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山馆考

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  李超平

　　大凡对湘军名将罗泽南的生平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他长达二十五年的塾师生涯印象深刻，这竟占去他人生一半时间（见表一）。

年份	年龄	地点	东家	备注
道光五年	19	石冲	萧宅
道光七年	21	椿树坪	设馆
道光八年	22	新塘	刘宅
道光九年	23	石灰塘	匡宅
道光十年	24	新塘	刘宅
道光十一年	25	江家塘	张宅
道光十二年	26	江家塘	张宅
道光十三年	27	江家塘	张宅
道光十四年	28	新泽	李宅
道光十五年	29	新泽	李宅
道光十六年	30	流南塘	陈宅
道光十七年	31	流南塘	陈宅
道光十八年	32	流南塘	陈宅
道光二十一年	35	洲上	朱宅	朱宗程
道光二十二年	36	洲上	朱宅	朱宗程
道光二十三年	37	新泽	李宅
道光二十四年	38	善化县	贺宅	前山东道御史贺熙龄
道光二十五年	39	善化县	贺宅
道光二十六年	40	洲上	朱宅	朱宗程
道光二十七年	41	芭蕉山	左宅	署徐州知府左仁
道光二十八年	42	芭蕉山	左宅
道光二十九年	43	芭蕉山	左宅
道光三十年	44	汪家冲	孔宅
咸丰元年	45	善化县	贺宅	前云贵总督贺长龄
咸丰二年	46	善化县	贺宅

　　诚然，塾师这个职业不只是罗泽南的谋生之道，也是他传播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理学素养凝聚了一大批忠实的信徒，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一派。客观上也为日后率领湘军征战储备了大批人才，并践行了自身的远大抱负。故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用专门的篇章高度评价罗泽南及其弟子李续宾、王錱：

　　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则以醇儒笃躬行。而遭逢世屯，奋身扞乡里，练丁设防，遂创湘勇，而起书生以当大敌，蹈难不顾，师弟僇力，转战大江南北，师殕而弟子继之，智名勇功，后先彪炳......

　　因罗泽南的弟子众多，并且最早在湘乡编练湘勇维护地方治安，素有“湘军之父”之誉。也就是说，他才是真正的湘军孕育者，这与湘军统帅曾国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从彭洋中所撰《湘勇源流记》的表述来看，罗泽南在促成湘军诞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被弱化的，或者说表述并不清晰、透彻。如“罗泽南来”一语出现在行文2000字之后，随即就是“命易良幹奉以中营事，而已副之”。这表明，罗泽南在彭洋中笔下迟缓而突兀地“出场”时，湘勇早已创立，他只是一个后继的副营官，为弟子易良幹当副手。而当时已经设立的湘乡勇左、中、右三营中，左营由王錱率，右营由康景晖率，他们都是罗泽南的弟子，但老师却当了弟子的副手。如果循着这样的逻辑来判断的话，“湘军之父”显得说服力不够。
　　有鉴于此，笔者用长达三年的时间对罗泽南、王錱等人的遗集、族谱及县志等资料进行了仔细解读，并偕同湘潭市委党校洪学敏副校长、湘乡市委统战部左都建副部长、湘潭市委党史办唐徽先生等一道深入历史现场寻访，以考证罗泽南设馆芭蕉山为契机，对芭蕉山馆与湘军肇始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芭蕉山馆缘起

　　道光八年的湘乡举人左仁不如他的同年学友彭洋中知名，如今罕有人知。但事实上，当年曾国藩曾与其有书信往来，去世后还撰挽联：

     使青士有年，欲安天下今谁属？
     忧苍生成病，未定江南死不归。

　　同治《湘乡县志·卷十七·人物》载：左仁，初名辉春，字青峙，道光戊子（八年）举人。以知县分发南河，归江苏补用。所历六县一州皆有声……署徐州知府，后以病引退，既得告，徜徉太湖山水间，未几卒。子二：枢、桢。
　　左仁的遗著有《芭蕉山馆稿》（失传）、《左氏双忠集》、萝石先生年谱》一卷等，并主修《续增高邮州志》六卷。
　　针对左仁的家世，几经周折，笔者一行于2014年12月30日，在原湘乡桂花乡（现属虞唐镇）一山农家中访得一套完好的《湘乡沧溟左氏璇祖支谱》，它由左仁的长子左枢于同治六年（1867）修成，迄今近150年。
　　根据左枢所撰谱序，湘乡沧溟左氏源出江西吉安，于元代迁湘，至左仁为迁湘后第十四代。
　　左仁的生平履历，体现在左枢所撰《诰授朝议大夫、江苏候补知府、显考左公清石府君墓志》全文中（见附图一），可知左仁出生于嘉庆七年（1802），较出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同县罗泽南大五岁，较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曾国藩大九岁。
　　附图一：左仁墓志
　　左仁逝世于咸丰十年冬（见附图二），因为太平军与湘军激战正酣，道路不畅，故其灵柩在今江苏苏州太湖东山一带停厝了近八年，直至同治六年才归葬湘乡故里。
　　附图二：左仁谱载记录
 
