“熊案”，她在张阁庄被关押了十多天，就将她分配到政治部的敌工部去了。原因是，她不断地强烈抗议，又哭又闹，她认为自己是个单纯的、清白的学生，是为了抗日才离开平津参加八路军的，为什么现在怀疑她有问题？除奸部的同志，说不服她，又压不服她，又是女同志，也不好对她怎样。没有办法，只好提前将她分配到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去。说是分配了她的工作，由于“熊案”还未清楚，当然还不能对她放松警惕。人家对她有所警惕，她的不满情绪也就更加发展了。直到“熊案”清楚，有了结论，才重新将她分配到豆腐村小学，当小学教员。 “熊案”结束后，刘云曾积极地打听我的去向，当她了解到我确实是分配到神南工业部之后，就给我写了封信。我在豆腐村见到刘云同志，了解她的情况后，继续去六连。 她在豆腐村任小学教员的时间并不长。我只在豆腐村见到她一次，以后她就去了华北联合大学，路途遥远，我们又断了联系，很久我也没有听到她的信息。以后她出差，路过神南时，会专程到工业部来看我。 这次，很久不见了，彼此向对方谈一下别后自己的情况。此外，她还直率地向我提出，问我是否打算同她结婚。她要我考虑一下。如果我也有这种打算的话，我们就各自向自己的组织提出申请。 我慎重考虑一下，在大学里我知道她是个积极抗日的进步学生。我参加八路军也是通过她的帮助，随同她一道来的。她这个人对革命积极又热情，对敌斗争坚决又勇敢。我受伤后，在后方医院，幸而有她，我的身体才不吃亏，伤手痊愈得比较快。她是个可信赖的革命同志。我考虑后就对她讲，我有这种打算，接着我就到工业部杨政委那里，提出我和刘云同志结婚的要求。杨成政委听到我的要求后，一怔。他想了一下，对我说：“是不是你们先订婚？至于结婚，是不是先放一放再说？”我对杨政委的答复，并不感到意外。 那时，在战争时期，一切为了抗日，至于爱情么，化学厂女工多，也不允许谈恋爱。革命队伍里对结婚是有限制的：只有在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而且是团级以上干部，才允许结婚。我就表示：我们结婚的时间可以等一等，但这个问题，希望组织上予以考虑。 这次刘云同志调到工业部来，不知道是杨政委向华北联合大学组织上提出的结果，还是刘云自己向学校组织要求的结果。总之，调来的事实，说明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们结婚的请求。于是，我们选了个日子，宣布我们结婚。那时我二十七岁，刘云比我大一岁，二十八岁。结婚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在大安沟借了老乡的一间小屋子，算是我们的新房。我们原想两个人都换一下新的军装。这事，同专门前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刘再生部长、杨成政委讲了，他们也同意。但，那时不是发军装的时候，工业部的总务科也没有新军装，只得罢了；深山沟里没有相机，结婚照也算了，我们只搬到一起住算是结了婚。 我们结婚是很特殊的。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中，结婚的很少，至于工业部范围内，一个也没有。也可以说，对我是特殊的照顾。我们结婚后住在大安沟。 有一天刘云问我，为什么我在夜里还不闲着，作梦时说的还是制造弹药？这叫我怎么说呢？那时节，抗日是我的唯一目的，研究怎样制造弹药、制造出更多种多样的弹药工作是我的唯一抗日的手段，学习又是完成手段的手段，这些原本一直是我生活中主要的内容。 那两本英文的《高级火药学》的重要部分，已被我反复读过，思考过。其它的工业部发给我们的，或我自己由其他连队借到的化工和机械书籍，我也都大致浏览过。弹药和制造它们的设备，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不错，化学厂人员不少，政治工作、事务工作还有很多，这些已有很有负责心可信赖的黄锡川同志负责。我全身心既然在弹药上，说梦话，不说弹药还说什么呢？ 刘云调到工业部化学科，在大安沟任文化教员。开始一切平安无事。一个时期以后，就逐渐不正常了。最后她竟和黄锡川同志当面顶撞起来。这事出乎我的意外。黄锡川同志，是个好同志，一贯对我很好。为什么刘云会和他发生顶撞情况呢？为此我曾经十分苦恼过。这以后，在刘云调到神南工业部总务科工作之后不久，她又和总务科的苗科长顶撞起来，我才发现，这可能是“熊案”在她身上遗留的一种后遗症。刘云从不顶撞我，也不和接触到的其他人员顶撞，专和领导干部，和她的直接领导顶撞。她很容易认为组织上歧视她。 刘云原来是个斗争性很强的人，这本来是她的一个优点。她宁折不弯，好打抱不平。她向往革命。而来到革命队伍不久，遇到“熊案”，二十多岁的女同志自然不容易接受，想不通。她长时期的“反抗”，以致这种情绪和行为逐渐成了她的一种作风。以后她累次出现和她的直接领导顶撞的情况。当然，据刘云所讲，她的直接领导也不能说完全正确，没有缺点的。人谁没有缺点呢？又何于至累次发生直接冲突呢？ 不错！“熊案”是有扩大化的弊病的，这也是火热的斗争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人对局部的接触是直接的，对全体的认识则是间接的。矛盾无所不在。但再大的局部也是局部，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总是不能丢掉的。如果人的头脑不够清醒，眼光只停留在局部，只看到小道理，而忘了真正的注意重点应该是全体，应该是大道理，则真正是眼光短浅了。 我对刘云当时的情况，颇不以为然。那时我缺乏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刘云的顶撞问题本质，也缺乏明确的认识，我除了作一般性的劝说之外，再没有能力对她作进一步的工作。为此，我很苦恼。我这个人，以“贤良方正”自居，是很重视节操的，在男女关系方面更有严守节操的心愿。我们已经结婚了，不该再轻易变动。何况刘云这个人，在中华民族面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时刻，在对日斗争上，在革命大节上，一贯是好的。 *传说：当日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天柱为断，于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人，谁没有缺点呢？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天下的人和事哪有十全十美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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