　　身为从四品知府的左仁，才有财力于家中设立私塾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及戚友的子弟们读书，这是“芭蕉山馆”的成立基础。
　　罗泽南的塾师履历中，道光二十七（1847）—道光二十九（1849）在芭蕉山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时为湘中硕儒，另一方面则是与左家的私谊。《罗泽南集》中有一篇《此君楼记》，内有“吾友左子芗谷，居东阁.....”之语。在梳理左氏谱时见载：

　　左芸，字芗谷，号湘阁，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十三日生……

　　原来，“芗谷”是左仁的三弟，居芭蕉山下“此君楼”，与罗泽南为友（见附图四）。可见，亲情与友情，是理学名师与诸多士子能在芭蕉山馆产生交集的重要纽带。
　　附图四：左芸（芗谷）谱载
 

　　二、芭蕉山今昔

　　《湘乡沧溟左氏璇祖支谱》的收藏地桂花乡是湘乡沧溟左氏的聚居地，但并非左仁的故乡。
　　族谱中收有左仁同年、同乡彭洋中所撰《清例封文林郎、左府君、孺人潘太君合葬墓志》，这是左仁的父母（见附图五）。
　　附图五：左业传夫妇墓志
 
　　据其载，左氏迁湘后数传至天佑公，为左仁先祖，“奠居八都沧溟”（湘乡市原桂花乡）。至曾祖尹第，“徙居湘城昆仑桥”。祖父龙泽，“授修职郎，置田景庆三坊望南桥，命子业传（左仁父）分居花桥东阁冲”。他能有条件入县学，又参加乡试并中举，显然与家道殷实的背景分不开。
　　左父业传，乾隆四十年五月生，育有四子，左仁居首。嘉庆十五年由望南桥徙居东阁冲，道光十年九月卒后，葬地是三坊古芭蕉桥右东阁冲口象鼻山。
　　在同治《湘乡县志·卷一·地理》景庆三坊的地图上，花桥、芭蕉市、芭蕉岭等地名清晰可辨。同治《湘乡县志·卷二·地理》：“芭蕉岭，在治南二十五里，南望衡岳，北临县治”（见附图六）。
　　附图六：同治时期湘乡景庆三坊地图
　　由此可见，芭蕉山下东阁冲，是左仁家族曾经的家园，芭蕉山馆因此设于此，《芭蕉山馆稿》也得名于此。循着这些史志记载，笔者一行于2015年12月30日找到了湘乡市梅桥镇芭蕉村（见附图七），这正是清代“景庆三坊”所辖的区域。
　　我们实地查看了芭蕉山（古称芭蕉岭）全貌（见附图九）及已经湮灭成一条小溪的芭蕉水（古为小河）。
　　附图七：芭蕉山远眺

　　由于历史的变迁，昔日的“芭蕉市”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部所在地，聚居着二十余户人家，已非古时的小市镇。当地村人对左仁家族的后裔及芭蕉山馆原址均一无所知。根据老辈人指点，寻见一处疑似残址，只道早年是祠堂后改学堂的所在，从场所的规模来看，倒是适合设立私塾的场所，但很难直接与“芭蕉山馆”联系起来，更何况芭蕉山馆设立的时间本来就短。自1849年底罗泽南离开芭蕉山馆，至今已一百六十余年，漫长的岁月抹去了这些物质存在，唯有历史真相不被磨灭。

　　三、芭蕉山馆弟子考

　　罗泽南先后在十余家任教，这些东家中，又以善化县（今长沙县）贺长龄（前云贵总督）兄弟家、徐州刺史左仁（辉春）家、洲上朱宗程（湘乡本地知名士绅）家最为知名，他在这三家任教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在左家芭蕉山馆任教的三年间，罗泽南还先后完成了《人极衍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三部重要著作的撰写。他的文集中还收录了两首与芭蕉山相关的诗作及一篇酬行序文《送左生孟香、仲立省亲徐州序》，这也是其塾师生涯中一个独特之处，也是考证芭蕉山馆的有用信息。
　　诗作一：《春日偕馆中诸生登芭蕉山》

　　春风习习收残雨，白云行尽山当户。
　　引领重宵游兴飞，欲上青天揽寰宇。
　　……

　　诗作二：《九日登芭蕉山赠左孟香》
　　九日朔自衡岳归，看山无心日掩扉。
　　重阳共尔泛樽酒，芭蕉岭上一挥手。
　　……
　　至于《送左生孟香、仲立省亲徐州序》一文，应是作于道光二十九年，左氏兄弟前往徐州，芭蕉山馆的使命也就此结束，次年罗泽南改设馆于善化贺长龄府。

　　左枢、左桢兄弟
　　《送左生孟香、仲立省亲徐州序》：“岁丙午，左生孟香偕其弟仲立，自太湖归。从余游三年，性高明......孟香年十七，仲立少其兄三岁......”
　　左孟香即左枢，左仁（原名左辉春）的长子，与其弟左桢同为罗泽南弟子。
　　左仁长期任职江苏高邮州及南汇、震泽多县知县，官至徐州知府，他自然有条件设立私塾，聘请名师为自家子弟完成学业。同时，芭蕉山馆不仅仅只有左氏兄弟，还有多位弟子同读，芭蕉山馆的规模可能相对较大。
　　同治《湘乡县志·卷八·武勋（文职）》载有左枢简历：
　　……同治四年从军，以援剿贵州、同复镇远、清江、施秉等处积功，官知府，赏戴花翎。八年十月，在营病故，照道员例从优议恤，赠光禄寺卿衔。    
　　结合族谱记载推算，左枢年仅三十七岁，加入湘军的“军龄”仅区区四年，是罗泽南弟子中从军最晚的。
　　左枢有一子，名龙苂。龙苂子又早殇，遂继嗣子先初，有后裔繁衍至今，已是自左仁起第六代。
　　左桢生于道光十六年，官至江苏候补道、库大使，光绪七年去世。  
　　左桢的后辈也出现了过继现象，但已无直系后裔延续至今。

　　王錱、王开仍兄弟
　　《王壮武公遗集·年谱》：道光二十九年，“馆同县左青士先生家”。（原按：青士先生名仁，江南铜山县知县，进官知府，著有《崇本编》。今按：王氏族谱及文集中均将‘青峙’记为‘青士’。）道光二十九年是罗泽南在芭蕉山馆授徒的最后一年，王錱于上年“亲执贽其门，忠节公深重之。”
　　与之佐证，《罗泽南集·卷四·王石峰先生寿序》：“岁戊申，王生璞山偕其弟仍从余游，皆有志于学。余以女字仍，纳吉后，谒其大父石峰先生。”“石峰先生”是王錱的祖父。“璞山”是王錱之字，“仍”是其弟王开仍（字心牧），兄弟俩都是罗泽南弟子，且开仍还成了老师的女婿。王錱不仅仅是罗泽南的得意门生，而且还与左家存在姻亲关系。其年谱中引述了左枢撰《王壮武传》的内容：“壮武公于吾为族舅氏，而居常弟我，同师罗忠节公”即是线索。
　　《横塘王氏族谱》，内有如此记载（见附图三）：
　　王宗枝（泽流长子），乾隆四十六年生，道光六年卒。配杨氏，子二：开焜、开炳（殇），女一，适左青士（峙）。
　　王錱的族名为王开作，与该族姐（王宗枝女）为同辈。可见，左、王二姓族谱的相关记载完全对应，左仁是王錱的同族堂姐夫，左枢遂有“族舅氏”之语。
　　附图三：王宗枝之女谱载
 
　　此外，《王錱年谱》中还提到了当时的同门师兄弟：

　　先后从忠节公游者，同县为易临庄良幹、罗介山信东、罗晓春镇南、钟苔洲近衡、钟楚池近濂、朱铁桥宗程、康斗山景晖、罗镜坤信北、翁云窗筼登、易芝生良翰、李忠武公续宾、李勇毅公续宜、潘伊卿鸿焘、左梦星枢，及今陕甘总督杨公昌濬。

　　但他们也不全是在芭蕉山馆内就读。

　　李续宾、李续宜兄弟
　　考《李忠武公遗集·年谱》：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月，“诣罗忠节公问学，且视勇毅公。”又引述李续禋撰《李忠武公行状》：“丁未年十月，公复至罗山先生塾中视余及勇毅公，听讲五日，每有问难，罗山先生深许之。”该记载表明，李续宜（谥勇毅）、李续禋（堂弟）在芭蕉山馆就读，李续宾虽执弟子礼，但未日常跟随就读。罗泽南在为李续宜作《耻不逮斋记》文中也说的非常清楚：“道光丙午，李子希庵从余游。”
　　李氏兄弟显然是罗泽南的爱徒，道光二十八年八月九日，值李续宾之父振庭先生六旬寿辰，罗泽南率其门人弟子往贺，计有钟近衡、王錱、王勋（开仍）、刘典（宁乡人）、杨昌濬、朱宗程、康景辉、翁笏登等，足见他们间关系密切程度。

　　杨昌濬
　　《湘乡桐瑞台杨氏五修族谱》收录了旧谱中的杨昌濬诗作多首。其中的《即事书怀，兼呈罗山师暨王璞山、刘霞仙、罗云浦、康斗山诸友》也可稽考当年罗泽南的弟子名单。

誓凭忠义赋同胞，夜习韬钤画宝刀。
诸葛才宜卑管乐，子房智本迈萧曹。
承平福泽庸人享，患难功名志士劳。
莫笑书生无将略，杀机天发起英豪。

　　原注：罗山师教人每于课艺之余令习武艺，尝曰：“余观天下将乱，尔辈毋为八股所陷，致贻书生无用之讥。”迨咸丰壬子秋，粤匪犯长沙，省城所在盗起，邑侯朱石翘明府募乡勇三营防堵，委罗山师、王璞山、康斗山将之，出守要卡，日事训练，我邑得以无恙，湘军之立实始于此。

　　更重要的是《有怀：不寐，成我生叹》，诗注中列出了芭蕉山馆里的主要弟子之名：

我生命何苦，甫壮罹父丧。
阿母早逝世，孤灯照虚房。
提携小儿女，形影独凄凉。
爱儿情虽切，督责存奢望。
仰慕罗师贤，负笈蕉山堂。
罗师握军符，命儿为之襄。
时勗以大义，树志为忠良。
就傅与捧檄，终岁走四方。
侍亲日恒短，离亲日恒长。
岂知叨禄位，风木徒悲伤。
忽忽际衰老，复起图边疆。
令名终思贻，庭训焉敢忘。

　　长子杨鸿度于此诗后加有释语：道光己酉，先父以罗山师讲学左氏芭蕉山馆，命予往事之，时同学者为王壮武兄弟，钟苔洲兄弟，易芝生兄弟，及李勇毅公，左孟星兄弟，今存者寥寥矣。
　　“仰慕罗师贤，负笈蕉山堂”一句，直接点明罗泽南讲学芭蕉山馆、杨昌濬系芭蕉山馆弟子之一的事实。“王壮武兄弟”指王錱和王开仍兄弟俩；“钟苔洲兄弟”指钟近衡、钟近濂兄弟俩；“芝生”即易良幹之字，“斗山”是康景晖之字；“李勇毅”公指李续宜，官至安徽巡抚，病逝后获谥“勇毅”；“左孟星”兄弟即左辉春的两位公子左枢、左桢，左氏族谱中记为“孟星”，在罗泽南的诗文中则被记为“孟香”。罗氏之误，疑是湘乡本地方言中“星”、“香”近音所致。
　　罗泽南弟子之众，还可以从他所撰诸多寿序及游记中窥见一斑。
　　《祝易筠亭先生七十寿序》：”乙酉，芝生从余游,与之讲明德新民之学......”
　　《杨母某孺人七旬晋一寿序》：“岁庚戌，杨生昌濬游余馆......”
　　《节母陈母李孺人六旬寿序》：“......孺人之孙达，为吾邑左青峙刺史婿（左仁无女，疑为侄女婿），因从余游三年......”
　　《钟母徐孺人六旬寿序》：“道光丙午，余馆洲上，钟君柏泉令其弟苔洲从余游......”
　　《节母康母胡孺人七旬寿序》：“......越明年，丁未，孺人寿七旬。其孙斗南从余游，请以一言寿......”。
　　参考杨昌濬的诗作，粗略估计曾在芭蕉山馆就读的弟子不下十人，其中还包括左仁的亲属。规模之大，为罗泽南二十五年塾师生涯中所仅见。日后这些弟子都是编练湘乡勇时的骨干成员，并成为湘军中的知名人物，如李续宾是湘军第一悍将，王錱则别立“老湘营”一军。（见表二）。

　　表二：芭蕉山馆弟子的结局

姓名	最高职衔	结局
李续宾	浙江布政使	三河战役阵亡
王錱	道员	病逝于江西军中
李续宜	安徽巡抚	病逝家中
杨昌濬	陕甘总督	退养
康景晖	直隶州知州	退养
钟近濂	营官	阵亡于岳州
钟近衡	营官	阵亡于岳州
易良翰	教谕加运同衔	督办东征军饷
王开仍	中书科中书	在乡，三十岁逝

　　四：芭蕉山馆的历史价值

　　“衡山蜿蜒八九百里，回雁为之首，岳麓为之足，湘乡县境则适当其腰膂。叠嶂层峦，苍然磅礴。人生其间，得其雄深沉厚之气，率多忱恂朴茂。澹乎若无所营，渊乎若莫可测，旁县弗逮也。自曾文正起咸同间，魏然魁硕，为当世名臣大儒而一时如罗忠节（罗泽南）、王壮武（王錱）、李忠武（李续宾）、李勇毅（李续宜）、蒋果敏（蒋益澧）、曾忠襄（曾国荃）及今刘毅斋侍郎（刘锦棠）项背相望，皆世之所谓伟人，区区一邑中并而其盛，如此求之前古，亦所未见……”
　　这是光绪十八年（1892）的秋七月，一位有着“赐进士出身，诰封朝议大夫湖北特用知府，前工部主事”头衔的文人为湘乡曹氏族谱作序。他叫余肇康，长沙人，晚清进士，是我国铁路建设的先驱之一。
　　他开篇就说湘乡这个地方的特殊地理、地貌与这方土地上涌现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时代豪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更何况，从古到今，人们都笃信“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军在这里诞生，在这里勃兴，湘军主要统帅的性格，自然会带有鲜明的湘乡特质。
　　作为族谱序文，言词间难免有所溢美，但至少说明一点，这样一个涌现出诸多中兴名臣、名将的地方，一定有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化内因。尤其，芭蕉山正是衡山余脉之一。
　　无独有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林增平先生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中指出：“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与之相应的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恰当其时，湮灭了百余年的船山学说开始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上反封建的学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从而进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别于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干方面异于他省气质的湖湘文化。”
　　湖湘学统的正式形成期应是在宋代。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明时期形成了理学思潮。湖南道州人周敦颐成为了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这一学术的形成，也预示着湖南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的生成，并决定了湖湘文化的形态和特质是一种理性学文化，因而备受后人胡宏、张栻的推崇。
　　南宋时期，随着理学文化思潮的兴起，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湖湘学派应运而生，其创始人为胡宏，他的一些重要思想论点则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继承。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则成为这个学派最有成就的人物。
　　元明时期，朱张并称的湖湘理学学统确立。其学术传统是通过湖南书院的逐步办学而深扎于湖湘文化之中。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成为举旗之人。
　　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于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当湘军尚未攻克南京，曾国藩就在安庆开始筹备刻印《船山全书》。王夫之对曾国藩、罗泽南的影响有多深远？2006年，学者李志和先生以“湖湘一脉”为题，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
　　据他的研究，曾国藩、罗泽南等人推重王夫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外学术推崇、乡邦情怀等因素外，他们这几位不同时代的人，其实还存在无形的师承关系。这是因为，王夫之与当时的湘乡文人张曙寰、刘象贤、龙孔然、龙孔蒸等关系非常密切（衡阳县与湘乡县紧邻），这些人又分别与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等人有着师承关系，湖湘学风的熏陶据此代以相继，其中又以曾国藩、罗泽南为著。以他们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湖湘士子，不再限于以“文章驰声”，而是“当立勋业、树气节，以古名臣自期”，意味着这些传统书生开始意识到视界应由由书斋向社会延伸。
　　 “经世致用”是晚清湖湘学风的重要特点，这既符合儒家外圣内王的宗旨，也是应对社会危局的自然反应。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讲求能治国平天下的学术，也就是要求士人积极参与社会的实际政治、经济活动，认同这种理念的士人往往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实干精神，曾国藩、罗泽南及其弟子们就是典型的例子。与曾国藩的处境不同，罗泽南出身贫寒，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虽衣食难继，仍刻苦向学，孜孜不倦钻研程朱理学并以之为正统，在科举仕途不顺的情况下又致力于言传身教程朱理学。“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钱基博语）。
　　当芭蕉山馆结束之际，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即将波及湖南，顾及它对时局、对自身的影响，罗泽南和弟子们较早介入维护地方治安乃至助守省城、曾国藩结束守孝接受团练大臣的任命、芭蕉山馆的弟子们协助编练湘勇和创建湘军并在无数征战中成长为骨干中坚……这些自觉的主动行为无一不是“经世致用”思想深刻影响所致。   
　　王錱年谱：
　　“明年夏，大旱饥，土寇啸聚百人于县南掠食，居民惶骇无所措。錱自学舍归，驰集里中人，略以兵法部署，而出境捍逐，应时解散。然后白县官发仓谷平粜，劝富绅出余谷赈济。饥而不害，时道光二十九年也。”
　　道光二十九年，正是罗泽南在芭蕉山馆任教的最后一年。在相聚芭蕉山馆的道光二十七年之前，李续宾、王錱等人都曾间或在其里居一带自发召集乡人练团，自保一隅，可视为对日后发起正式“团练”的粗浅尝试。芭蕉山馆解散之后，随着新任湘乡县令朱孙贻的到来，原来松散的乡间练团变成了由官方牵头的有组织行为，湘勇渐次成形，湘军藉此在这里开始孕育，星星之火终致燎原。
　　显然，芭蕉山馆三年的砥砺向学，使王錱、李续宾们的学识进一步提升，对团练的认识进一步成熟，他们的视野开始从乡间向全县延伸。“于是邑人推重，籍籍有任侠名。会太平军起广西，湖南亦震，而盗贼四起，乃倡团练保伍之法。”
　　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人。“既而巡抚张亮基檄举将才，（湘乡县令）朱孙诒举錱以应。乃率三百人赴召。罗泽南亦奉檄率所部赴长沙，遂合军。而泽南将中营，錱将左营。出剿衡山、安仁、桂东各县土寇，咸有功，叙绩以知县用。”可见，“经世致用”使他们获得了切实的回报，为无法通过科举致仕的这群有抱负、有血性的湘乡人打开了新的上升同道，无疑也为更多的湘省士人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示范。
　　随着曾国藩正式就任团练大臣，罗泽南及弟子们所率协防长沙、征剿省内的“湘乡勇”成为了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基础班底，并于首次出省作战时正式打出了湘军的旗帜，他们的格局也不再囿于湘乡乃至湖南一地。在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的继续调教之下，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蒋益澧、刘腾鸿、刘典等弟子相继从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他们成为湘军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而个性独特的王錱则因与曾国藩的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创立了湘军的别支“老湘军”，刘松山、刘锦棠、魏光焘、李光久等继起名将将这支部队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时期与日寇血战而终。
　　作为中国第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湘军对湖湘学风、湘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李肖聃先生在《湘学略》一书中专门设置了《罗山学略》，他着意指出：

　　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事罗山。大儒平乱之效，湘中讲学之风，皆自罗山而大著……究心性理，通知世务，见诸实行。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罗山之力为多。儒门出将，书生知兵，较其功烈，近古未有也。

　　从湖湘学风的大格局下来看自王夫之至曾国藩、罗泽南、王錱的一脉，似可认为湘军群体是湖湘学风熏陶出的一个璀璨成果，它又反过来进一步拓展、丰富了湖湘学风的内涵。故湘军在湘乡首先诞生、在湖南率先崛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学者刘铁铭先生据此认为：   
　　湘勇团练的成功经验，奠定了湘军组建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官佐基础（《湘勇团练与湘军的崛起》）。咸丰皇帝任命的全国四十三个团练大臣仅有曾国藩因为创设了湘军而取得了显著成功的原因也在于此。
　　追根溯源，这个形式已经消逝了的左氏芭蕉山馆中的大部分弟子，成就了湘乡勇的创兴，故而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湘乡乡村私塾，还是“征战遍及十八行省”（曾国藩语）的湘军肇源之所。